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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形势的发展，来到延安的青年越来越多。一所抗大已不能满足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所新的学校——陕北公学。
这所学校由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张云逸、成仿吾等人筹办，艾思奇、何干之、何思敬等著名学者任教。李维汉回忆说：“陕公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创立的。特别是毛泽东，他在繁重的工作中，还常对学校的任务、办学方针等关键问题，给予及时的指导。”（54）
陕北公学是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毛泽东对陕公有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陕公是全中国的缩影，“陕公是代表着统一战线，陕公是一幅进步的缩图”（55）。陕公前后办了近四年，培训出一万多名干部。
鲁迅艺术学院也是毛泽东倾注了不少心血的一所学校，是由毛泽东等发起创办的。这是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学校，由沙可夫、李伯钊等负责。
毛泽东非常钦佩鲁迅，说自己“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一九三六年，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去工作。行前，毛泽东和他长谈了一次，嘱咐他一定要好好团结鲁迅先生，因为他是一面大旗，能够唤起民族的抗战热情。毛泽东经常用鲁迅的精神来教育青年和文艺工作者。他说：鲁迅具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伟大的“鲁迅精神”（56）。他还说：“今天第一条是一切爱国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条才是我们自己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57）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鲁艺培养出一大批文艺干部，创作出一大批宣传抗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作品，对发动和组织群众起了重大的作用。
毛泽东还经常到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以及由他提议创办的中国女子大学等学校讲课。
到六中全会召开时，这些院校已培养了几十万干部，其中共产党员达到二十五万人。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培养干部的问题提到更高的地位来看。他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58）他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就花了这样大力气，自己动手，来抓这件事，是十分有远见的，效果也是极为明显的。
大批知识青年来到延安，也给这里带来了新的蓬勃朝气。每天傍晚，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都会有年轻人的欢笑声和歌声。“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一曲抗大校歌凝聚着千万颗青年人的心声。毛泽东常常出现在他们中间，无拘无束，谈笑风生。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一九三八年秋，贺子珍离开延安一年后，毛泽东同从上海到延安抗大学习的江青结婚。这次婚姻上的错误选择，给毛泽东后来的生活，特别是他的晚年带来极大的不幸。
抗日战争前，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和“围剿”，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被迫处于同外界隔断的状况下。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种种主张令人们感到耳目一新，引起国内外广泛的注意。许多人来到延安访问。梁漱溟回忆他当时去延安访问的动机：“自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现在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百闻不如一见。”（59）抱着这样的目的与心情，一些关心中国命运和抗战前途的中外人士络绎来到延安。毛泽东认为这是了解社会情况、大众情绪和宣传党的主张的极好机会，在繁忙中抽出许多时间接见来访人士。
梁漱溟是中国乡村建设派的领导人，一九三八年一月到延安后，就抗战前途和阶级斗争等问题同毛泽东交谈了八次，每次时间都在两小时以上，最长时通宵达旦。半个世纪后，梁漱溟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同毛泽东交谈的情景：“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却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对阶级斗争等问题，双方有着不同看法，毛泽东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梁漱溟说：“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60）
毛泽东会见平民教育会派来延安参观的诸述周时说：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的态度，看你是想和老百姓做朋友，还是站在老百姓的头上压迫他们，只要和他们接近，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自然相信你，随你要他们的钱，要他们的命都可以办得到。只要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何愁没有人上前线，何愁没有人抗战？（61）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七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从前线返回内地途经延安时，受到毛泽东和延安军民的热情欢迎。毛泽东就合作抗战等问题同他广泛交谈。这次延安之行对卫立煌产生了很深的影响。陪他同行的秘书赵荣声回忆道：“自此以后，卫立煌对于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看得多些了，不只是看看标题，而且翻阅一部分文章。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叫我陪他细读七月七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名著《论持久战》。这本书不但对于卫立煌的‘速胜论’、‘唯武器论’等顽症有很好的疗效”，而且使“卫立煌对于八路军打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有所理解、有所同情了”。（62）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是许多人关心的问题。五月十一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就这些问题作了回答。第二天还为他题写赠言：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面，才能达到目的。”（63）
来延安访问的人中有一些外国朋友，毛泽东非常重视同他们的交往。
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是位著名的外科医生。一九三八年三月底，为了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白求恩率领加美医疗队到达延安。毛泽东在会见时热烈支持他建立战地医疗队的提议。后来，白求恩赴晋察冀边区工作，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诊手术时受感染而逝世。毛泽东十分悲痛，写下著名的文章《纪念白求恩》，高度赞扬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精神。
有些美国军人对延安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埃文斯·卡尔逊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去延安前说：“如果我能亲眼看看，我就能证实真实的情况。”（64）一九三八年五月，卡尔逊到延安，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毛泽东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毛泽东还会见了大批中外记者，其中包括英国记者贝特兰、美国记者王公达、中国记者舒湮、邓静溪等。毛泽东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战的形势、前途，以及八路军、游击战争在持久战中的重要作用。一位记者这样评论毛泽东：“他的外表很像朴实的农夫，但他的举止却似文雅的书生”，同毛泽东谈话“听起来似乎觉得‘平淡无奇’，过后想起来却又‘隽永有味’”。（65）事后，这些记者将延安之行中看到的情况介绍出去，毛泽东被国内外愈来愈多的人所了解了。
①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37年9月25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页。
③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37年9月25日。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370、375、388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370、375、388页。
⑥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15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370、375、388页。
⑧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9月25日。
⑨ 《中共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六大以来》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861页。
⑩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1937年10月22日。
⑾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等的电报，1937年10月19日。
⑿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告朱德的电报，1937年11月15日。
⒀《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87—396页。
⒁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11月14日。
⒂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8月10日。
⒃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12月9日。
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10日、12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10日、12日。
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31页。
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43年11月19日。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1月13日。
（22）《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24、225、226页。
（23）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7年12月12日、13日。
（24）毛泽东致邓小平、程子华、彭雪枫等的电报，1937年12月17日。
（25）毛泽东、萧劲光、谭政致边区各军政首长的电报，1937年12月24日。
（26）陈、周、博、叶、董致毛、洛及书记处并朱、彭、任电，1938年2月10日。
（27）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28）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29）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30）洛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3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63页。
（32）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致张国焘的电报，1938年4月12日。
（33）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二期学生毕业典礼前一天的讲话记录，1938年5月7日。
（3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记录，1938年8月3日。
（35）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8年9月14日。
（3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16页。
（37）《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31页。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月24日。
（39）张文彬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0月24日。
（4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4页。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7—554页。
（42）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38年11月5日。
（43）《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63页。
（44）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1月6日。
（45）彭德怀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0月24日。
（46）《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31页。
（4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77页。
（48）贝特兰：《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93、94页。
（49）吴印咸：《延安影艺生活录》，《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267、268页。
（50）毛泽东对抗大三大队临别演词记录，1938年3月20日。
（51）刘白羽：《延河水流不尽》，《毛主席的旗帜飘万代》，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7年10月出版。
（52）李志民：《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之三）》，《中共党史资料》11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227页。
（53）《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10页。
（5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98页。
（55）毛泽东对陕公第6、7、8、9、10队毕业同学的讲话记录，1938年3月3日。
（56）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记录，1937年10月19日。
（57）《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2页。
（5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26页。
（59）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61、64页。
（60）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61、64页。
（61）诸述周：《毛泽东先生会见记》，1938年6月14日。
（62）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93页。
（63）毛泽东为施方白题写的赠言手迹，1938年5月12日。
（64）米契尔·布赖克福特：《卡尔逊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12月版，第216页。
（65）邓静溪：《毛泽东先生会见记》，1938年3月24日。
第22节反磨擦斗争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日本在武汉和广州战役中几乎倾注了全力。进攻武汉动用的兵力达十四个师团，进攻广州也用了三个师团，共占当时日本陆军总兵力的半数。这是自卢沟桥事变一年多来日方使用兵力最多的一次，而且对两地的进攻几乎集中在同一个时间内举行，反映出他们力图“速战速决”，以摆脱长期作战带来的严重困境，但结果并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对华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几乎已达到极限，已无法继续保持原有的进攻势头，不得不陷入他们极不希望看到的相持状态，把重点转向巩固已有的占领区，以期“以战养战”，并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
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这时已迁到重庆。随着局势的变化，国民党最高当局的不同集团分别出现新的重要政治动向。
一向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突然从重庆跑到越南河内，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发出所谓“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的《中日两国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的声明，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彻底暴露了卖国乞降的面目。全国范围内群情激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投降活动的热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也把他永远开除出党。
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没有和汪精卫一起投降，继续留在抗日战争的阵营内。这是值得赞扬的。但在他看来，日本军事进攻的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