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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传奇-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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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看看《明报》的社论怎么说。
每天一篇社论,几十年坚持不懈,而且保持品位,试问天下能有几人做到?
金庸的武侠小说打稳了《明报》基础,加上沈宝新的经营手法,《明报》的广告业务稳步上升,虽未至盈利可观,赤字却已逐渐减少。报馆维持下去已无问题,相比于那些小报,销量已算可观,但比之于那几张大报,仍是小兄弟。
正在金庸绞尽脑汁,思索追赶良策之际,中国大陆爆发了“大逃亡潮”。那时正是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批的大陆人涌到香港,造成动荡局面,成为热门话题。当时各大报都争相采访这段新闻,以《明报》的人力、物力,实难以与它们竞争。
于是,金庸在社评中大做文章,对于此事发表了与众不同的看法,引起了读者的注意。
以《大公报》为首的几家大报,对于金庸的观点进行了抨击。《明报》当然不示弱,你来我往,一场激烈的笔战引得读者大看好戏,欲罢不能。本来并不怎么著名的《明报》在笔战中人人皆知,而更重要的是,金庸的社论引起了高度注意,不管赞同还是反对,谁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这次笔战后,《明报》扩展至两大张,形成了中型报纸的规格,同时也有了盈余。可以说如果没有“逃亡潮”,也许就没有《明报》后来的发展。
差不多同时,《明报》与《大公报》又有一场火药味更浓的论战。那年,中国大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研制原子弹等核武器。金庸对此事持不同的看法,他以为强国在于亲民,现在人民穷得连饭也没得吃,实在不该去发展核子武器。这种论调显然带有书生气,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引起了《大公报》的猛烈抨击。
越争论,《明报》越出名,销路越上升。难怪有人说,《明报》能在报界站稳阵脚,实拜《大公报》所赐,真可谓“谑而虐”也。所以,对于你的敌人,最好的办法是沉默,是冷漠。在指责别人的同时,常常是帮了别人的大忙。
《明报》的成功与金庸的善用人才也是不可分割的。六十年代的《明报》,人才荟萃,令人神往。
《信报》老板林三木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明报》的。他先在资料室做资料员,受到金庸赏识被派往英国学习财经,返港后任《明报晚报》的副总编辑。以写中国新闻见称的丁望是资料室主任,丁望那时被视为中国问题的专家。现时《成报》总编辑韩中旋与小说家江之南那时是《明报》的编辑。曾以散文广受欢迎的张君默是《明报》的记者。创办《新夜报》,其后又回到《明报》出任总编辑的王世瑜,那时是校对兼送稿。胡菊人也是此时加入《明报月刊》的。女作家亦舒也在《明报》当过娱乐版记者。另外还有简而清的马经、狗经,等等。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也为《明报》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明报》开辟了“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关大陆的消息。那时的中国,非常神秘,外界很难他了解她的情形。“北望神州”版正好满足了许多人的需求。正是在“文革”中,《明报》成为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
基于大陆“文革”对于文化的疯狂摧残,金庸于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旨在于海外保留一个延续中国文化的地盘。它的目标是非牟利的,亏本也在所不惜。金庸自任月刊总编,礼聘许冠三、司马长风两人选稿,编辑则有王世瑜与黄俊东。初期所刊的文章,尺度很严,走的是纯学术路线。后来胡菊人出任总编,长达十三年。胡菊人将月刊经营成一份综合性的高水准读物,形成了一个高级学术刊物的形象,在香港没有第二家。
1967年,金庸本人及《明报》都面临严峻考验。“文革”的极左思潮蔓延到香港,引起不小的斗争狂潮。金庸也被当时的“左派”视作“反动派”,要“斗垮斗臭”,并公开威胁要“消灭”他。《明报》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中自然受到冲击,“左派”的骚扰包括寄上土制炸弹,煽动《明报》内部员工“起义”,及派人袭击报社等。然而,就是在这种冲击中,《明报》的销量从“文革”前的五万份激增至八万份,真可谓因祸得福。
金庸曾回忆道:“我当然有些担心,但我写武侠小说的主角都是大丈夫,到了这个关头一定要坚持到底,没有退缩余地。要么就只有谨慎行动,非必要也不会外出。”直到“文革”结束,金庸所受到的威胁才彻底消除。
1967年的暴动引起香港社会人心惶惶,不少人因担心前途而移民国外。金庸也不能不考虑《明报》的前途,他早在1966年已到新加坡视察,并在当地筹备出版一份《新明日报》。他当时的如意算盘是,万一香港的出版业务出了什么岔子,便可移师新加坡再干一番事业。怎料人算不如天算,由于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政治分家,导致《新明日报》亦一分为二,加上当地对办报限制多多,使得金庸意兴阑栅,最后将绝大多数股权出售与当地合作的投资者,重回香港专心发展。
1968年,他办了《明报周刊》,虽非香港的第一家周刊,却经过数年发展,成为娱乐周刊中的佼佼者。周刊本是报纸为激发读者的兴趣,作为附赠品送给读者的。但金庸却大胆地提出,周刊的内容装潢加以改革后,可以定价发行。许多人表示反对,以为这样会失去读者。
金庸却说:“我们可以加多一些彩色,内容走一些较适合家庭妇女们看的软性文章路线,我想是会有销路的。”
这样,《明报周刊》便出笼了。
第一任主编潘粤生成绩平平。第二任主编雷坡锐意求新,作了不少改革,大大刺激了销路。
雷坡改用女编辑、女记者,因为女人较了解女人。他还策划了一次爆炸性新闻,便是“香港小姐何秀汶情书”,哄动香港,令周刊的数量一下子增加了好几万份。
何秀汶是影星陈百祥的女友。那时陈百祥还未成名,跟朋友组织了一支乐队在夜总会表演。他是标准的花花公子,何秀汶只是他女朋友中的一位,那篇情书据说是写给他的。
《明报周刊》靠何秀汶扩大了销路,雷坡快马加鞭,千方百计发掘新闻,广交男女明星,屡屡爆出娱乐圈内精彩的内幕。读者也越来越多。
除了《明报》(日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外,明报机构尚有一份《明报晚报》。金庸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1987年,又成立翠明假期,经营美加、澳洲及欧洲的高级旅游业务,使得明报集团的业务多元化。
金庸一手创办的《明报》企业集团,经过三十多年不断发展,已由一家报社扩展成兼营出版、旅游、印刷以至地产的多元化企业。《明报》销量高达十二万份。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前后,销量一度突破二十五万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明报周刊》则达到三十万份,执香港娱乐周刊市场之牛耳。
明报集团90年度的盈利高达七千万元,到91年度接近一亿元。金庸个人的财富估计已超过六亿元。1991年《资本》杂志编辑《九十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金庸名列第六十四,沈宝新则名列一百一十二位。
金庸从七十年代开始,成为政治圈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应邀加入廉署社区关系处市民咨询委员会,因而与首任廉政专员姬达接触频繁。姬达向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引荐金庸,就中国问题提供意见。1981年,英女皇授予他OBE勋衔,又获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博士与名誉教授。撒切尔夫人首度访华,为香港问题会谈与中国磋商,经港时麦理浩安排金庸单独会晤撒切尔夫人四十五分钟。他出任过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改制小组召集人,曾三次北上,会见过邓小平、胡耀邦和江泽民等许多中国最高层领导人。
倪匡啧啧称赞:“查良镛是中国五千年来第一个致富的知识分子。除了传说中的陶朱公外,能够同时成为大儒和富翁实在绝无仅有。做生意当然会惟利是图,但这不一定会与良知发生冲突,因为赚钱不是坏事,做好事也可以赚钱。查良镛是一个有知识和商业才能的人。”
王世瑜谈及《明报》的成功,说:“《明报》的成功,可归功于查良镛个人的远见。由早期以武侠小说的金庸作号召,迈向六十年代以政论闻名的查良镛年代,以至目前上市以企业手法经营《明报》,查良镛成功地将《明报》塑造成一份备受知识分子尊敬的报纸,可见他的高瞻远瞩。”
金庸接受记者采访,谈到办报时说:“一个人一生所作的事业,不论大小,总应该能令自己回想起来感到欣慰。当然这是一个目标,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不过总得尽力去做就是了。所以,办报纸也应该办一份最好的报纸。这当然也是每个人的理想。”
这就是金庸的事业心。正因为他如此执着地走向自己的理想,他才取得了如此的成功,成就了如此辉煌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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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笔下的情恋风云变幻多姿多彩,
而他自己呢?   
有人说,金庸的小说不是武侠,而是真正的言情小说。在现代中国小说家中,有谁能够将人性中的矛盾冲突、恩恩怨怨写得那么入木三分?有谁能够将男女间千姿百态的情爱写得那么淋漓酣致?
那么,金庸自己呢?他的情感世界又是如何的呢?他绝口不谈自己的私生活,因此更令人觉得神秘。尤其是关于他的恋爱,他的婚姻,引起许多人的猜测。一般人的想法是:他肯定经历过,有许多经验,所以他才能写出那么委婉动人的爱情故事。
这当然是过于简单化的猜测。作家所写不一定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他可以虚构,可以想象。
然而,作为一个人,金庸肯定有过他的青春梦想,有过他的美丽初恋,只是他本人从未谈及,成为一段被掩埋的故事。作为文学家,小说家,金庸也肯定具有丰富的情感和火热的情怀,否则不可能写出这么跌宕风流,令人心醉神迷的情侠世界。
据说,他在长城电影公司工作时,曾经追求过夏梦。不过,仅仅是“据说”。为了不致以讹传讹,添油加醋,我们将沈西城先生在《金庸与倪匡》一书中的一段文字移录如下:
金庸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女明星,也是谁?
为了要写这一件事,我曾问过许多金庸的老朋友,倪匡、许国是其中的两个人。后来我见到了李翰祥,他那时也在“长城”,跟金庸可算是半个同事,他半开玩笑的对我说:“哎哟!你的妈,怎么要挖金庸的疤!”
我问:“李大导,你只会耍我,却不摸摸自己的屁股,你的大作《三十年细说从头》,有哪一个你大导的老友不给你挖疤了。”
李翰祥乐了,仰天打哈哈:“金庸追女明星有啥稀奇,我不是也追过的吗?穷就不能泡妞儿吗?”
“那么金庸泡到了吗?”我问。
“当然泡到,短瘾好过无瘾呀!”李翰祥的诙谐称誉影坛,果非浪得虚名。
“这岂不是李导演泡妞工夫比不上金庸吗?”我故意激他。
“那当然!”想不到李翰祥承认了:“我这么黑,边度有女‘柴’(注:李翰祥广东话不正,‘仔’读成‘柴’)钟意我,金庸就算唔靓仔,后生个阵都靓过我。”
再问许国。许国比较老狐狸,答:“好似係。”
于是敬上老酒一大杯,酒后吐真言:“好似追过陈思思,唔!又好似追过夏梦。”
“喂!许公,到底係边个?陈思思?抑或係夏梦?唔好冯京作马凉呀!”
咦!怎么没有回答,原来许国已进入了醉乡。
再问倪匡。
倪匡比较老实:“好像追过夏梦。”
跟住倪匡用半咸淡广东话对我提出忠告:
“喂!你千祈唔好乱爆嘢!上次你有一篇文章讲买石,老查(金庸)睇(看)到,闹(骂)我。”
但我相信金庸之器量绝不会如此小。每一个人年轻时,都有他年老以后认为的荒唐事,以夏梦的那种绝色,相信是男人,都会兴起追求的冲动。金庸那时不外三十左右,他当然有权去追求。
金庸进入“长城”,易名林欢,写了好几个剧本,接着还跟胡小峰联策了《王老虎抢亲》,成绩不俗。
夏梦是“长城”的当家花旦,李翰祥说过:“夏梦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女明星,气质不凡,令人沉醉。”
金庸很喜欢夏梦,向她追求。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成功,但李翰祥却说金庸并没有失败。
后来夏梦结婚了,金庸也离开了“长城”,自己创天下。
金庸对这件往事,一直都没有提,但是在他的小说里,不难看到夏梦的影子,像《射雕》里的黄蓉,《天龙八部》中的王语嫣,《神雕》中的小龙女,无论一颦一笑,都跟夏梦相似。读者如果留意,一定会发觉我并没有打诳。   
沈西城先生是非常认真严肃的作家,与金庸圈子中的人,尤其是倪匡相当熟络,相信他不会胡说八道。但毕竟金庸本人一直未曾证实此事,所以,我们还是姑妄听之。
但是金庸自己有一篇散文倒是无意中泄露了“天机”。说的是他有一次在“爱情之都”巴黎,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忽听到一种鸟的叫声,那美妙的声音不停地鸣叫着“夏梦,夏梦”,非常的悦耳动听……
多么温馨!多情的、有心的读者是不是从中可以悟出些什么来呢?
另有一篇文章谈到“金庸年轻时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为此,他不惜与妻子离婚。”这似乎不合情理,仅仅为了职业上的选择,就与妻子离婚,实在太过夸张,何况并无迹象表明,金庸如此迷恋外交工作。
金庸确实有过离婚的经历,但原因绝非那么简单。这方面的恩怨恐怕没有人能够判断,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而且既属隐私,则不必加以深究,更不应妄加揣测解释。
关于金庸的婚姻、家庭,他自己以及传媒都谈得很少。只知道他创办《明报》时的妻子叫朱露茜,现在的妻子叫林乐怡。
被人谈论得很少,就说明过得较平淡。平谈是福。金庸笔下的情恋风云多变,奇诡无穷,多姿多彩,可歌可叹。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倒是沉静理性,很少节外生枝,也不喜曝光招摇。
然而有一点确是不容怀疑的,金庸肯定是一个充满感情的“性情中人”,因此才会写出这么多有血有肉,颠倒众生的人物和小说。金庸自己也承认,他是将自己的感情灌注到书中人物里的。从这句自白里,热爱和欣赏他的读者是否也能得到些许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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