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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传-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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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传》
作者:南宫搏
前记
一、杨贵妃,中国历史上最特出的女人
中国历史,就从文献最少的夏代起计,每一个朝代,大抵都有些特出的女人。“特出”,指其本身的姿色美丽以及和政治的关连;任何一个朝代的美丽女人,倘若没有强烈的政治陪衬,便不会享大名,流传后世。
举例来说,最古老的夏代,末代帝王桀的妻子妹喜;其次,商殷的纣王妻子妲己;周的幽王之妻褒姒。被列为亡国的美女,是祸水!虽然褒姒并未使周亡,但丈夫被杀,王都东迁,人们也就含糊地将之列入亡国祸水类中。
这是中国史上可考的最早的三个朝代,便已如此了。往后去,文明进化,政治权力兴替间,总会有一些美丽的女人出现,组织和构成所谓的“历史悲剧”,于是乎,有所谓“女祸”,有所谓“红颜薄命”等等说法。
那些历史上著名的美人,大致是少有“福寿全归”的。长春不老的夏姬下落不明;西施是否被淹死不知道,后人珍惜一名美人,把她送给范蠡作结,聊以自慰而已;其余如楚霸王的虞美人,汉高祖的戚夫人,死得都很惨。王昭君虽然嫁得很好,丈夫死了,丈夫的儿子再娶她(不是她的儿子),一样有崇高的地位,但在汉民族的心理上,这样的远托异国,又总是可悲的。再往下数,历代美女,几乎脱不了悲终。而从青春华茂到悲辛收场,有史以来,集其大成而又奇诡多变,故事流传最广最久的,要算唐朝玄宗皇帝的贵妃杨玉环。
我处理中国历史,以夏禹为有史之起点,以前自然有,但只是一些传说,完全不能称为史,此后,我的大划分代为:秦始皇帝统一中国;南北朝的大混乱;唐玄宗天宝之乱;蒙古人统治中国;孙文创中华民国。
这个大划分,以唐玄宗天宝之乱为中国命运的转折点。自天宝之乱以后,中国就长期向衰了,这是从文治教化整体的辉煌而言,一时的武功或疆土扩大,是不足道的。
天宝之乱,主要人物或代表人物,自应是当时的皇帝李隆基,但史家和文学家们,把天宝之乱的重点落在马嵬坡事件上,于是,杨贵妃便成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代表人物。
这其实是很荒唐的,但把一个并非政治性的女人来承担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包袱,又是中国趣味——中国哲学的奥妙所在。
把这个大包袱让杨贵妃背上,在当时就已如此了,在此,可以引二十八字为证;唐僖宗朝宰相郑畋有诗如下: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
这一首诗后面十四字去掉也不妨,前面十四个字,写尽了大唐皇朝由危亡到复兴的关键所在:“杨妃死”,危亡的厄运解除,“肃宗回马”,即太子李亨离开父皇而领一军奔灵武自立为帝,展开反攻,收复失土,中兴唐皇朝。亦即“云雨虽亡日月新”七个字所表现的,“云雨虽亡”是杨贵妃的,“日月新”则是唐肃宗的,那意思是:杨贵妃虽然遭难但唐皇朝终于复兴。
这一首诗包含的意义很广,对杨贵妃之遭难,寄予同情——一死而中兴国家,死亦得所。
——中国的旧诗,作得好的,常能用极少的字包括叙事和评论在内;但毛病在于这需要熟知史实的人才能了解,即以上举郑畋这首诗,后来被人改(或抄误)成“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本意全失,且成俗唱了。
我引此,用以证唐朝人把本朝的兴亡之际的大包袱推到杨贵妃身上。而这一段历史,又是中国史的转型期,是以越到后来,杨贵妃所背的包袱也越大了!从夏禹开始到现在,四千零数十年间,没有一个女人身负的包袱有如此之重大的!
平时,我们泛泛而道杨贵妃,一个美人,自霓裳羽衣舞至宛转蛾眉马前死,繁茂悲辛的故事,乃至情天长恨,属于儿女情的,但是,扩大了来看这一个故事,所包含的实在很多。
以上是杨贵妃故事政治、历史的方面。
而在文学上,杨贵妃其人更张广大,自公元七五六年杨贵妃死(官定的死期)到如今,杨贵妃其人其事,成了中国文学创作最大最广的共题。
唐朝,是中国史上文化、政治、经济最发达的一朝,也是特出的有言论自由的朝代。唐朝人虽然有不少文字上和语言上忌讳,但忌讳的范围以私人之间为主,一般的,可以放言无忌。批评皇帝,拿皇帝的故事作诗作文,甚至讲得很不堪,亦不会遭祸。在杨贵妃生前,文人对她品评有之,对杨氏家族讥嘲也有之,到她在马嵬驿遭难后,她的故事迅速地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上的主题,并且随着时间而更加深广,渐渐,唐朝的文人把歌咏杨贵妃故事当作一种“考试”式的共题。白居易的《长恨歌》自然考得了古往今来的第一名。但在“长恨歌”出现之后,文人依然热心于自这一个“共题”而孜孜不倦于“考试”,借此来练习和表达自己的史才,诗笔,议论,想象……
唐代著名的诗人李商隐,对咏杨贵妃故事是极为热衷者之一,李商隐所作不及《长恨歌》,李又好在字面上作评断,而且多局限于儿女情,不过,从李商隐的作品中,却让我们得知了:唐人对皇家的言论自由到了可惊的宽容程度,举例:
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
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华清宫)
这首诗是讽刺的,但力求在“考试”中作惊人语,结果却不伦不类了,褒姒“使”她的王死,杨贵妃没有“使”她的皇死,这成了什么话?但由此可见言论自由的放任程度。另外,李商隐最出色的一首咏杨贵妃的诗:“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这两句虽没沿袭《长恨歌》“忽闻海上有仙山”的提示,但翻了新意,作为杨贵妃在海外得知玄宗皇帝被废被囚。这对杨贵妃逃亡到日本传说,有进一步的传播作用。同诗最后两句:“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芦家有莫愁”,再加“君王若道能倾国,王辇何由过马嵬”,那是直接批评皇帝无力护全一名女子以及“有情”的虚假,亦属于言论自由的顶端了!更有一首:“骊山有感”咏杨妃云: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
这首诗一些也不见好,但却赤裸裸地写出了玄宗皇帝夺取儿媳为妻的事实,再道出寿王以后处境的尴尬。诗虽然不见佳,但总是有新意在。
上面,我零乱地取了一些诗句,为了引发杨贵妃故事的若干特出点。
唐朝人就此完全不避讳的,杨贵妃先为李隆基的儿子、封寿王的李瑁之妻,后来父皇取儿媳为妻。
这是杨贵妃故事的第一阶段,当中国的社会道德律更变之后,有许多“卫道”之士,拼命要否定这一故事,有的人以事实俱在,无可否定,求告和恫吓兼施,命人们不可提及此事,甚至搬出孔夫子,“春秋为尊者讳”,唐玄宗是尊者,千万不可说他这一宗乱伦的丑事啊!到了清朝,中国自南宋以来积累起来的社会道德律,几乎比泰山高,比长城固,如朱彝尊其人,想尽办法来遮掩杨贵妃先事子,再事父的故事,他“考证”杨贵妃虽寿王妃,但却是处女入宫,所以,唐玄宗虽有丑闻,并不太严重。
这是可怜亦复无知的新道德保卫者的自我欺骗。唐朝人自己不以为是违反道德律的;官文书记载,至今仍存,后人为了后起的对妇女的道德律而大叫,其陋可知,从而也可见中国的文化的向衰。为此,在讲故事之前,特别将它提出来。
关于杨贵妃的婚姻,现存“唐大诏令集”(按即皇帝命令,俗称为圣旨的东西)卷四十,“诸王册妃”类,及“王妃人道”类,有两封诏令,直接提到,一封诏令,间接相关,摘要如下:册寿王杨妃:“维开元二十三年,岁次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皇帝诏曰(中略)……尔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璬长女,公辅之门,清白流庆……今遣使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李林甫、副使黄门侍郎陈希烈持节册尔为寿王妃……”
“同中书门下”,即是宰相。册杨玉环为寿王妃,有年月日可查考。册妃,等于现在的订婚。“册”后,尚有不少繁文褥节(见开元礼),大约需要半年或一年才能结婚。估计:杨玉环嫁到寿王李瑁那儿,应在开元二十四年夏秋,再推迟些,或开元二十五年初春,要再迟,便少有可能了。(按:旧、新两唐书的杨贵妃传,对杨玉环出身,似有故意的错乱或隐蔽,旧唐书连杨贵妃的父名都弄错,且完全不提先嫁寿王事,新唐书主修者不敢太抹煞事实,加入先为寿王妃语,但对杨玉环的父叔,却蒙混过去,因为新唐书取旧书资料,二传皆乱采传说,荒唐不经,不必深信。)
寿王的亲母武惠妃,为皇帝所极宠,她的女儿咸宜公主嫁杨洄,据史书载:杨洄与岳母武惠妃同谋,陷害三位皇子(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李隆基于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将这三个儿子废为庶人,随后又赐死于城东驿。武惠妃这样做,据说是为她亲生的儿子李瑁夺取太子地位,这是可信的。然而,武惠妃本人,却在同年十二月死了,死时才四十岁。史书说,武惠妃是被三位皇子的鬼祟而死的。
至于杨玉环入宫,中间有一个转折,并不是名义上直接由寿王妃变成贵妃的,“唐太诏令集”卷四十有“道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中曰:“……寿王瑁妃杨氏,……属太后忌辰,永怀追福,以兹求度,雅志难违……宜度为女道士。”
此敕文不曾留下年月,但仍可以考据的:第一、度杨玉环为女道士,必然是皇帝先和她奸好之后的事,据《新唐书》本纪第五玄宗纪,开元二十八年条下云:“十月甲子幸温泉宫。以寿王妃杨氏为道士,号太真。”
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虽缺了年月,但参照本纪,我们可以定出:皇帝和儿媳杨氏奸好,当在开元二十八年十月(或稍早,但以十月赴温泉宫时带到骊山以供淫乐的可能最大)。如此,则度为女道士的正确时间就容易考出了,李隆基的亲母窦氏(太后)死忌在正月初二。敕文中“属太后忌辰”,当是开元二十九年的正月初二。(公元七四一)
杨玉环做寿王的妻子,应当有三年多或四年多,结婚至四年,岂有再是处女之可能?何况,唐朝人又并不重视处女膜的。
杨玉环入宫为女道士(在内宫的太真观,不是长安市的太真观),过了四年多,才被册立为贵妃。
父、子之间共妻夺妻,以“女道士”作为过渡,说起来,也可以算避了一下,父亲娶的是女道士,并非儿媳。儿子则在这四五年间没有正式妻子了。天宝四年(公元七四五)七月二十六日壬辰,皇帝再为儿子寿王册韦氏为妃,册韦氏为寿王妃诏,亦存,同见“唐大诏令集”卷四十,皇帝为儿子再册妃后,八月六日壬寅,即册杨太真为贵妃。两册时间头尾在内共十一日。双重喜事来得也真快。
杨贵妃入宫问题,自南宋末年起,就成了中国历史、文学、乃至社会上的大问题,卫道之士,竭尽心智要缝补一个古人的处女膜。以现代观念看,这是很无聊之事,但在过去六百年间,此事关系社会风教,大得很。
南宋以后,中国女人裹小脚,等于半废了二分之一的人口,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自行在思想上裹小脚,使中国长期不能进步,这是因,而此因又可以说出在杨贵妃的身上。
除了政治包袱之外,杨贵妃又背上了一个社会道德的包袱。
在此,先交代了属于正派的有关杨贵妃的大事,这属于严肃和沉重的一面。下面,我再作一篇引言,讲讲马嵬坡事件的来龙去脉。读者们将来看故事,可以有一个概念,同时,也轻松一些,把杨贵妃可能没有死而逃到海外说一说,考一考,事属渺茫无稽,但很有趣,至少比使杨贵妃背着上面所说的包袱为幽雅和风趣一些。
二、马嵬事变和杨贵妃生死之谜
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传播最广和久远不衰的叙事长诗:《长恨歌》,作者白居易以杨贵妃的故事串连成此巨制,他写杨贵妃在马嵬坡事变时: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这是文学作品上记杨贵妃的死,是记实。只小有考证上的错误:杨贵妃死于马嵬驿时间为: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公元七五六)六月丁酉(十五日),其时,天子只四军,据旧唐书玄宗皇帝纪:“六月壬寅(二十日)次散关,分部下为六军。”
“六军”是在杨贵妃死后五日才建制的。马嵬坡事变,只可称“四军不发”。不过,文学作品上这样的小误,实无损记实,因为有不少专家编著的史书,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也一样系错了时间,甚至,连旧唐书本身,也前后错记,六军建制,玄宗纪系时和肃宗纪系时亦各记一日。
我先引白居易的《长恨歌》,那是为了简单明白,只用十四个字注出了杨贵妃之死。
旧唐书本纪第九,记马嵬兵变:“……丙辰(按:辰应为申字之误)次马嵬驿。诸卫顿军不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奏曰:‘逆胡指阙,以诛国忠为名,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怨,今国步艰阻,乘舆震荡,陛下宜徇群情为社稷大计,国忠之徒,可置之于法。’会吐番使二十一人遮国忠告诉于驿门,众呼曰:‘杨国忠连蕃人谋逆。’兵士围驿四合,乃诛杨国忠,众方退。一族兵犹未解,上令高力士诘之,回奏曰:‘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新唐书本纪第五,记马嵬兵变云:“……丙申,行在望贤宫,丁酉次马嵬;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杀杨国忠及御史大夫魏方进,太常卿杨暄;赐贵妃杨氏死……”
(按:杨暄为杨国忠之子;二书所记载,以新唐书确。)
又:旧唐书五十一,列传卷第一;后妃上:“玄宗杨贵妃”云:“……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军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既而四军不散,玄宗遣力士宣问,对曰:‘贼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力士复奏,帝不得已,与妃诏,遂缢死于佛室,时年三十八。瘗于驿西道侧……”
新唐书杨贵妃传所载略同,文字稍有出入,有如下数语:“帝不得已,与妃诀,引而去,缢路祠下。”
司马光资治通鉴引实录记马嵬事变较祥,录如下:“……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此时名李静忠)以告太子,太子未决。令吐蕃使者二十余人遮国忠马,诉以无食,国忠未及对,军士呼曰:‘国忠与胡虏谋反。’或射之中鞍,国忠走至西门内,(搏按:马嵬驿之西门。)军士追杀之,屠割支体。以枪揭其首于驿外门。并杀其子户部侍郎暄,及韩国、秦国夫人……军士围驿,上闻喧哗,问外何事?左右以国忠反对。上杖履出驿门,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上使高力士问之,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爱恩正法。’上曰:‘朕当自处之。’入门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谔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因叩头流血。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谋反?’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陛下则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置驿庭,召玄礼等人入视之。玄礼等乃免胄释甲,顿首请罪。上慰劳之……”(搏按:秦国夫人已早死,资治通鉴误。)
根据以上的记载,杨贵妃缢杀于马嵬坡的佛堂(依唐实录),应该无疑的了。杨贵妃死于马嵬,葬于马嵬,在官文书中,应已确定无疑。同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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