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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谈判。二十四日，周恩来飞抵重庆。行前，毛泽东叮嘱他继续谈判的方针是：一、争取建立联合政府，和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三方面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等。
在重庆的谈判中，赫尔利和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在政务委员会以外的两个补充办法：（一）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二）由美军派一名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共产党派一人为副总司令。周恩来立即加以拒绝。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因为蒋介石在元旦广播中宣称一旦军事形势稳定、最后胜利更有把握时，就要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指出：“如果谈到国民大会问题时，应表示：我们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的国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不可能。即在联合政府成立后也是如此，何况没有联合政府。并望以此征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42）在二月五日的电报中，毛泽东又再次强调：“如无真民主，我们是万难加入政府的。”（43）
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在赫尔利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蒋介石根本拒绝接受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44）这时，正站在蒋介石身边的赫尔利是怎么想的呢？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不同意，或不支持任何在我看来会削弱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地位的原则和方法。”（45）
这样，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最后一次谈判，自然只能不欢而散。二月十六日，周恩来返回延安。
赫尔利的扶蒋反共政策，进一步助长了蒋介石的气焰。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三月一日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公然宣称：不能结束党治，也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他宣布将在十一月十二日单方面召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
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毛泽东迅即作了严厉的抨击。三月十三日和四月一日，他两次会见谢伟思，尖锐地指出：蒋介石现在正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内战和国民党终将自杀的道路。他请谢伟思转告美国政府：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46）
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不仅完全违背中国人民的意愿，而且不肯回头。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美国不同中共合作，攻击中共和它领导的军队阻碍了中国的统一，声称美国的军事援助只能给国民党政府。
美国政府奉行的错误政策带来了什么后果呢？正如毛泽东所评论的：“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美国人民及其他同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47）
但是，“联合政府”的主张一经提出，它已深入人心，谁也无法把它重新抹掉。越来越多的人再也不相信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政府还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光明的前途。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处在同国民党对等的地位，并且被人们看作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这不仅影响抗战最后阶段的国内政治形势，而且延伸到战后，在相当程度上埋下了日后国民党政府失败的重要种子。
① 毛泽东致董必武的电报，1943年9月26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26页。
③ 毛泽东致董必武的电报，1944年2月4日。
④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4月15日。
⑤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4月15日。
⑥ 毛泽东致林伯渠的电报，1944年5月16日。
⑦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河南会战》上册，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第20页。
⑧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⑨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08页。
⑩ 伊·爱泼斯坦：《突破封锁访延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7、28页。
⑾毛泽东在《中情通报》上加写的三段批语，1944年8月15日。
⑿《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⒀毛泽东致林伯渠、董必武的电报，1944年6月28日。
⒁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
⒂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242、243、249—260页。
⒃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242、243、249—260页。
⒄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60页。
⒅毛泽东在董必武向周恩来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44年8月。
⒆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9月1日。
⒇周恩来致林伯渠、王若飞的电报，1944年9月4日。
（21）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589页。
（22）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的致王世杰、张治中的信，1944年9月27日手稿。
（23）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9月22日。
（24）赫尔利致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44年12月24日，《党史通讯》，1984年7月。
（25）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11月6日。
（26）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8日。
（27）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28）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29）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76页。
（30）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31）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32）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会谈记录，1944年11月9日。
（33）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发方记录，1944年11月9日。
（34）毛泽东同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10日。
（35）毛泽东同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10日。
（36）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82页。
（37）毛泽东致罗斯福的信，1944年11月10日。
（38）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提交的三条反建议文件，1944年11月21日。
（39）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88页。
（40）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96页。
（41）毛泽东、周恩来致王若飞的电报，1944年12月12日。
（42）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5年1月28日。
（43）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5年2月5日。
（44）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5年2月18日。
（45）赫尔利致国务卿的报告，1945年2月18日，《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46）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329、339页。
（4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111页。
第29节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尽管时局仍旧笼罩着一片乌云，但谁都看得出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毛泽东一直坚信：“决定中国事情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①他在指导同国民党谈判的同时，密切注视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具体指导各敌后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准备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这种准备是从一九四四年春天开始的。
这一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准备担负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的重大责任，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必要准备：一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二是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毛泽东说：“没有这种准备，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②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向哪里发展？毛泽东早就确定了一项十分明确的原则：只能向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敌后地区发展，也就是从侵略者手中光复失去的国土，而不能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去发展。一九四四年，日军实行“一号作战”的计划，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河南、湖南、广西等大片国土沦丧，当地民众迫切期待有人领导他们起来反抗侵略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机立断，确定开辟河南、发展苏浙皖、进军湘鄂西。用毛泽东的话来概括，就是“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那里。”③
人们可以从比较中得到一个突出的印象：一边是正面战场出现震动中外的豫湘桂大溃退，一边是敌后战场进入大规模的反攻作战，一个是后退，一个是前进，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四月二十二日，日军沿平汉铁路向河南中西部发动进攻的第五天，毛泽东立刻命令八路军袭击它的后背，“乘机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展豫西工作基地。”④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派一部兵力南下豫东；太岳军区派两个团过黄河挺进豫西；新四军第五师组织七个连沿平汉铁路北上河南；新四军第四师派部西进豫皖苏地区。各部队相互配合，经过短短半年多的时间，迅速打开局面，收复了原被日军侵占的大片土地，将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结在一起。
对苏浙皖地区的发展，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是为了配合将来美军的登陆作战，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一带的大城市。八月三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向华中局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使上海、杭州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⑤。十二月，在粟裕指挥下，新四军南下部队分两路渡江，开始了发展东南的任务。为了加强这个地区的工作，毛泽东、刘少奇要求新四军军部考虑建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苏南和浙东的军事活动。一九四五年一月，苏浙军区成立。
派八路军一部南下进军湘粤赣，是毛泽东这时的一项大胆战略决策。这是日军沿粤汉铁路南下时夺占的土地。毛泽东的考虑是：太平洋战争后期，如果日军向山东等沿海地区退却集结，这支部队便可以转入反攻，收复更多失地。战后，万一蒋介石发动内战，它也能牵制南方一翼，掩护各解放区自卫作战。⑥这个行动的特点是远离根据地，完全独立地作战，因此，中共中央对这一行动格外慎重，经过了多次讨论，反复研究。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最后商定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主力南下，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等八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南征部队命名为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
毛泽东十分关心这支部队的南下行动。他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向准备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说：国民党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老百姓都仰望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要百分之百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就现在的环境看，还需要大大的发展，广东、湖南、河南都可以大发展。”⑦他在这次讲话中以柳树和松树来生动地譬喻共产党员的机动性和原则性，他说：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但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
毛泽东约见王震时还对他说：“战争越扩大，革命越发展，战争越持久，革命越深入。我们要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到日本军队的后面去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解放自己，推翻敌伪的残酷统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⑧
十一月一日，即将出发的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誓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了大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开始讲话。他说：你们这次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将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⑨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的讲话，为我们南征从指导方针、政策、策略和工作方法等方面指明了方向，武装了思想。”⑩
后来，由于战争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的投降比人们的预料到来得更快，南下支队进军湘粤赣的计划没有全部实现。但是，他们在近一年的时间中，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省，到处撒下革命的火种，对发展这些地方的革命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做好城市工作，是中共六大决议中就提出来了的。但是，十年内战中，没有条件去实现它。一九四四年春天，毛泽东重新提出这项任务，并且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客观形势所决定的。那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有很大的发展，日本侵略者所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都处在这些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之中，而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却远在中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黄河以北几乎没有国民党精锐部队的踪迹。因此，预计当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八路军和新四军完全有可能首先进入这些大城市。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结果，也是一种历史的机遇。毛泽东认为，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再不提出这个任务，“我们在抗战中将犯大错误”⑾。
六月五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这份指示明确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来执行，“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⑿会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以彭真为主任。会议还建议中共七大的议程中增加城市工作这一项。九月一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又决定：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及城市工作部，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彭真为部长、刘晓为副部长，来进行这方面工作的准备。
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