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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的周刊依旧半公开地在外面卖着。不过我们在第二期上面登了一个简单启事：“本刊第一期警厅禁止发售，对于订户无法补送，敬请原谅。”
第二期出版，倒很顺利。在第三期上我的一篇短文被删去一段，我们用墨笔轻轻一勾，就对付过去了。第四期换了一家比较便宜的印刷局，他们很认真，我们以前的办法，是一面付印，一面送检查。这家小印刷局却要等到清样检查后发了回来，才肯开印，本来我从第四期起开始发表题作《托尔斯太的生平和学说》一篇长文，这自然说不上什么研究，唯一的秘诀只是抄书，第五期周刊上正登着论托氏的社会思想的一段，开头有五六行被检查员用红笔勾去了，便没有能够被印出来，但却也注明被删去若干行的字样。
这一来，我们倒觉得讨厌了。人的性情本来是这样，你不要我做，我偏要做。检查员既然认真做，我们也就不客气了。第六期的文章便来得更厉害，每个人的文章都遭了砍头刖足的重刑，我们知道检查员快要被我们弄得发狂了。我们便想了种种方法来激怒他（或他们）。我们想他（或他们）大概不懂外国文，便故意从北京的杂志上选了一篇《支加哥殉道者》来转载，这文章很长，而且译笔欧化到十二分，我们读起来也颇吃力，这一次检查员总算吃了我们的亏，我们从发回来的清样上可以看出来他（或他们）这一次是煞费了苦心的。
但是在第八期上报复来了。恰巧在这期我们又换了印刷局。新的印刷局是一个朋友介绍的，我们不知道它比耗子还胆小，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留心，付印时稍微去迟了一点，刊物已经完全印好了。我们拿起一张来读，任何一篇文章，我们读来读去，都读不出意思来，连写文章的我们自己也莫名其妙了。我们翻到第四版，奇怪，连“支加哥殉道者”这个标题也不见了。原来印刷局不得我们同意，就把被勾去的字句检出，单将文章接连地排在一起，结果弄得每篇文章变成了狂病者的谵语。
我们再仔细检查一下：“这么”的“这”字没有了；“那么”的“么”字没有了；“社会”的“社”字没有了；“运动”的“动”字没有了；至于“的”“呢”“了”“吗”之类更不必说。“支加哥”大概是什么暗号，“殉道者”一定是俄文或法文，“秋天的太阳以它的抚人的微风接吻每个自由的人的双颊时”在这纠缠不清的欧化句子里，“它”这个字，中国本来就没有。“抚人”“接吻”都是猥亵字眼。微风更不会和人亲嘴。“自由”又是违碍的字眼。所以结果被改成了“秋天太阳微风每人双颊”。
我们起初很生气，但过后仔细一想又觉得好笑，从这里我们不是很清楚的看出了一个人的教养，思想和恐惧吗？结果被检查的倒不是我们的文章了。
这位可怜的老先生想拼他的老命来阻止洪水的泛滥，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样子不是一幕farce中的一个很好的场面吗？
我们印了一张刊误表附着报纸送给订户。在那张刊误表上面我们还想写着“这一期的刊物应该是历史的资料”一类的话，但却没有实行。
以后我们和检查员的关系变得更坏起来。我的兴趣也从刊物移到了检查员的身上，我专门研究他的心理，分析他，试探他，激怒他，欺骗他，各种的花样都用过，而且屡试屡效。
如我们出“师复纪念号”便专门登载解释心社规约之类的文章，一下就把他骗过了。
我想，今天假若我还可以说是有一点分析事实，分析人物心理的能力的话，这能力就是从那时候训练起来的。
纪念我的哥哥两个年轻的孩子（不，那时候我们自以为是“饱经忧患”的大人了）怀着一腔热情，从家里出来，没有计划，没有野心，甚至没有一个指导我们的师友，我们有的只是年轻人的勇敢和真诚。一条小木船载走了我们，把我们从住惯了的故乡，送入茫茫人海中去。两只失群的小羊跑进广大的牧野中了。现在大概没有人记得我们当时那种可怜而可笑的样子，可是近几年来在重庆和桂林，每当寒风震摇木造的楼房时，我总会想起在南京北门桥一间空阔的屋子里，我们用小皮箱做坐凳，借着一盏煤油灯的微光，埋头在破方桌上读书的情景。我们在那间空阔的屋子里住了半年，后来又搬到前面另一间狭小阴暗的屋子里住了一年。在那些日子，我们没有娱乐，没有交际，除了同寓的三四个同乡外，我们没有朋友。早晨我们一块去上学，下课后一块儿从学校走回家。下雨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撑着一把伞，雨点常常打湿了我们的蓝布长衫。夏天的夜晚我们睡在没有帐子的木板床上，无抵抗地接受蚊虫的围攻。我们常常做梦，梦是我们的寂寞生活中唯一的装饰。此外就是家信。在故乡的家里还有我们的大哥。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他是我们和那个“家”中间的唯一的连锁。他常常把我们的心拉回去又送出来。每个星期里他至少有一封信来，我们至少也有一封信寄去。那些可祝福的信使我们的心不知奔跑了多少路程。我们并没有把那一年半的时光白白浪费，我们的确给自己的脑子里装进了一些东西。于是安静的日子完结了。在学校生活结束以后，我开始了飘泊的生活。那天你在浦口车站送我上火车，你温和地微笑着，嘱咐我“小心饮食，注意身体”。你的友爱温暖了我的心，在跑了好些地方，碰了若干次壁，甚至在我靠着两个小面包和一壶白开水度日的时候，我想到你，我还觉得自己有着无比的勇气。我不肯让你知道我真实的生活情况，我不愿意使你为我的苦恼分心。固然你一直过着安定的生活，但你的日子也并不是快乐的，况且你的心很细，你顾念别人常常多于顾念自己。以后不论在东吴（苏州）或者燕京（北平），你都是过着一种苦学生的生活，有时你还不得不做家庭教师，领一笔微小的薪金来缴纳学费。你从不羡慕别人的阔绰，也没有为自己的贫苦发过一句牢骚。我的生活方式连累了你，我这个叛逆使你也失去了家人的信任。“家”渐渐地跟你离远了，信函的往来也常常中断。你心中的寂寞是可以想到的。你最后一年的求学生活应该是怎样痛苦的挣扎埃但是你终于带着孤寂的微笑熬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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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巴黎圣母院钟声响起的时候
亚丽安娜·渥柏尔格
想不到我会在故都遇见成，更想不到会从他的口里听见亚丽安娜这个美丽的名字。
三年前的冬天我从温暖的南国回到了上海，住在闸北宝山路一个阴暗的亭子间里。在一个阴雨的早晨，我想起了在巴黎遇见的那个波兰女郎，一股火焰在我的心里燃起来。我的心没法平静下去，我的回忆要我写。我就写了那篇题作《亚丽安娜》的短篇小说。
在那篇小说里至少有一半是真的事实。亚丽安娜就是那个波兰女郎的名字，吴是我的一个朋友，金自然是我。那时我到巴黎不久，吴和亚丽安娜就因为所谓国际大会的事情被法国政府驱逐了。这件事情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到吴的房里去，接着亚丽安娜和她的男朋友杭可来了。据说杭可就是她的爱人。他们跟吴谈了许多话，神情很紧张。从他们的谈话里，我知道那天的大会被警察解散了，警察还查看了每个到会的人的居留证。严厉的处罚在等着他们，这是不会久待的。我看出来他们都没有恐惧，尤其是亚丽安娜，她在谈话时候常常露了笑靥，我注意地看她，这是一个身材细小的女郎。她有一头浓密的金丝发，两只蓝色的大眼睛，一张红红的圆脸。这些都是一个普通的波兰少女所常有的。吴告诉过我，她刚刚二十岁。
第二天侦探到旅馆里来搜查吴的房间。后来听说亚丽安娜的房间那天也被侦探光顾过。以后几天就没有什么动静了。
于是一个早晨，吴突然被传到警察厅去，领取驱逐出境的命令，缴还居留证，给人强迫着打了手印，照了像，限期三天内离开法国。许多人都得到同样的处罚，亚丽安娜自然不是例外。
吴从警察厅回到旅馆来就忙着写信，又忙着出去会朋友。
亚丽安娜来了，她送来写给吴的信。从那封信里我们知道她要回到波兰去。波兰虽是她的故乡，然而她是一个被通缉的人。她要是在波兰给人捉住，至少得关上好几年。我们不愿意她回去，但是又没法阻止她。吴自己的悲哀也是很大的。他写给好些法国朋友的告别信上都说：“我要离开法国了，我爱这个地方，而且我永远爱它。”我的悲哀也很大，失掉了这些朋友，我在巴黎的生活就更寂寞了。
吴读了亚丽安娜的信，默默地坐在桌子旁边，用他那忧郁的眼光看我。他感到寂寞的时候，他常常是这样的，我知道。第二天下午吴就约我去给亚丽安娜送行。在第六区的一家旅馆里，我们找着了她。除了亚丽安娜外我们还看见两个年轻的女人。这一次会见的情形，倒有点像我在小说《亚丽安娜》中所描写的，但是小说里只有一部分是真的事实。小说里提到我们把亚丽安娜送到火车站。事实上，我们送她到一个朋友住的旅馆，就跟她分别了。
分别的时候，吴把手里的小皮箱交还给亚丽安娜，我也把手里提的递还给她。我们紧紧地握了手，三个人望着，大家微微一笑，不说aurevoir，却说了adieu。那时候我的心情是没有文字、没有语言可以形容出来的。我觉得热情在我的身体里满溢，要奔放出来，要把我的全身胀破。
我和吴痴痴地立在人行道上，望着亚丽安娜的背影在旅馆的大门里消失了。
“金，我们到赛纳河边走走罢，”吴忽然用留恋的声调说，“巴黎是很可爱的，可是我后天就不得不走了。”
我能够拿什么话来安慰吴呢？我并不像吴那样爱巴黎，然而我觉得我也很了解吴的心情。我不能不回答他。我就说：“不要紧，法国政府会收回命令的。不然你到了比国还可以偷偷地回来。”因为这时候巴黎几个进步的律师正在向警察厅交涉，要求延长执行驱逐令的期限。
“三个西班牙革命党人在巴黎监狱里绝食，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还没有人理他们。你想我们的事情有希望吗？”吴大声说，声音里充满了悲愤。
是的，三个西班牙革命党人的事情，这时候正激动着全巴黎的良心。他们没有什么罪名，不过是西班牙国王亚尔丰琐的仇敌，亚尔丰琐到巴黎来，他们就给法国警察逮捕了，他们的两百多个同乡就被驱逐出境，说是为了保障西班牙国王的安全。但是亚尔丰琐回国以后，忽然从阿根廷送来了公文，说他们在那里犯了普通的刑事罪，要求法国政府引渡他们。为了反抗这种法律的谋害，他们就在狱中实行同盟绝食。这件事情就跟轰动全世界的沙柯、樊宰底的事件一样。刚刚在几天前，美国的绅士们最后一次判决了沙、樊两人的死刑，准备结束那六年来的激烈的斗争。
整个的西方世界似乎都沉沦在反动的深渊里了，到处充满着压迫、苦恼、流血，我们就看不见一线光明（自然光明是有的）。我们的年轻的心被寂寞、被离别的情绪所苦恼着。
赛纳河畔的情形跟平日没有两样，长排的旧书摊，扰攘的行人，圣母院的钟楼……可是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了。我所看见的只是我的心，我所听见的也只是我的心。
“我们到圣母院里面去看看。我在巴黎住了这几年，还没有到钟楼顶上去过，”吴的交织着留恋和悲哀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了。
我抬起头来，才注意到两块墓碑似的圣母院的钟楼，我们正迎着它们走。那两个钟楼，我知道，雨果的小说里的教士就是从钟上面跌落到街心来的。圣母院，我还记得，在一本关于巴黎公社的著作（大概是爱利·邵可侣的日记罢）里说过当时有人在圣母院里面发现了几百具因奸情被杀害的贞女的尸体。而且我在拉丁区的旅馆里，还整天整夜地听见从那里送出来的钟声。
“好罢，”我这样应着，就跟着吴走到那里去了。我们进了大门，从下面沿着阶梯一直走到最高的钟楼顶上，我没有说一句话。
“看，巴黎是这样美丽的。”吴站在石栏杆前面，望着下面整齐的、模型似的街道说。
他这时候的心情，我想我是能够了解的。我也把眼睛望下面：这里是赛纳河，一道一道的桥横架在河上，河里有船经过，烟囱不断地一伸一曲；那里是圣米雪尔大街，车辆和行人就像玩偶似地在那里移动。我的眼睛好像在看一幅图画。
但是画面上四处都摆了那张同样的少女的面孔，一头金发给那张面孔镶了金边。那个波兰女郎的面影又占据了我的脑子。
接着我又想到那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艰苦的斗争，和我们已经付出了的代价。我忽然流下了眼泪来。
这并不是悲哀的眼泪，就在那时候我也不是绝望的。我想到过去的斗争和牺牲，只有感激。我愿意把我自己无条件地贡献给自由的祭坛。我心里的牺牲的火给那个波兰女郎点燃了。
这一天终于过去了。亚丽安娜没有走，吴也没有走。法国政府并未撤消驱逐的命令，不过将期限延长了一些时候。起初是一月，以后又是一月，这其间杭可先回到了波兰，亚丽安娜搬到巴黎郊外霞微尔去住了一些时候，和吴发生了像我在小说里所描写的爱情。但是不久她就离开了巴黎，那时我已经在哀斯纳省了。再过两三个月，吴也就动身回国。等我再到巴黎的时候，亚丽安娜的名字已经没有人提起了。
那个可敬爱的波兰女革命家就像流星似地飞下天际不见了。后来我回到中国，见到吴，连吴也不知道她的消息。
那还是一九二七年的事情。谁知六年后的今天，亚丽安娜的名字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模糊了的时候，成却无端地提起她来，而且从他的口里我又知道了下面的事实，也就是我所想知而未知的她的身世。
“我还为她写了一首诗。那时她正患肺病躺在蒙伯里城的医院里。”成用一种充满怀念的声音开始了他的叙述。我们正在一条大街的人行道上走着。
他的话像一阵狂风吹起了我心里的波涛。那激动，那惊讶，我找不出话来形容。
亚丽安娜有了下落，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像她那样活泼的少女会患肺病，我不相信。
“她读了我的诗，就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这封信在什么地方？可以给我看吗？”我听见说有这样的信，就忍不住打断了成的话。
“我留在巴黎了，那是一封很动人的信，”成叹息地说。我的喜悦又被他的话赶走了。
“她的身世你知道吗？”成忽然改换语调问道。
“我不知道，”这几年来我想知道她的身世，却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她生长在华沙，是一个很聪明的女郎，她成熟得很早，在十四岁的时候就参加了社会运动。最初唤醒她的人是一个青年学生。她爱他，就做了他的情人。但是打击来了，她所敬爱的人死在华沙的绞刑台上。”
成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也曾在欧洲各国的革命者和亡命者中间生活过，他叙述这些事情，绝不能够没有一点感动。
“她自己说：‘从此我就把爱的门关上了。任凭什么人来叩门，我也不给他打开。这许多年我就不曾为谁开过这扇爱的门。’“她接着又说：‘然而人生也需要快乐。我们这种人不会有长久的生命。我活着就有享受快乐的权利。所以我要找男人。跟我发生过关系的男人不止一个。但是说到爱情，那只是一场梦。我不需要任何男人的爱情。我爱过的就只有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