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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说法里，道德总是被强调着：忠孝仁爱或者礼义廉耻云云。我不想刻意地把善或恶从人性中孤立出来，再用单纯的德国去一一拴套。就事实来说，中国人口众多，土地有限，中国人一向在艰苦的环境里进行着异常的生存竞争，为了活命和繁衍，会用尽各种可能的手段，而往往是和道德教训相左的。韦小宝这个人物容纳了历史感很强的中国人性格，一方面他重义气——重义气这一点恐怕也跟生存环境的艰苦有关；另一方面，他吃喝嫖赌，时时也玩弄一些阴谋诡计。诸如此类，也算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殊典型了，他是‘反英雄’的，却也相当真实而普遍。”
座中一位人士问起有关小说中所叙述的奇能异才，是否也多因生存环境的艰苦？
“我想是的，诚如你所说：雪地里的蜈蚣可以吃吗？在传记小说里曾经出现过这种场面，一方面也反映出生活条件欠缺的土地上，这个古老民族如何奋斗的历程，所以烹饪终于也发展成一门艺术了。”金庸先生说：“于是我们也可以品味得出，中国人的悲欢苦乐往往是交织着茫然了。”
窗外夜风乍起，而那个古老的中国，却仍旧悬着从武侠，从戏曲，从所有即使是浮光掠影如雨的灯花般轻轻摇起的玄思里，逼近了来。置身在历史当中，某些人生态度正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向现实世界中快乐或痛苦的人们伸展着触须了。它能引起多少记忆或影响呢？
“常有人问起我下围棋的种种来。就直接的影响和关系而言，下围棋推理的过程和创作武侠小说的组织、结构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间，变化太大，耗时过久，这种艺术也就渐渐不时兴了。现在人何尝有余暇玩这些，落一粒子十几分钟，一盘棋可以下好几天。所以我到日本竟然发现：麻将比围棋更流行！”
“但是围棋的训练对我却有另外的启示。其一是‘变’，沈君山先生曾告诉我：目前的电脑还不能处理围棋中所包涵的广多变数。这使我想起佛家道家都曾揭示过的：人世间变化万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这和当前的西方文明社会中的人生态度是相冲突的，慢的妙处在于沉思和品味。如果围棋能在西方社会里成为普遍的娱乐，可能会帮助许多人更深刻地体悟人生。”
他从容地点烟，也不忙着吸，然后长长的一截菸灰滚落。他答复了一些关于个人学佛的问题。
“或许就如同文学一样，流派纷纷，有浪漫的，也有古典的，随人的兴趣所近，选择所好。佛学也是如此，具有八万四千法门，因人的个性而可以有不同的研究途径。”
“在最基本的理论上，佛家经常讲‘变’，所谓一刹那，是比一秒钟还要快些，而且是无从度量的，刹那间即是一变，这当然是象征性的讲法了。透过‘变’，佛家不认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单向圆满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伟人与美人总难出逃于自然的法律，也就注定会老了。这就是所谓的无常，所谓的茫然。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贴切地传达出人生百态的讯息。我常想着：什么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淡去，淡成了茫然。”
这是东方神秘色彩的画笔么？文学与艺术一旦逼近了这份氤氲，冲突或者挫折或者斗争或者胜利是否便告消弭了呢？那么东方的悲剧情怀又如何藉着文艺形式加以传递、感染呢？
金庸先生从头说起：“简单地说，希腊的古典悲剧总是强调着‘命运’，人受制于它，并与之抗争，然后遭受到永恒的挫败。而在中国或者印度的传统思想中并不是这样，悲剧是由人自己所造成的，根据人的个性而衍发。世事纷坛，人总在面临各式各样的选择，选择也可能是出于误会，但是误会是对是错呢！即使人能了解自己的选择，又能否肯定那了解就是正确的呢？正确就是一定的吗？选择真能归结于命运吗？或者还是掌握在人自己的手里呢？从个性决定的观点，我个人以为是比较落实一些的。”
他这时深吸了一口烟，说道：“希腊悲剧似乎总是一连串的惊疑和恐怖，观众可以眼看着剧中人一步一步踏入命运的牢笼，无法解脱。然而东方色彩之下的理念却不是这样简化了的。佛家既说‘无常’，同时也强调‘因缘’。‘因’可以看做是人事上主要的动力；‘缘’即是其间许许多多的附带条件，比方说今夜之会吧！我从香港来，高先生、高太太邀我到这里，——这是‘因’；诸位今晚也都有空过来谈谈——这是‘缘’，因缘定分，所以大家便能相聚了。佛家不谈命运，不谈上帝，积极的地方在于相信某些‘缘’是可以由人为控制的。——这是佛家主张‘有为’的一种见证。”
那么，人如何去知道命运，或者知道因和缘呢？人又如何知道何以有为，以及如何有为呢？座中另一位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知识”在佛家的哲学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这就涉及到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分歧的一点上了。”金庸先生说：“越谈越玄了，好像？——佛家有两种看似相互矛盾，实则只是落脚的层面不同的说法。所谓‘八正道’，也就是八种落实于生活的方式，其中第一条路就是‘正见’：求得正确的知识以及见解。佛家不像基督教，强调人的‘罪’。却认为人所犯的错误不过是出于‘无明’而已，人因为不能求得正确的见解，所以会犯错。但是另一方面，佛家又要人祛除‘所知障’。当人生在世数十年，接受各式各样的见解和经验之后，总会有所执着和坚持。如果人想得到最后的真理，势必须要抛弃所有的成见，那时知识可能只是障害了。”
在“正见”的语意上，西方的苏格拉底在论述中也曾有过类似的见解，他也是将人的罪恶、虚伪和错误在某种程度上诉诸人的无知，与佛说是很接近的。然而在知识与发展的历程中，东西方又分别导领出有着相当差异的轨道。金庸先生挥语如行云，对这个问题作了扼要简明的分析：
“西方的哲学传统里对知识是相当重视的。柏拉图也曾认为追求知识就可以完满地解决人生问题。发展到康德，有一部分的理念就和前面所提及的佛家‘去所知障’的精神相近了。康德认为人永远不可能接触到真正的智慧和真理，它和人类的语言及思辨能力是相抵触的，知识亦无能为力。康德只作如是说，并没有进一步地说明。而在佛家则进而用打坐以及默想以接近真智慧。禅宗尤其主张如此。这就是属于宗教的问题了：信则是；不信则否。哲学家想当然是不容易接受的。佛家基本上认为一切哲学的解释，总是片面的，也就是有限的。有人问佛祖：宇宙是有尽是无尽的？是有限是无限？人死后会如何？问了十四个类似的问题，释迦牟尼都不回话，这是著名的‘十四不答’。这些问题获得不同的解释，却终不能有答案，提问便是无稽的。释迎牟尼还作了一个比喻：有人中了毒箭，这时去研究那箭身的质料为何，研究那箭羽的种类为何，研究那射箭人状貌如何，诸如此类皆无关宏旨，重要的是怎样去拔出毒箭，救回一条性命。”
“——唉！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个人于佛，只是初学，修习的是较古的原始佛教。其实人人学佛各随缘分不同，而有不同的‘法门’的，有人学佛是为了研究学问，宗教的意味变淡了；有人修佛是出于信仰，即使不能读很多经典，只要一旦开悟，也有所得。”
金庸先生显然是不准备多说什么了，无语因缘，在座者也多只便会心而笑了。
接着，座中人的联想忽发，从佛教世界到武侠小说，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十万八千里的旅程，而追怀之下，《西游记》这部书已如“筋斗云”般浮跃而来。
金庸先生倾身换了个坐姿，缓缓道来：“《西游记》原先也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总是附会故事，敷陈情节，刻画人物，最后辑补撰订的。其中猴子造型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印度史诗里的英雄人物去。佛经中也利用了那些传统的民间故事，后来传入中土，踵事增华，便不只于佛家一门。《西游记》里儒、道两家的风味和理想也具有相当分量的地位，这是中国人合异取同的天性了。”
当人们提及金庸先生早年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他连忙摇摇手，笑道说：“我在电影工作上是完全不成功的！早些年，在左派的长城电影公司做一年多，导过两部戏。他们对于戏剧的限制非常严，编个剧本要这审查、那研究，工作很受限制，那不是个适当的创作环境，我没有待下去。一直到现在，他们似乎仍然未曾摆脱那许多束缚。
去年，中共召开‘文化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许多人在会中也强调了：主题的限制需要放宽，创作需要自由。连邓小平也在开幕典礼中说：中国地大物博而历史悠久，文艺创作也必须要有多方面的表现。至少在趋势上，放宽是不可避免的。记得去年我在香港，见到一出由大陆的剧团所演出的京戏《辛安驿》，竟然也采用传统的演出形式，刻画一对假凤虚凰的思春之状，这和前几年中共的姿态是大异其趣的。
中国是大的！大中国怎么能任少数人意向所使，翻云覆雨呢？形势是自然而然与人的心灵相启发、相印证。从文学艺术或是哲思玄理之间，我们可以管窥出一些历史发展的端倪，人们必须一步一步走向自由、开明、宽容而民主的理想。据我个人三年来的观察，大陆上人民的一般心理，正有以上的倾向和趋势。至少已经公开承认台湾三十年来经济上的成就。——这从某方面来说，称得上是进步的基础。”
金庸先生语重心长地作了结论：“中华民族有伟大的文化传统，这深厚的文化传统，大有可能导引我们进入光明的未来，重视文化经验多方面的发展，然后我们期待！”
夜凉方浓，一灯如炬，座中人依依相别，仿佛是结束了什么。然而结束了么？或者告别了儒侠金庸，便顿然觉出有一程岁月正将开始呢？那是慧思与灵感的开悟么？然而一席话间怎容得下这许多境界呢？他留下一些值得细品深思的课题，引燃了归客的心绪，一如灯火引燃夜色，直到黎明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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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之路
回顾所来径，
一切美好的都在烟云间。
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常常是自孩童时起便与读者见面的。
这似乎是金庸的专利，三剑侠中，梁羽生和古龙都没有这种习惯。
梁羽生的主人公多为英姿勃发的青少年，一出场无论是武功和气派，都是傲视朋侪的，如张丹枫，如段克邪，如凌未风，如金世遗……
古龙的主人公更是“泰山顶上一棵松”，我们只知道他们高高在上，却不知道他们的年龄大小，家居何方，师承何人。反正他们一出现就已名震江湖，万众瞩目，只有小鱼儿是个例外。
但读金庸的小说，我们却得以参与书中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常常在褪褓时期我们就已结识了他们。从十岁八岁到十七八岁阶段，金庸为他们花费的笔墨最多。
这群金庸笔下的宠儿，细数起来，当有郭靖、杨过、张无忌、胡斐、韦小宝、郭襄、张君宝、周芷若、殷离等等。
郭靖根本就是从一生下来就跟我们见面的。他的母亲李萍在战场上生下了他，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在大漠中熬了下来。在水草旁用树枝搭了一所茅屋，畜养牲口，又将羊毛纺条织毡，与牧人交换粮食。
忽忽数年，他已经六岁了。他母亲依着丈夫的遗言，给他取了郭靖这个名字。他学话甚慢，有点儿呆头呆脑，直到四岁时才会说话，好在筋骨强壮，已能在草原上放牧牛羊。母子两人相依为命，勤勤恳恳，牲口渐繁，生计也过得好些了，又都学会了蒙古话。只是李萍看着儿子憨钝的样子，常常黯然神伤。
但这郭靖却是憨人有憨福，其种种遭遇，可以说是因拙而得福，因朴而得福，简直就是中国版本的“阿甘正传”。
江南七怪远赴大漠寻找他，并倾尽心力合力传授他武艺的缘分不消说了，他最大的福分，是认识了黄蓉。别看黄蓉出场时也仅是个初及笄的丫头，但她在书中的重要性，却是谁也比不上的。除了她的聪明机智，更主要的，是作品里的一些“大人物”，都与她有很深的关系，正是由于有她在，才有了这部小说的多姿多彩，热闹非凡。
东邪黄药师是她的父亲，南帝一灯大师段智兴是他的救命恩人，北丐洪七公是她的师父，西毒欧阳锋属意她当儿媳妇。除了中神通王重阳因在作品开始时就逝去多年，她无缘结识外，书中的其他重要人物，多少都与她有交情。
这么一个小女娃娃，对郭靖的帮助可就太大了。郭靖随洪七公学习阳刚威猛的降龙十八掌，一方面固然他的天份恰恰只能练这种简单而刚猛的武功，可谓是天生有缘而相得益彰，但若没有黄蓉的牵线，则郭靖又哪来这种缘份？
在第十二回《亢龙有悔》里，鬼灵精的黄蓉为郭靖演了一场好戏。
洪七公好吃，而黄蓉是此道高手，这一老一少在姜庙镇邂逅，黄蓉就凭一道名为“玉笛谁家听落花”的炙牛肉条，和一碗碧绿的清汤中浮着十数颗殷红的樱桃，又飘着七八片粉红色的花瓣，底下衬着嫩笋丁子，泛出荷叶清香的“好逑汤”，诱得洪七公教会了郭靖“降龙十八掌”。三人从此订交，终演成师徒。
金庸很注意描写孩提时代的启蒙，那一段童稚无邪的阶段，无论在思想上，体能上皆是最可塑之时，浑如璞玉，纯净无式，可任人雕琢而成理想之模式。可以说，那是关键时刻，向好向恶，往往系之于此。
与郭靖的向好相似，杨康的向恶也是从小开始的，外在环境的影响人之一生，杨康的例子可作说明。
除童心外，金庸还擅写赤子之心。周伯通之成为“老顽童”，鹤发童颜，行事不知所谓，武功却登峰造极，一一都是拜赤子之心所赐。
由童心与赤子之心所引发出的故事，在金庸的笔下真是色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
金庸是借对童稚纯朴的无限憧憬，去抗拒、否定成人权术世界中的虚假、伪善与无趣无味吗？
看看金庸笔下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腥风血雨，惨烈非常，我们怎能不作如此想？
孩子的世界毕竟要干净得多。
丰子恺就曾经说：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
看看我们周围的孩子吧，他们是那么的热衷于种种大人们觉得可笑和微不足道的游戏。他们把全副精神贯注在这些游戏中，看似徒劳无功，但他们却乐此不疲。兴味浓酣的时候，冷风烈日之下不觉其苦，混然忘却饥渴——这在他们看来，才是微不足道的。
试想想，他们为什么对游戏这么热衷？跟农夫的热衷于为收获而耕耘，木匠的热衷于为工钱而操斧，商人的热衷于为财物而买卖，政客的热衷于为权力而奔忙相比，他们的热衷是没有目的，没有所图，没有所为的。他们完全是为游戏而游戏，手段就是目的，不计利害，不分你我。哪像那些大人们，不管进行什么活动，都是有目的的，都是为了得益获利。
金庸把武林中人的卑鄙龌龊写得真是入木三分，无疑也是为了衬托出童真世界的可爱。
那时才六岁，郭靖就凭着一股孩子的天性，救了蒙古勇士哲别。他与哲别根本不认识，只不过见他在战阵中英勇异常，激发了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