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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只是向上走。”＠他极力鼓励：“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１０更斩钉截铁地宣布：“生命的路是进步的，……什么都阻挡他不得。”１１他还多次拿欧洲的事情来作将来的证明，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的自我反省，引出一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的结论１２；由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他更一往情深地咏叹：“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１３简直和十年前向《河南》杂志投稿的时候没什么两样了。…但这只是一种表相，他心里并不真这样激昂。就在写这些随感录的同时，他给一位东京的朋友写信说：“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甚至断定，中国的转变“但有一塌糊涂而已！”１４比起那些随感录，这封信中的话当然深刻得多，我今天阅读它，仍然感觉到沉甸甸的分量。一个人对社会的未来已经有了这样透彻的认识，他怎么可能激昂得起来？面具终归是面具。不可能遮没真人的全身，时间一长，写的文字一多，鲁迅内心那些悲观的“确信”，难免要从面具的四边溢露出来。一九二三年他去北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演讲，本意当然是鼓励年轻人切实争取人生的幸福，可他讲不多久，却说出了这样的话：“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警醒他”，②这不又是那个“铁屋子”的比喻吗？在这篇不长的演讲中，他几次三番重复这样的意思，还引了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话，说是“万不可作将来的梦”，几乎要将面具掀开来了。到了一九二五年，他更在杂文中接连表示对于历史进步论的怀疑和否定：“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③十年前，他只是把中国过去的历史看成是一种倒退的历史，现在他干脆把这倒退的历史，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于是他要人们到历史上去寻找“将来的命运”：“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他更悲愤地仰天长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１７
一般说来，人总不愿意说话自相矛盾，鲁迅所以要戴面具，就是想避免这一点。既然是呐喊助阵，更不应该泼冷水，何况他也并不真能肯定，这仗一定就非输不可。固此，只要还没有气昏了头，他就总要勉强自己，尽管多说些乐观的话。可是，就是他的这些勉力呐喊的活，你听到后来，也常常会不自觉地收紧心胸，因为那呐喊当中，分明显出一种勉强，一种愤檄，你甚至会觉得它非常刺耳，就像是一种反话。
比方说，还在一九一八年冬天，他就对《新青年》式的启蒙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倘若有人偏向别处走，再劝一番，固无不可，但若仍；日不信，便不必拼命去拉，各走自己的路”，接着还引耶稣和尼采的话：“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Nielzsche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那稣的话；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倘若终于翻倒，然后再来切切实实地帮他抬。”１８这些话的整个的意思，当然是积极的，“各走自己的路”也好，“切切实实地帮他抬”也好，都是主张有为的。但是，你再仔细体味，就会发现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放弃——倘若他们不肯听劝，那就随他们去吧，这就和《新青年》的基本立场不一样了。既是想改造社会，那就不能讲放弃，倘若这个“他”不止是代表一群遗老遗少，它更意味着形形色色的愚昧的人群，意味着从赵太爷到阿Ｑ的社会的多数呢？“他”将使整个民族都坠人灭亡，你还能放弃吗？可是，从鲁迅这话的逻辑来看，他的回答应该是：“不错，也一样放弃。”事实上，在一年以前，他早已在私下作出过这样的回答：“盖国之观念，其愚亦与省界相类。若以人类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良，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若其灭亡，亦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③一九二一年，他更在公开的文章中说：。一个人死了，在死者自身和他的眷属是悲惨的事，但在一村一镇的人看来不算什么，就是一省一国一种……”２０活虽故意只说了半句，但那个“听他罢了”的范围有多大，却是标示得明明白自了。我当然理解他的苦心，这“实在不行就算了”的说法，其实是一剂预防针，是用来稳定启蒙者的情绪，使他不至于为了收不到效果而失去信心，目的还是在打气的。但是，恰恰是他这种先找一条心理退路的打气方式，使人禁不住要心里发凉，那对启蒙的无效的透彻的预感，实在凸现得太触目了。
在谈及思想启蒙的时候，他还有一种特殊的说法，就是强调它的长期性。一九二五年他说：“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儿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人……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２１在另一处地方，他说得更具体：“现在役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一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２２这其实还是那个“各走自己的路”的意思，是预防久攻不克的焦躁而先作的一种心理准备，并不是启蒙没有效果，而是它本来就来得慢，社会一定会有改变，民众也一定能够醒悟，只不过这一切都在遥远的将来，你现在还不能够看见－－差不多七年之后了，他却还是在重复“听他罢了”的诸，你说这是呐喊呢，还是叹气？
当然，鲁迅在“五四”前后发表的最重要的文字，还是小说。从《狂人日记》到《白光》，他四年间一气写下了十多篇。他自己说，他写这些小说是意在“呐喊”２３，你顺着这个角度去读，也果然会从中听出启蒙的呼叫。《狂人日记》是揭发中国历史的“吃人”的本质，《孔乙己》则是表现冷酷人世的另一种“吃人”的真实。《药》凸现了老百姓的深入骨髓的愚昧，《风波》则强调了中华民国的徒有其名的脆弱。《白光》描绘出旧式文人的无可挽回的悲剧，控诉和讽刺都远比《孔乙己》犀利；《阿Ｑ正传》对病态的国民灵魂的透彻的揭发，对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情形的深刻的表现，更是汇聚成宏大雄壮的启蒙的呐喊，显示出“五四”那一代人的社会批判的最高水平。不用说，与随感录相比，这些小说更能够表现鲁迅的呐喊的激情。
但是，就像他那些独特的打气的话一样，你细读他这些小说，到最后也会在呐喊的声响之外，又觉出另外的意味。譬如《狂人日记》，那“狂人”对“吃人”的历史的批判是那样彻底，在吃人者的包围中间又那样不屈，最后还要高喊“救救孩子”，你多半会将他奉为一名清醒的先觉者吧，可是，鲁迅在小说的引言当中，却引用“狂人”的哥哥的话，说他“早已愈，赴某地候补矣”，２４一旦把这引言和正文部分联系起来，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呢？再譬如《药》，以“愚昧的乡民拿启蒙者的鲜血当药吃，作为基本情节，通篇的描写又是那样冷峻阴郁，尽管作者在结尾添了一个花圈，放在启蒙者的坟头，整篇作品的压抑的氛围，还是会使你喘不过气来。尤其是《阿Ｑ正传》，从第一章的有意的挪榆和戏谚，到最后一章描写阿Ｑ临刑时的不自觉的紧张，作者的叙述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先前那居高临下的气势逐渐消失，你最后看到的，竟是一种与阿Ｑ感同身受式的绝望的悲哀，到这时候，一种无以名状的消沉和沮丧情绪，会不会早已悄悄地潜入你的心头？还有那篇《头发的故事》，主人公Ｎ竟说出这样一长篇话：“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贴起‘腹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２５简直是重申那个“铁屋子”的比喻，那“假使寻不着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的愤辞了。
鲁迅写《狂人日记》和《阿Ｑ正传》这类小说，本意当然是在以启蒙的眼光，去刻画昏睡着的“他们”，他甚至还担心，“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２６可是，文学创作毕竟有自己的法则，无论作家抱着怎样的动机。一旦进入创作，总难免要受这法则的约束，而它的头一条，就是：以白你目己！因此，鲁迅就是心再诚，再想遵从启蒙主义的“将令”，他内心的那些与启蒙态度并不相符的情感体验，还是会不由分说地涌上笔端。即使在设计人物，编织情节这样一些较富于理智的活动中，他大致能够排除它们的干扰，一进入具体的描述，却不能不听任它们自由出入了。小说家非但不可能在描述他人的时候，保持完全的冷静，他也不可能完全去描写他人，他自己的心绪，总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入作品，成为他的描写对象。连写杂文，鲁迅那副启蒙主义的面具都不能遮住他的阴郁情绪的流溢，在小说里，这面具的遮蔽作用就更有限了。
鲁迅是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加入“五四”那一代启蒙者的行列的，这独特并不在他的战斗热情比其他人高，也不在他的启蒙主张比其他人对，他的独特是在另一面，那就是对启蒙的信心，他其实比其他人小，对中国的前途，也看得比其他人糟。即便是发出最激烈的呐喊，他也清醒地估计到，这呐喊多半不会引来什么响应；就在最热烈地肯定将来的同时，他也克制不住地要怀疑，这世界上恐怕是只有黑暗和虚无，才能长久地存在。是命运造就了他的这种独特之处，而“五四”以后的历史证明了，这也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注释
①这份刊物最初的刊名叫《青年杂志》，一九一六年起改为《新青年》。为行文方便，我一开始便称它为《新青年》。
②鲁迅：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六日致许寿裳信，《鲁迅书信集》上卷，二十页。
③鲁迅：一九二０年五月囚日致宋崇义信，《鲁迅书信集》上卷，二十八贝。
④鲁迅：《自序》，《呐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五页。
⑤如果以欧洲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作为标准，“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很难算是二场真正的启蒙运动。它的发起者们的那种明确的救世目的，那种借思想学术来推动政治变革的功利意图，尤其是它赖以产生的那种普遍的关于国家民族的危机意识，都决定了这场运动必然具有一系列富于中国特色的性质。限于篇幅，在这里无法详细展开讨论，但我在一篇题为《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的论文（《上海文学》，一九九三年第四期）中，从现代文学发展的角度，对这场文化运动的特点作过初步的分析。
⑥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六十二页。
⑦鲁迅：《写在后面》，《坟》，二百零八至二百零九页。
⑧鲁迅：《随感录，四十》，《热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三十页。
⑨鲁迅：《随感录·四十一》，《热风》，三十二页。
⑩鲁迅：《随感录·四十九，，《热风》，四十四页。
⑾鲁迅：《随感录·六十六》，《热风》，六十六页。
１２鲁迅：《随感录·六十一》，《热风，，五十九页。
１３鲁迅：《随感录·五十九》，《热风》，五十六页。
１４鲁迅：一九二０年五月四日致宋崇义信，《鲁迅书信集，上卷，二十九页。
１５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坟》，一百十八页。
１６鲁迅：《忽然想到．三》，《华盖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十页。
１７鲁迅：《忽然想到·四》《华盖集》，十三页。
１８鲁迅：《渡河与引路》，《集外集》，三十一页。
１９鲁迅：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致许寿裳信，《鲁迅书信集》，十八页。
２０同１１
２１２２同６
２３同４
２４鲁迅：《汪人日记》《呐喊》，七页。
２５鲁迅：《头发的故事》，《呐喊》，四十八页。
２６鲁迅：《俄文译本序》，《集外集》，七十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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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小成功和大绝望
尽管戴着面具，呐喊得颇为吃力，鲁迅投身启蒙运动的个人目的，毕竟很快就实现了。向《新青年》投稿不久，他就赢得了编辑部同人的尊敬，应邀参加每月一次的编辑委员会会议，和钱玄同一样，成为杂志的中坚人物。由于《狂人日记》等一系列小说，尤其是《阿Ｑ正传》的陆续发表，他更引起北京、上海等地读者的广泛关注，《狂人日记》甚至彼选进小学的国文课本。从一九二０年开始，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六七所学校相继聘他为讲师和教授，他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在学术界颇受称赞。在文学界，他的影响就更大了，沈雁冰、郑振择等人组织文学研究会，就尊他为重要的指导者；后来的“浅草社”、“春光社”和“沉钟社”，更将他看成前辈和导师。他还与几位朋友创办《语丝》周刊，发起“未名社”和“莽原社”，以至被人视为文坛上的一派的领袖。每到晚间，他的会客室里便有青年人围坐，热切地望着他，希望能听到中肯的教诲。他不再是绍兴会馆里那个默默无闻的“待死”者了，他现在成了大学讲台上的名教授，读者钦慕的名作家。
他的自我感觉也变了。他从小就有一种不自觉的优越感。这既是来自出身的优越，也母来自智力的早熟。他到日本以后的自荐轩辕的激情，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源于这种自视甚高的胸怀。你仔细看他返回中国之后的种种悲愤情绪，种种自居牺牲，甘愿待死的举动，都少有一般沮丧者的颓唐气息，倒是常常会显出激烈的意味，就更能够体会他骨子里的优越感，惟其有过那样崇高的自许，却偏偏到处碰壁，才会转而酿成激烈的自绝冲动。因此，一旦他能够引来青年人的瞩目，获得社会的承认，压在心灵深处的自尊情感就立刻会冒上心头。何况中国文人向来有重视功名的传统，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曾模仿《离骚》的格式作过一首长诗，最后两句日：“他年芹茂而样香兮，必异藉以相酬”，①就充分表现了这种功名心。我可以肯定，随着社会名誉的日渐增长，他的自信也一点一点恢复，先前那些受人轻蔑、走投无路的记忆，应该一天比一天淡薄了。但是，鲁迅介入公众生活的后果，却不仅仅是收获赞誉和尊崇，他还引来了恶意和敌视。他那样猛烈地攻击旧传统，自然会引起保守主义者的不满，有一次口答《京报副刊》的提问，他写了一句：“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②竟招来一大串反洁和攻击。他那样热情地替青年人说话，也确实赢得了青年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