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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十七岁的少女冰心，就与母亲和弟弟们一道，第二次到了她童年时代生活的地方——烟台。
冰心当然十分愿意回到她童年时代生活过的大海边去，况且能够坐在她一向喜欢的大轮船上，沿途领略大海的风光，这应该是一次十分惬意的旅行。然而，不，这次旅行简直象逃难，因为无数的家庭都把张勋的辫子兵看得象瘟疫一样地可怕，都想尽快地离开北京，所以，从塘沽至烟台的轮船非常拥挤。军学司长的家眷，竟然只能坐在闷热的货舱里，与许许多多逃离北京的人们拥挤在一块儿，度过了几十个小时的窒息、炎热、黑暗的海上生活。
等到轮船终于抵达烟台港时，冰心赶紧走出货舱。迎面立刻吹来了徐徐的海风，大海，又一次在这位海的女儿面前，展现出自己神奇而又美丽的容颜。冰心望着她久违了的大海（她已经离开这里五年了啊！），深深地呼吸着拂面的海风吹送过来的大海特有的气息，感到无比的馨香和亲切，仿佛在货舱里忍受了几十个小时的炎热、窒息的气息，都被这清凉的海风吹得无影无踪了；货舱旅行带来的郁闷和失望，也被这蔚蓝色的海水洗涤尽了！她面对着自童年时代就无比熟悉的大海，内心里轻轻地向它诉说着：大海啊，你的女儿又返回到你的身边来了。
谢葆璋的老朋友、现任的烟台海军学校校长曾恭甫，正在码头上等待着他们一家，并把他们母子五人，安置在从前他们住过的房子的西半边。
冰心又住进了她童年时代住过的房子，她又可以象她儿时那样，随时凭窗眺望大海的丰姿，或者到海边的沙滩上去玩耍，去散步了。所不同的只是，过去的她，还是一个小姑娘，而现在，已经是一位十七岁的大姑娘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年龄的长大，她觉得，面对着的自童年时代就很熟悉的大海，还有沙滩，山峦，灯塔，等等，似乎与过去的它们相同，却又似乎与过去的它们有了一点儿不同。因此，在她的十七岁的心田里，就引起了许多的感触：
原是儿时的海，但再来时却又不同。倾斜的土道，缓缓的走了下去，——下了几天的大雨，溪水已涨抵桥板下了。再下去，沙上软得很，拣块石头坐下，伸手轻轻的拍着海水……儿时的朋友啊，又和你相见了！
一切都无改：灯塔还是远立着，海波还是粘天的进退着，坡上的花生园子，还是有人在耕种着。——只是我改了，膝上放着书，手里拿着笔，对着从前绝不起问题的四围的环境思索了。居然低头写了几个字，又停止了，看了看海，坐的太近了，凝神的时候，似乎海波要将我飘起来。
年光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一次来心境已变了，再往后如何？也许是海借此要拒绝我这失了童心的人，不让我再来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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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往事·八》
冰心非常愿意在她热爱的大海边多住些时日。但是，暑假就快结束了；而且，张勋复辟的丑剧只演了十几天，就匆匆地收场了，辫子兵被赶出了北京，象走马灯一样的，北京又恢复了表面上的共和政体。由冯国璋任代理总统，段祺瑞
任国务总理的北洋军阀政府，执掌了政权。所以，冰心这次只在烟台住了不长的时间，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她就与母亲、弟弟们告别了父亲的老友，告别了过去的老屋，乘船离开烟台，又回到了北京中剪子巷十四号的家中，准备上学去了。
冰心在贝满女中求学的这几年，正是五四运动的思想准备时期。当时，思想界的那些勇敢的领袖人物们，如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鲁迅，等等，都在这几年里，陆续地从国外回到了国内。他们立志要从启蒙青年的思想入手，于是，便开始大量向中国青年介绍外国进步的思想和文化。同时，也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勇猛地向传统的封建教条及僵尸一般的偶像，发出了声讨的檄文。
他们都是当时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和有识之士，用后辈人的眼光看，也可以说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巨人。他们为了改造中国国民的精神状态，都在热诚地向国内引进西方的哲学、法律、政治、经济、道德伦理、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学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掀起一个类似欧洲文艺复兴或法国启蒙主义那样的运动。
现在的青年读者们也许都知道，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愈来愈多的中国青年学生，开始走出国境线，到外国去求学。据我国赴美留学生在本世纪初创办于美国的《中国留美学生月刊》披露的数字，在五四运动爆发前的1915年，在美国的专门学校及大学里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已经超过了一千二百人。当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之后，这些留美学生，绝大多数都表现出了巨大的爱国热情，《中国留美学生月刊》十卷六期发表了以《我们的责任》为题的社论，向留美同学发出了热血奔腾的呼吁：“我们应该做对国家最有贡献的事，如果必要的话，甚至牺牲生命。……中国现在需要能干的人才比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更为迫切。因此，我们的责任十分简单——回国去！”几乎与此同时，在本世纪，我国赴日留学生人数也在急剧增长。根据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一书中的统计，到了1906年，留日的中国学生已经有了一万三千人。这些留日学生中的不少人，回国后都成了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政治思想，在二十世纪初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也极大。陈独秀青年时代在杭州求学时就攻读法文，后来又去日本留学，据说也到过法国。他十分赞扬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甚至法国的文学。胡适说他“深受法国文化影响，又看得懂英文和法文”。①1915年，三十六岁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了上海。当时，专制独裁的袁世凯还在台上，正一心一意地梦想登基作皇帝，知识分子没有丝毫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警察有权控制所有政治性的或社会性的结社以及任何的出版物。就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面，刚刚回国的陈独秀，却勇敢地创办了后来成为“五四”时期思想界旗帜的杂志——《新青年》。在《新青年》的创刊号里，陈独秀发表了一篇名为《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的文章，高度赞扬拉斐特提出的人权学说，拉马尔克提出的进化论学说，以及圣西门和傅立叶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陈独秀对欧洲的许多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和作家都非常赞赏，他主张推倒传统的腐朽艰涩的中国古典文学，建设起完全新型的中国的写实文学来。②他说他自己不但爱卢梭、巴土特，更爱雨果和左拉，不但爱康德、黑格尔，更爱歌德和郝卜特曼，不但爱培根、达尔文，更爱狄更斯和王尔德。他希望中年民族也能产生一批象他们一样伟大的作家。他热诚地表示：“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今译作雨果——引者注）左喇（今译作左拉——引者注）桂特（今译作歌德——引者注）郝卜特曼、狄铿士（今译作狄更斯——引者注）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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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②陈独秀的原话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见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③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另一位“五四”启蒙运动时期的旗手李大钊，在他1916年夏天从日本返回祖国之后（这一年他二十八岁），就出任了《晨钟报》副刊的编辑，在他发表于1916年8月《晨钟报》创刊号上的《“晨钟”之使命》一文里，他也表示了自己的与陈独秀相近的看法。李大钊认为：法国之所以能够发生1789年的推翻帝制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是因为法兰西民族产生了象孟德斯鸠和卢骚这样的思想家。基于同样的观点，他同时认为：代表德意志民族的灵魂的，不是象俾士麦那样的政客，而是象海涅这样的诗人。因此，他极力主张改造我国的旧文明，旧文化，旧文艺。他希望我国也产生出象孟德斯鸠或卢梭这样的思想家来。李大钊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他还充满了热诚地表示：“记者不敏，未擅海涅诸子之文才，窃慕青年德意志之运动，海内青年，其有闻风兴起者乎？甚愿执鞭以从之矣。”1917年1月，杰出的开明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以欧美的大学为蓝本，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这所昔日充满了绔裤子弟恶习的半衙门状态的高等学府，变成了一座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可以坦诚地阐述自己的新鲜见解，又可以互相交流思想的，充满生气与活力的论坛。蔡元培实行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在他选聘教授的时候，绝不受党派与政治立场的左右，只要是学有专长又能够言之成理的人，都可以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抱有各种不同的信仰又都学有专长的教授，都被蔡元培请上了北大的讲坛。他任命陈独秀为北大文学院长，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等，这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们，都先后参加了北大的教授团。当时，最富有生气和最具有才干的中年和青年知识分子们，都自然而然地聚集在蔡元培的领导之下。而这些杰出人物的思想和言论，对当时的一代青年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这些人物的倡导之下，一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传统的文学观，提倡写真主义的新文学的文学改革与文学革命的浪潮，就在“五四”事件发生的前夕，在当时的大学里，蔓延开来了。
几年之后，青年女作家冰心，就用她的写实主义的“问题小说”和她那些清新动人的散文诗，实践了这些巨人们倡导的文学理论，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贡献出了令读者喜爱的新作品。
1918年8月，十八岁的冰心，以全班最高的分数，从贝满女中毕业，并按照贝满女中的传统，以第一名的身份，编写了“辞师别友”的歌词，在毕业会上做了“辞师别友”的演说。
毕业班的十八位学生之中，有十四位分别回到了原来的母校（升入贝满女中之前的另外一所教会中学）去教书，而只有冰心与另外的三位同学，从贝满女中升入了协和女子大学预科。——这既符合冰心要当医生的愿望，又得到了她的父母的支持。
正是在这里——协和女大理预科，冰心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也是在这里，冰心迎来了震撼全国、也震动了整个世界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影响和改变了她一生的生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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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五四”
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
写作道路。
——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
从政治历史的角度说——它把中国的近代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推进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但是，这场运动的意义自然还不止于此，那就是——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同时，也改变了一代知识分子（包括冰心本人）的命运。因为五四运动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启蒙主义思潮的开端，启蒙主义要求人们从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中挣扎和觉醒起来，反对专制和愚昧，争取过一种平等和自由的生活。具有文化修养，和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潮影响的一代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就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这样的责任。
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真象，只要我们查找翻阅1917年至1921年前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刊物和报纸，就会使我们这些无幸参加这一伟大历史变革运动的后人，对于当时那一代思想界的巨人们奋笔疾书，大声呼吁出来的，震聋发聩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的，道德伦理的、文学艺术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主张，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五四运动以后，直到现在，这中间虽然经过了六十多年的时间，而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许多学者，包括中国的学者，也包括外国的学者，却一直不断地有人在研究五四运动及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意义，或研究它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影响。这些学者中间，有的是亲身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所谓“五四”时代的青年，也有的是年纪略轻，没有来得及亲自参加五四运动的后来人。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所阐述的对于五四运动的认识和观点，可能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他们的看法却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承认：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
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古老中国，一直保持着小农经济，这样的经济状态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而不曾变动，这就使中国长期呈现出一种死气沉沉的、停滞的、静止的状态。也正是这种经济制度，才使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治制度延续下来。在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的思想界和学术界，也必然就是一潭死水。在封建统治者的眼里，除了孔丘的学说之外，其他的一切学说都是异端邪说，都是不能允许存在的。
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以后，欧洲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和科学技术，渐渐地侵入了中国，种种不平等的条约陆续地强加在了中国人民的头上。中国人民一方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同时也深深地感到了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腐败。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不对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进行重大的改革，中国就不会有能力抗衡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中国的思想界，也必须改变一潭死水的状况。这正如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的工业经济的压迫，中国的家庭产业挡不住国外的工厂产业的压迫，中国的手工产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
鸦片战争可以说是揭开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同时也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序幕。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可以算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第一个革命高潮。它是以反对腐败的清朝统治和地主阶级的压迫为号召，而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领袖洪秀全，向中国的农民群众介绍了流传于西方的基督教原始教义，把西方基督教原始教义中有关平等和博爱的思想，与中国农民的朴素的对民主和自由的要求结合了起来，在我国的土地上，宣传了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革命主张。
1898年，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企图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面貌，来改革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以他们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他们提出了要求摆脱外国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改变君主专政制度，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道路的主张。他们还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宣传变法维新，介绍西方的文化，展开了新学与旧学之争，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严复，一位留学英国的知识分子，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翻译家之一，冰心祖父谢子修老先生的朋友兼同乡，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就将英国科学家赫胥黎在《天演论》中阐述的进化论思想，及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