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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寄出以后又轮到我寄发《雨》的第五章的原稿的时候了。我便将这复信的大意另写在一篇短短的按语里面附了寄去，同着第五章的《雨》一起在杂志上发表了。
那朋友不久就离了南京，他也不曾来信谈《雨》的事情。
一个月以后我继续写了《雨》的第六第七两章，又过了三个星期我就一口气从第八章写到第十六章，这样算是把《雨》写完了。以后单行本付印时，在分章和内容两方面都有了一点改动。
《雨》是《雾》的续篇，不过在量上它却比《雾》多过一倍，故事发生的时间比《雾》迟两年。人物多了几个，虽然还是以爱情作主题，但比起《雾》来这小说里的爱情的氛围气却淡得多了。
我自己更爱《雨》，因为在《雨》里面我找到了几个朋友，这几个人比我的实生活里面的友人更能够系住我的心。我的预定的计划是写一个粗暴的浮躁的性格。我写活了一个吴仁民。我的描写完全是真实的。我把那个朋友的外表的和内部的生活观察得十分清楚，而且表现得十分忠实。他的长处和短处，他的渴望和挣扎，他的悲哀和欢乐，他的全面目都现在《雨》里面了。虽然他自己后来读到《雨》的单行本，曾经带笑地发过一点怨言，因为我写的有一部分并不是事实。但我知道他心里是满足的。我们不能因为吴仁民的幼稚处就否认了他的真实性，那朋友自然也不能够。其实在现今活着做一个人，谁能够没有缺点？那朋友和我一样也是充满着缺点的。要是我们不曾消灭掉这些缺点，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来掩饰它们。我们应该对别人忠实，对自己也该忠实。
那朋友至今还是我的最好的友人中间的一个，我始终爱护他，但我却不得不承认他已经不是《雨》里面的吴仁民了。
然而他并不曾改变到《电》里面的吴仁民的样子。《电》里面的吴仁民可以是他，而事实上却决不是他。不知道是生活使他变得沉静，还是他的热情有了寄托，总之我最近从日本归来在这里和他相见时，我确实觉得他可以安安稳稳地做一位大学教授了。我想几年以后，或者十几年以后他有一天会回忆起过去的生活，或者还会翻阅到这一本小小的书，他会在那里面认出一种始终不渝的友情来。那时候他也许会更了解我，或者还会更了解他自己。谁能够为青年时代的热情感到羞惭而后悔么？可惜的只是这热情不能够保持长久。
在《雨》里面出现了方亚丹和高志元。方亚丹可以放在后面说，因为在《电》里面他才现出了全身。高志元在《雨》里面却是一个重要的人物。这是一个真实的人，但他被写进《电》里面时却成了理想的人物了。不，这不能说是理想的人物，他如果处在《电》的环境里面，他的行动不会和那个高志元两样。
这个朋友像是一个大孩子，他以他的单纯和真诚获得了我们大家的友爱。他有着许多缺点，但他有着更多的热情。他的身体，就是被这热情毁坏了的。他在中学里读书的时候喝酒过多，又不知道保养身体，常常喝醉了，就躺在校园内的草地上面，在一株树下过夜，后来就得了一种病：只要天气一变他的肚皮就会发痛，要吃八卦丹才可以暂时止住他的痛楚。我们因此叫他做“活的气象表”，但我们这样叫他，并没有一点嘲笑的意思。这个绰号里面包含了我们的友爱和关切。
我们爱他，但是我们只得眼睁睁地看见他被那永不能熄灭的热情和那零碎的痛楚一天天地摧残下去。我们的痛苦是很大的。用手杖抵肚皮，固然是一个可笑的景象，然而我看见他这样做，我却忍不住要哭了。
在《雨》里面我真实地描写了这个朋友的面目。我的书使我的这友人永久地活在我的眼前。单为了这个，我也得宝爱它。
《雨》的前五章这朋友是读过的，而且写第四章时我正和他同住在法租界某处的一个客堂里。第六章写成时他已经离开了上海。第八章以后因了那刊物的脱期他便没有机会读到，因为那时他早已回到辽远的故乡去了。
他动身的前两夜来看我，我们谈了好些话。我第二天早晨就要到杭州去，不能够送他上船，但我这晚上送走了他回到自己房里，起了种种的感想，觉得很寂寞，便写了一封信寄给他，里面是些劝告的话。
从杭州回来我得到了他的信，是一封长信，但是他已经在海行中的船上了。
他在信里说：
我知道我走了以后你的生活会更加寂寞，我知道我走后我的生活也会更加寂寞。我愿意我们大家都在一个地方，天天见面，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工作和责任……我以后也许会找到一些勇敢的朋友，然而我恐怕再找不到一个像你这样了解我的人了。
他还说他愿意听从我的劝告，改掉一切坏习惯，试试来做点实际的事情。他甚至答应我以后不再喝酒，答应我沉默地埋头工作个五年或十年。最后他说我不送他上船很好，因为他也不愿意我看见他流眼泪。
他这人被好些人笑骂作傻瓜，被好些女性称为粗野的人，他几次徘徊在生命的涯沿上，没有动过一点心，如今却写了这样的信函。这友情给了我极大的感动。
以后他到了故乡寄过一封短短的报告平安的信。不久又寄来他以前在东京买的两本英文书，这是他早答应了送我的。
我只去过一封短信。以后我们就没有再通过信息了。
我知道他还活着，但我却不知道他现在活得怎样。
有一些人疑心张小川是我的另一个好友。那也是一个被我敬爱过的友人，我曾经与他合译过一部大书，他在我的过去生涯中曾有过大的影响。但是他从法国回来以后的行为渐渐地使我感到了失望，直到后来我就忍不住当面责骂他了，以后我还在《旅途随笔》里骂过他，因为有一次他从河南带了他自己教毕业的一班学生，来江浙一带参观，到了苏州那些学生却拿了教育厅和县里的津贴购买大批的香粉，预备回去打扮他们的妻子。不过《旅途随笔》印成单行本时，这一段却被我删去了。那是前年的事。
后来在去年正月他到北平来，我也在那里。我们常常会见，谈了不少的话。有一天我在一本他的新出版的著作的里封面上写了下面的两行字：从××处拿来，因这书我和××又恢复了巴黎时代的友情。慧
一九三四年二月在北平
我写一个“慧”字，因为那时候我刚刚给自己起了“王文慧”的笔名，开始在写《罗伯斯比尔的秘密》了。我还和这友人同到过政治学会图书馆里去翻阅过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籍。
但我在一九三二年写《雨》的时候，对他的行为的确很不满意。听说一个粗暴的年青朋友甚至想找个机会打他一顿。
那个年青朋友就是被人误认作《雷》的主人公的人。他口里常常嚷着要打人，我却没有看见他动过一次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过打人的机会。
我写张小川时，的确打算顺便责骂那个友人，但我憎恨的只是他的行为，并不是他本人。所以结果这张小川就成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写照，而不单是我的那个友人了。张小川这类的人我不知道遇见过多少，只可惜在《雨》里面我写得太简略。
张小川的好友李剑虹很像《白鸟之歌》里面的那个前辈友人，但我希望他不是。我写《雨》在我写《白鸟之歌》以前。那时候这位友人刚从欧洲回来，我对他抱着大的希望。但我已经在担心爱情会毁坏他的一切了。
郑玉雯和熊智君是三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以外的两种典型，这两个女人都是有过的，但可惜我表现得不很真实，因为我根本不认识她们，而且我是根据了一部分的事实而为她们虚构了两个结局；也许破坏我的描写的真实性的就是这两个结局。所以我不妨说这两个女人是完全从想象中生出来的。
否则一些读者想到那个抛弃女学生生活，跑进工厂去做女工，把自己贡献给一个理想，而终于走到一个官僚的怀里去的女郎，不知道会起何等的痛惜的感觉。
在《雨》里面周如水投黄浦江自杀了。单是一本《雾》已经使那个被单恋苦恼着的朋友“落到冰窖里面去了”。为什么我现在还要来加上一个这样的结局？是不是一定要把他推下那黑暗的深渊里去？不。事实上我的本意恰和这相反，我想用这个来把《雾》给那个朋友留下的不快的感觉去掉。其实他早已忘掉了那回事情，而且已经和一个女人同居了。我要用《雨》来证明周如水并不是他，所以《雨》里面的周如水的事情全是虚构出来的；不过像周如水那样的性格要是继续发展下去，得着那样的结局，也是很可能的事。我亲手杀死了周如水，并没有一点留恋。然而他死了以后我却又禁不住伤心起来，我痛惜我从此失掉了一个好心的朋友了。
《雨》出版过后不到一年我写了短篇小说《雷》。这是我从广东回来寄寓在北平一个新结婚的朋友家里的几天中间匆忙地写成的。这小说似乎结束得太快，有许多地方都被省略掉了，后来才在《电》里面补写了出来。这样一来我就无意地在《爱情的三部曲》里面加进了一个小小的插曲。这应该放在《雾》和《雨》的中间。
我在《旅途随笔》的第一篇《海上》的开端曾写过这样的话：是五月的天气，一个晴明的早晨我离开了上海。那只和山东省城同名的船载着我缓缓地驶出了黄浦江，向着南方流去。时候是六点钟光景。
我是在前一晚上船的，有一个朋友同路。我们搭的是统舱，在船尾舱面上安放了帆布床。那晚上落过大雨，把我们的床铺都打湿了。有几个朋友来船上送别，其中有一个就留在船上和我们整整谈了一个夜晚，一直到天明开船时，他才跨着巨步上了岸，把他的颀长的身躯消失在码头上拥挤的人群里去了。这朋友是可爱的，他平日被我们称为粗暴的人，我们都知道他是憎厌女性的，但他那晚上却带了颤动的声音向我们吐露了他的心底的秘密——他的恋爱的悲剧。去年里先后有两个女性追逐过他，她们愿意毫无代价地把她们的爱情给他，却被他残酷地拒绝了。他这样做，他自己也很感到痛苦，可是他并没有一点悔恨，因为他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一个理想，他不能够再有一点个人的感情了。
这朋友的叙述引起了我的赞美。自然在我的朋友中间像这样弃绝爱情的并不只他一个，但是也有不少的人毫不顾惜地让女人毁灭了他们自己，等到后来尝惯了生活的苦味，说出抱怨爱情的话语时，已经是太迟了。我对他说，我要写一本中篇小说，题名叫《雪》，朋友只是微微一笑，他的笑是有些苦涩的。
在同书的《朋友》一篇里还有关于这个朋友的话：世间有不少的人为了家庭就弃绝朋友，至少也会在家庭和朋友中间划了一个明显的界限，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过许多倍。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曾亲眼看见过一些人结婚以后就离开了朋友，离开了事业，结果使得一个粗暴的年青朋友竟然发生了一个十分奇怪的思想，说要杀掉一个友人的妻子以儆戒其余的女人。当他对我们发表这样的主张时，大家都取笑他。但是后来我知道了一件事实：这朋友因为这个缘故便逃避了两个女性的追逐。
因为这两段话我的小说《雷》就被人认作这个朋友的写照了。这是一个误会。
《旅途随笔》的前一部分是在广州机器工会的宿舍和中山大学的生物研究室里面写成的，那时候我白天到中山大学生物研究室去看蛙的生长或者跟着一个朋友研究罗广庭博士的“生物自然发生的发明”，晚上一个人走回河南到机器工会去睡觉。
我几次想提笔写那计划中的中篇小说《雷》，倘使我写的话，《雷》的主人公就会真是那个颀长的朋友了。但是那时我却写了替达尔文学说辩护的文章和罗广庭博士开玩笑，那笔锋也点到了《东方杂志》的编者的身上，所以我这文章便以“文笔太锐，致讥刺似不免稍甚，恐易引起误会”的理由被《东方杂志》拒绝登载了，而后来它在《中学生》月刊发表时又被《东方杂志》的编者托人去关说把那“文笔太锐”的处所删去了一两个，以后便没有引起误会。不过我的文章受凌迟之刑，以这为第一次。
后来我在北平写了《雷》，那时我的心情已有些改变，所以写出来的并不是中篇小说，而且也不是拿那颀长的朋友做模特儿了。
德这个人也许是不存在的，像他这样的性格我还没有见过。他虽然也有他的弱点，他虽然不能够固执地拒绝慧的引诱，但是他的勇气，他的热情，就像一个正在爆发的火山，没有东西能够阻止它，凡是阻拦着它的进路的都会被它毁掉。它的这种爆发的结果会带来它自己的灭亡，但是它决没有一点顾虑。这就像一些植物不得不开花一样，虽然明知花开以后，死亡就会跟着到来，但是它们仍然不得不开花。
德这个性格有时会叫人害怕，有时会叫人爱他。他的那样匆忙的死实在叫人痛惜。慧和影爱他，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德死了。可是他的老鹰一般的影子到现在还在我的这张原稿纸上面盘旋。我写德时虽然知道并不是在写那个粗暴的年青朋友，但我仍然不能不想到他，我不但借用了他的两件事情，而且甚至在小说后面附加了下面的一段后记：提笔时我本来想写一篇中篇小说，现在却写成了这样子。我最不安的是在一个混乱的情形下面枪毙了那个朋友。别的友人读这文章也许会生出种种误会。但那朋友，我想，是能够了解的。我希望将来能够在一部长篇小说里使那朋友复活起来。
后来《雷》被收进集子里面时这附记是被删去了。那时候我写了《电》，我说我是拿了那朋友做模特儿来写了方亚丹。
平心地说起来，德也有点像那个年青朋友。他有德的长处，也有德的弱点。他有热情，也有勇气。有人怕过他，也有人爱过他；有人责骂他，也有人恭维他。但是真正了解他的全面目的，恐怕只有我一个人罢。所以他和许多人好过而终于决裂，但我和他却始终不曾闹一次架；我也不曾过分地赞扬过他。他不是德，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决不是一个像德那样的极端主义者。他的一切和德的比起来都只有一半。而且当我写这一段文章的时候我手边还有他的一封旧信，里面有着这样的话：××来信向我诉苦，说她这三个月来为我而肺痛（她原也吐血），苦得不堪，而且她用了使我不能完全了解的字眼警告我：“如果以后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我可没有责任了，因为我已把我的一切真情给朋友了。”朋友，竟有这样不幸的人间悲剧：我爱##，她却要弄到我吐血。××偷偷地爱我，爱到自己生病，而我竟不知道。……德决不会写出这样的信来，方亚丹也不会的。但是我们能够不为这样的信所感动吗？让我来祝福那个年青朋友早日恢复健康取得自己的幸福罢。
慧和影这两个女子一定是有的，但我一时却指不出她们的真姓名来。有人说慧是某人，影是某人，另一个人的意见又和第一个人的说法完全不同。我仔细想了一下，我说我大概是把几个人融合在一起，分成两类，写成了两个女子。所以粗略地一看觉得她们像某人和某人，而仔细地一看却又觉得她们与某人和某人并不相像。
《雷》写成以后在《文学》一卷五号上面发表了。过了一个多月我开始为第二卷的《文学》写作长篇小说《电》，预备这样来结束我的《爱情的三部曲》。
起初我的这小说的题名是《雪》，写了几章以后才改用了《电》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