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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向反复无常的张国焘会后立刻变卦，一赶到漳县红四方面军总部，又违背中央指示和西北局决议，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转头西渡黄河。朱德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刻向中共中央和军委报告，表示坚决维护原定的静会战役计划；致电张国焘，批评他擅自改变西北局的决定；同时，下令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暂停行动，并通知西北局各成员速到漳县重开会议，再次讨论行动方针问题。徐向前到临洮调查后，也查明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提出了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九月二十七日致电朱张，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33）同日，他们又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34）
这样，张国焘才被迫同意红四方面军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四方面军各部从九月三十日起，分五个纵队相继从岷州、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地区前进。可是，时间已延误十天左右，使远道赶来的国民党军队胡宗南等部得以逼近这一地区，使红军三大主力会合时西北地区的局势变得十分严峻，增加了许多原来没有预计到的困难。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已命令红一方面军向南急进。十月二日，西方野战军的红十五军团骑兵团在绕过海原县城后，连续奔袭二十多小时，行程三百多华里，抢在胡宗南等部到达前，夺占会宁县城，为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创造了条件。
十月七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在会宁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会合。九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二十二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第二师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实现全部胜利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结束了创造人间奇迹的长征，也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胜利。在抗日战争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历史时刻，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对开展新局面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致电热烈祝贺三大主力的会师，指出：这一会合，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在“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也致电毛泽东，兴奋地说：
“在会宁我们已经与红一师的战士们携手见面了。他们英勇杀敌的气概，和蔼亲诚的态度，使我们景仰钦佩。”（35）
蒋介石对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十分震惊，命令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军共十几个师的兵力向北大举进攻，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正从会宁地区北移时，将红军歼灭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把这个计划称为“通渭会战”。张学良把蒋介石的“通渭会战”部署通报给了毛泽东、周恩来。
中共中央和军委根据敌我态势，在同朱德、张国焘及红一、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协商后，在十月十一日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一个月的休整时间，部署迟滞南敌和进攻宁夏的准备工作，其中要求红四方面军以一个军迅速选择渡河地点，加速造船，准备过河进入宁夏。
毛泽东在十月十三日致电红一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请按十月份作战纲领准备作出宁夏计划纲要，与朱、张面商后提供给中央军委。”（36）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在十月二十三日抵达打拉池，同先期到达的彭德怀会合，共同商讨由彭德怀拟制的宁夏战役计划，表示“完全同意”。这个计划规定由红一、四方面军分两路西渡黄河夺取宁夏：一方面军主力先“略取灵武、金积沿黄河南岸地区，尔后渡河”；四方面军以三十军、四军渡河，控制黄河左岸，攻击中卫，“吸引马鸿逵主力向中卫增援”，以配合一方面军的行动。
为什么红军在这时准备发动宁夏战役？这同毛泽东五月八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设想有关，也同当时陕北的粮食和武器给养十分困难、很希望得到共产国际援助有关。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曾写到：“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据地。但如能给马鸿逵主力以打击，一个时期的立足是可能的。二是甘凉肃三州这一条路，能造成巩固根据地，缺点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怕有些妨碍。”“远方电台已通，中央的报告已发出，不久当有回电。关于西渡问题，当日内征求远方意见。兹先征求你的意见。”（37）以后，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在两条道路中更多地倾向于先取宁夏。九月十四日，他们给朱、张、任的电报中说：“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38）十九日，毛、周、彭致电朱、张，就十分明确地提出：“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39）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致朱、张电中又嘱咐：按照军委《十月份作战纲领》已到黄河渡口的“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为宜”。“二十号开始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40）
在收到朱、张、彭十月二十三日所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后，毛泽东当夜十二时复电同意这个战役计划，同时因国民党的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三个军和关麟征部一个师已迅速北上，在电报中又强调指出：“胡、毛、王、关业占大道，如继续北进……则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41）二十四日夜半，红三十军开始渡河，第二天全部渡完，控制了河西一片土地。这时，胡宗南等部在飞机掩护下向红军阵地猛扑，已先后占领会宁、通渭、静宁等地，向朱、张、彭所在的打拉池进逼。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急电朱、张、彭等：“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42）二十六日，已随红三十军到达黄河渡口的红九军，经中央军委同意后过河。四方面军指挥部一起过了河。二十七日，朱、张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转达中央军委指示，并说：“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43）三十日，国民党军关麟征师向靖远突进。看守渡口的红五军无法向打拉池靠拢，就奉朱德、张国焘的命令，也撤到河西，看守船只，休整待命。这样，河东和河西两岸的红军被国民党军队割断。
十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参谋长，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抵御南敌北进。根据这个要求，彭德怀在十月三十日下达经中央军委批准的海（原）打（拉池）战役的部署，规定红一方面军六个师、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准备从东西两面歼灭胡宗南先头部队一至两个师；其余部队钳制毛炳文、王均二部。同一天，张国焘却命令四方面军两个军后撤，使海打战役的部署未能实现。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对阻滞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北上、重新恢复河东河西红军部队的联系，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因此，中央军委随后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一切具体部署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之命令。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以便适合情况不影响时机地战胜敌人。”（44）彭德怀指挥红一、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由同心城李旺堡一线东移，待机歼敌。
由于国民党胡宗南等部进展很快，到达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通路，隔断了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已无法执行，被迫中止。孤悬河西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二万一千八百人，虽然控制了一条山地区，奋战十多日，但这一带的地形和生存条件十分不利，难以长期停留。十一月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张并毛、周请示行动方针，说明：“此方人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以作战。”“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尔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45）九日，河西部队经中央军委同意后改向人口较稠密的凉州地区前进。十一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将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西路军开始独立作战。
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后，中央军委对河东的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求得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国民党军一至两个师，停止他们的进攻。这时，骄横不可一世的胡宗声孤军深入，独自分三路向豫旺县进攻。十九日，彭德怀到山城堡前线主持召开前敌总指挥部会议，拟定山城堡作战部署，命令各部迅即进到指定位置构筑工事，待机歼敌。二十日凌晨五时，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说：胡宗南的丁德隆第七十八师，“有经山城堡、青岗峡向定边之可能”。“打时，以首先消灭其一师、取得确定胜利后再打第二仗为原则。”（46）这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前线慰问部队，应彭德怀的要求，留下共同指挥作战。红军各部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
十一月二十日，丁德隆的第七十八师进占山城堡等地。二十一日，彭德怀、周恩来指挥设伏的红军，突然向从山城堡东出的丁德隆师发起攻击，将他们大部压迫在山谷中，经过一天激战，全歼该师一个旅又两个整团，取得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进攻盐池的国民党军一部也被红二十八军击溃。这次战斗，迫使胡宗南部全线后退，基本上停止他们对陕甘苏区的进攻。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对击破蒋介石的进攻，稳定陕甘宁根据地的局面，发展革命力量，促进国内和平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是对奠基西北的一份厚礼。
①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66页。
②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67页。
③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年11月3日。
④ 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一级以上干部大会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11月30日。
⑤ 徐海东：《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12月版，第47、48页。
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1935年12月1日。
⑦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70、171页。
⑧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12月23日。
⑨ 张浩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年12月23日。
⑩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89—597页。
⑾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74、375页。
⑿郭洪涛：《迎接毛泽东到陕北》，《说不尽的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辽宁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71页。
⒀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记录，1935年12月17—25日。
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月17日。
⒂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给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2月17日。
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1936年3月10日。
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3月23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5日。
⒆毛泽东、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1936年4月28日。
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5月8日。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96页。
（22）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7月14日。
（2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61、65、66、69页。
（24）彭德怀、毛泽东致朱、张、刘、徐、陈电，1935年12月2日。
（25）毛泽东致朱德电，1936年1月1日。
（2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页。
（27）林育英给张国焘、朱德的电报，1936年1月24日。
（28）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56、476页。
（29）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56、476页。
（30）《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页。
（31）毛泽东、周恩来等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同志电，1936年7月22日。
（32）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复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1936年8月3日。
（33）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张国焘等的电报，1936年9月27日。
（34）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张国焘等的电报，1936年9月27日。
（35）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给毛泽东的电报，1936年10月10日。
（36）毛泽东给彭德怀电报，1936年10月13日。
（37）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6月29日。
（38）毛泽东、张浩、洛甫、周恩来、博古致朱、张、任电，1936年9月14日。
（39）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张电，1936年9月19日。
（40）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张电，1936年10月19日。
（41）毛泽东致彭德怀并朱、张等电，1936年10月24日。
（42）毛、周致朱、张、彭，并致贺、任、徐、陈电，1936年10月25日。
（43）朱、张致徐、陈并报毛、周电，1936年10月27日。
（44）中央军委给朱、张、彭、贺、任电报，1936年11月15日。
（45）徐向前、陈昌浩致朱、张并毛、周电，1936年11月2日。
（46）毛泽东给彭德怀电报，1936年11月20日。
第17节西安事变前后
山城堡战斗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直接促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九一八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激化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特别是加强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工作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内，这项工作是由毛泽东直接领导的。
瓦窖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时，由于蒋介石还没有明确的抗日表示并且正继续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军事“追剿”，所以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是“抗日反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