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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命令部队在延安地区略事整顿补充后，以主力向安塞方向挺进，寻找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决战，而以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率部向青化砭方向担任右翼侧掩护。他们根本不知道撤出延安的人民解放军主力此时正在何方。彭德怀、习仲勋得到这一情报后，决心集中主力在青化砭伏击担任右翼掩护的李纪云部。二十二日，这个计划得到毛泽东批准。二十五日，李部进入解放军设下的口袋。伏击部队立即迅速出击，经过一小时四十分钟的战斗，全部歼灭了这股敌军，共毙俘二千九百多人，旅长、副旅长、参谋长、团长都当了俘虏，伏击部队只伤亡二百六十五人。这是西北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二十六日，毛泽东高兴地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重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青化砭战斗后，胡宗南才发现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山区，立刻部署部队转向延川、清涧挺进，准备“先切断黄河各渡口，尔后向左旋包围匪军于瓦窑堡附近而歼灭之。”毛泽东分析了胡军这一行动，认为现在的关键是“不怕胡军北进，只怕胡军不北进”，因此一面告诉彭德怀、习仲勋应避免同胡军作战，除以一部分部队同它周旋外，主力应隐蔽集结在机动位置待机；一面致电陈赓、谢富治，要他们推迟几天再发起晋南攻势，以便让胡军放胆北进。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只要胡军北进，钻入延安、子长、清涧、延川之间的山沟里，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发挥自己荫蔽精干、灵活机动的特长，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和群众条件，饥疲饿困敌人，然后寻机各个歼灭敌人。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意图，彭德怀在青化砭战斗后，用小部队不即不离地吸引胡军在千山万壑间游转了十二天，行程四百余里，使胡军疲困，一无所获。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作了这样的描绘：胡军“以十个旅组成横直四五十里左右之方阵，不敢走大路，专走小路，攻安塞，攻两延，攻瓦窑堡，到处扑空，现已显现疲困，逃亡颇多。我军仍在待机击敌。”⑨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向彭德怀、习仲勋等发出《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电报，指出：“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我军自歼敌第三十一旅后，虽未大量歼敌，但在二十天中已经达到使敌相当疲劳和相当缺粮之目的，给今后使敌十分疲劳、断绝粮食和最后被歼造成有利条件。”“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⑩
这以前几天，总部电台截获一个重要情报：驻清涧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八师二十四旅的一个团将赴瓦窑堡接防。据此判断：原驻瓦窑堡的整编第一三五旅将沿公路南下。毛泽东立刻致电彭、习，要他们“乘该旅移动途中伏击之”。彭、习迅速作了部署。十四日八时，整编一三五旅果然离瓦窑堡南下，十时左右进到羊马河以北，早已在此设伏的解放军立刻迅猛出击，激战八小时，全部歼灭该旅，毙俘少将代旅长麦宗禹以下四千七百余人，取得了撤离延安后的第二个胜仗。
羊马河获胜后，毛泽东致电彭、习和其他战略区，指出：“接彭习寒亥电，继寅有在青化砭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后，卯寒又在瓦窑堡附近将敌一三五旅（属一五师建制）全部歼灭。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莫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这一胜利又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⑾
歼灭第一三五旅后，西北人民解放军迅速撤离羊马河战场，进入山区，隐蔽休整。胡宗南军主力又经过几日“游行”，数度扑空，携带的给养耗尽，疲惫饥困，不得不回到蟠龙基地进行休整补充。此后不久，国民党军的飞机侦察，发现有解放军部队东渡黄河进入晋绥地区（其实只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一部分工作人员东渡）。根据这个错误判断，蒋介石要求胡宗南以主力沿咸榆公路向绥德挺进，并命令榆林邓宝珊部南下配合，企图封闭黄河渡口，乘机消灭渡河中的解放军。四月二十六日，胡军主力九个旅从蟠龙、永坪分两路向绥德北进，邓宝珊部由榆林向米脂、佳林出动策应。
密切注视着战场情况变化的彭德怀，认为良好的战机出现了，立刻在四月二十七日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并提出：“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引者注：指瓦窑堡）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⑿毛泽东在二十八日六时收到这份电报，立刻复电批准，并且告诉他：“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⒀
蟠龙是胡军的重要补给基地，工事坚固。守军整编第一师第一六七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连同地方部队，守备兵力达七千人。这一仗关系西北全局，很可能是个硬仗，和前两次的伏击不同。因此毛泽东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三十日，他又致电彭、习：要他们“经过精密之侦察，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
蟠龙之战能否成功的关键在能否于胡宗南援军赶到前取得从事攻坚作战所必需的时间，而这一点又决定于援敌的距离，胡部主力距离蟠龙越远，所需时间就越有保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善于用兵的彭德怀立刻作出周密部署。他以第二纵队的三五九旅为主，又从其他各旅中每旅抽调一个排，伪装成野战军主力，沿咸榆公路同胡军保持接触，缓缓后撤，并在沿途遗弃一部分军需物资，造成狼狈溃退的假象，使追击的胡军敢于放胆北进（到蟠龙战斗打响后，这支伪装主力的部队又可以转过来担任对胡军主力的阻击任务）。野战军主力则隐蔽集结在蟠龙周围，进行攻坚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发动攻击。
五月二日，正当胡部主力占领绥德，兴高采烈地庆祝“胜利”之际，蟠龙战斗突然打响了。激战到四日二十四时胜利结束，全歼守军六千七百余人，活捉旅长李昆岗，缴获大批粮食、弹药和其他物资。当放弃绥德仓皇回援的胡部主力在八日赶回蟠龙时，解放军主力早已不知去向。
在主动放弃延安后的一个半月中，西北人民解放军以不足三万人的兵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蘑菇战术”，同比自己多达十倍的国民党军队从容周旋，三战三捷，消灭胡军一万四千多人，拖住胡宗南军这支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有效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并为西北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对于这段历史，美国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发表的《白皮书》曾经作过这样的评述：国民党军“攻占延安曾经宣扬为一个伟大的胜利，实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台湾一九五九年编写的《戡乱战史》也说：在西北战场上，“战斗进行中，我军因情报搜集无法深入匪区……影响于指挥及部署之行动不小。”而共军则“始终凭借其严密的情报封锁，灵活之小后方补给，以避实击虚，钻隙流窜……不行主力决战。尤以陕北原已人烟寥落，匪复利用其地方组织，将仅有之人与物资等可资利用之力量全部撤离，使我军行动之区，渺无人迹；行军作战，均发生极大之困难。”“我军主力始终被匪牵制于陕北，一无作为，殊为惋惜”。这些事隔几年、十几年后所作的评述，倒是多少说出了一些真情。
① 中央军委致陈粟，并告张邓，张黎电，1946年12月18日。
② 中央军委致陈谭电，1946年12月25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11、1212页。
④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2月1日。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6页。
⑥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37、338页。
⑦ 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31页。
⑧ 中共中央致贺李，并告彭习电，1947年3月27日。
⑨ 毛泽东致陈谢并告刘刘，滕薄王电，1947年4月7日。
⑩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2、1223页。
⑾中共中央致彭习，并告朱刘，贺李，聂萧罗，林王，叶杨，刘邓，陈谢，滕薄王，陈饶粟谭，林高电，1947年4月15日。
⑿彭习致毛泽东电，1947年4月27日。
⒀毛泽东致彭习电，1947年4月28日。
第34节转入战略进攻
在毛泽东的精心筹划下，从一九四七年七月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是在独特的形势中以独特的方式展开的。
这里说的“独特形势”，是指：经过一年作战，国共两军兵力对比的悬殊情况虽然有了很大改变，但强弱形势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军虽然已在几个战场上转入守势，但在陕北和山东这两个主要战场上仍然保持着比较强劲的攻势。在这种状况下，捉住战机，就果断地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巨大成功。这自然是独特的。
这里说的“独特方式”，是指：担任战略进攻任务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采取了不要后方，不是正面稳步推进，而是千里跃进的方式；外线作战和内线作战同时并存，密切配合，在战略上双方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也是独特的。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经历过长时期的审慎思考。全面战争爆发后，他曾三次比较明确地表述了准备在适当时机将解放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以实行战略进攻的基本设想。
第一次：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他指出：歼灭战已经经历了事实的证明，过去几个月已歼灭国民党军三十八个旅。蒋介石的攻势是可以战胜的。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就可以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再向长江以南。毛泽东的这个分析，不但提出了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而且提出了进攻的主要方向，就是鄂、豫、皖和甘肃。
第二次是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毛泽东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高岗的一份很长的指定“科长译”、“阅后付火”的绝密电报。这份电报，对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蓝图作了更全面的描绘。
电报首先分析了过去一年作战的主要结果及当前国共双方的兵力对比状况，指出：第一年我共歼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歼伪军、保安部队等杂部二十四万人，共歼敌一百一十二万人。目前，敌军主力仍在南线，连被歼重建者在内，共一百五十四个旅；其中，山东八十八个旅，晋冀鲁豫二十六个旅，西北四十个旅。北线敌力较弱，包括歼灭重建者在内，共六十个旅；其中东北二十四个旅，晋察冀、晋绥四十个旅。后方守备兵力三十个旅。全国敌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现有兵员一百五十万人。此外尚有数量巨大的特种部队、伪军、保安部队以及后方机关人员。一年作战，敌军士气已衰，厌战情绪高涨，民心尤为厌战，蒋政权在人民中已陷孤立。我方山东有二十七个头等旅；晋冀鲁豫（不包括陈赓部）有十三个头等旅，十四个二等旅；西北有陕北六个旅（其中四个旅是晋绥西调的），陈赓四个旅，晋绥三个旅；晋察冀有九个头等旅，四个二等旅；东北（包括察北、冀东）有头等、二等旅三十二个。我全军共计一百一十二个旅，九十万人。此外，地方部队六十万人，军事机关四十万人。
接着，电报提出了全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基本方向和部署，指出：“我第二年作战应争取歼敌一百个正规旅及大量杂部，使敌由数量上的优势变为劣势，我则变为优势。”为此决定：“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西北方面力求占领陕、甘、宁大部。北线我军力求占领中长、北宁、平承、平石、平绥、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占领沈阳则更好，其中极重要的是占领平绥路，打通东北与华北联系。”①
第三次：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刚两个月，许多人对整个局势的发展还没有看得那么清楚。毛泽东向各区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全面地阐述了解放军实施战略进攻的构思，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毛泽东特别强调“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②
在“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意图下，毛泽东精心筹划了南北两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计划。
在南线，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八日，在华东人民解放军举行的鲁南战役即将胜利结束而由中原突围进到陕南、豫西和鄂西北的李先念部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告诉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要他们在三、四两个月内，在陇海路南北广大地区灵活作战，将这个地区“创造为机动战场，以便吸引邱军及其他薛、顾主力来此而歼灭之，大约在五月间主力即可向中原出动”，以支援李先念部。③他还告诉华东的陈毅、陈士榘、粟裕、谭震林，要他们在鲁南战役结束后准备在陇海、台枣两线“打几个大歼灭战，开辟向南进攻的道路”。④一月二十四日他又致电华东领导人并告刘邓：“我们已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四月底为止，准备五月开始（包括休息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华东方向，亦请按此计划办理，努力争取于五一以前在内线解决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弹药、新兵、干部、经费等）。”⑤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具体规定南线的两大主力——华东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外线出击的时间和方向。
由于战场实际情况的迅速变化，毛泽东在以后对这个计划又作过三次调整。
第一次局部调整，是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和五月四日。修正的原因是：在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华东野战军举行的莱芜战役已胜利结束，一举歼灭国民党军七个旅，主力正集结在胶济铁路一带进行休整；同时，李先念部大部分已脱离险境，安全渡过黄河，进入太岳解放区，另一部正在渡河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改变了要华东野战军提早转入外线援助李先念部的计划，指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