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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见到蒋介石后，他们要他在原总督的住宅地建造一所房子。蒋介石婉言谢绝了这个建议，住至小了台湾糖业公司的宾馆里，此地位于山中，距台北8英里。 与此同时，上海的银行家及商人正在同共产党的密使进行谈判。 中日战争期间，上海的银行界，特别是周绍民的皇城银行私下里为陈毅将军和新四军提供过金钱和医疗设施。现在，共产党的军队打到了城边，银行界人士都希望城市不要被战争损坏。同时，他们也给汤恩伯送去了金条美元，让他保证不在上海负隅顽抗。 5月25日，蒋介石在台北的乡村听到了上海失守的消息。 当共产党的军队渐渐逼近上海时，国民党守军尽管说了很多豪言壮语，但最后还是决定投降了。 无疑，银行家的金钱会帮他们抛弃没有必要的英雄气概。 汤恩伯带着他的一半部队逃出了上海。陈毅率领他的部队进入这个商业大都市，抓获了10万名俘虏。 一个很大的额外收获正等着共产党，而外界对此一无所知。 这要归功于一个不大有名的投诚者吴绍荪。他是“CC”派的成员，也是中央调查统计局的一名官员。 中日战争期间，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是国民党的高级间谍。了解上海黑社会的情况也是他的任务，他为此加入了“青帮”，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他为上海市副市长，并负责组织学生工作。他支管当地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共产党打进上海时，是吴绍苏把当地商业巨头、黑社会头目和国民党情报密探的档案全部交给了共产党，因此，陈毅能及时逮捕所有的敌对分子。据说蒋介石在离开上海之前，曾亲自要求在上海组建国民党地下总部，吴绍荪的倒戈打乱了蒋介石的这步棋。为了奖励吴绍荪，后来周恩来在北方接见了他，任命他为人民政府交通部顾问。 这时，精明的老牌军阀阎锡山扮演了一个极其短暂的角色。 阎锡山从1911年起就开始统治山西，在那里修建铁路、公路，植树造林，发展农业，也没有忽视教育。因此他以“模范省主席”而闻名，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1948年秋，山西这个古老省份的首府太原开始被围攻，尽管有30英尺高的壁垒，但还是在第二年的4月24日被攻破了。阎锡山由于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于5月底飞到广州与李宗仁交涉。 李宗仁把他送往台湾，并给蒋介石带去了一封谦恭的信，信上说：“我们这里的国民党全体党员都希望您来广州领导我们，我本人也真心希望每天能聆听您的教诲。”但是，蒋介石现在正在考虑其他事情，根本不准备复职。 阎锡山讲了一下大致情况，蒋介石听得也很仔细。在国民党的官员中，阎锡山是对美国在“中央政府”最需他们时采取“不干涉”政策最不满的人，他想让蒋介石废除“宪法”，建立军政府，不理睬美国的建议，也不要顾全他们的反应，按战时编制重新组建现存省份，立即采取措施，在共产党后方建立“反共游击队”。 但是蒋介石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理由是“必须保证民主制度”。 阎锡山带着轻蔑的口吻说： “美国人觉得他们知道到底怎么办才对中国好，但是他们对中国能了解多少呢？他们只是通过那些密使们的眼睛来看中国的，是通过一些讲英语的中国知识分子及买办分子来了解中国的。 他们不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就想把他们的民主介绍到中国来。 我们吃大米，他们吃面包，难道我们也得吃面包，才能成为民主国家吗？我们不认为我们知道什么对美国好，这么做是对的。 借钱给朋友时，不应有附加条件。如果借钱给朋友的条件是朋友必须按你的规定来花费，那么这未免太荒唐了。 美国人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够多了。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上把我们卖给了俄国人。马歇尔调停无效，给共产党足够的时间部署军队，准备全面反攻。 现在他们又靠传教士大使司徒雷登想把共产党改变成害怕上帝的基督教徒。 如果我是你蒋先生，我要彻底忘记美国。如果连国家都没有了，那民主又值几个钱呢？” 对这些措辞激烈的言语，蒋介石置若罔闻。于是，阎锡山于6月2日飞回广州，接替何应钦做了行政院院长。 阎锡山虽然年纪大了，且患有糖尿病，非常易怒、但他名气较大。 任命他为行院院长，又使国民党的一些人产生了希望。 5月底，一个少见的“胜利”使国民党士气暂时振作了一下，在西安被红色军队占领后，马步芳及其儿子出人意料地打了一次胜仗。 蒋介石在台湾宣布提升马步芳为西北军总司令，答应给他空投武器弹药。但是，国民党的胜利寿命太短了，武器弹药还没运到，彭德怀就来到了。8月26日，彭德怀打败了马步芳。 蒋介石现在考虑的还有另外两件事：发动一个新的外交攻势，迫使美国重新全力支持国民党统治中国；认真研究在国民党统治区更广泛地实行最后防御的可能性。 外交上，蒋介石于7月10飞往菲律宾的碧瑶会见季里诺总统，并随身带了一份东亚所有独立国家联合反共的计划。季里诺同意这份计划，并于第二天签订了联合公报来实施这份计划。 8月7日，蒋介石又飞到了南朝鲜的镇海，在那儿他会见了李承晚总统。在联合写给季里诺总统的信中，这两位政治家要求菲律宾总统在碧瑶召开会议，邀请所有对此感兴趣的国家参加这个联盟。 但是，这次却是白费力，本月稍晚些时候，季里诺前往华盛顿，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极力反对蒋介石的建议，结果会议的邀请未发出。 蒋介石在与季里诺及李承晚会谈之间，在广州作了短暂的停留。他从1936年离开广州后就一直没去过那里。 在广州，他发表了一个鼓动士气的演讲。他在7月16日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讲话中说，如今在国民党撤退失败的情况下，他又回到广州，深感惭愧，他承认对失败负大部分责任。他说在政府的眼皮底下，竟然有赌博贩毒的现象，对此他感到很吃惊。但是，他认为必须保住广州，因为这是最后的港口，是运用海、空军的最后地方。 蒋介石还说；他准备与广州共存亡。说得真好听，但他21日就离开了广州，他在广州发表演讲标志着他在国民党政界中又诙复了领导地位，因为那天国民党建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介石任主席。 广州会议上，李宗仁与蒋介石在有关国民党困难时期应采取的战略方针上发冲突。李宗仁支持白崇禧的计划——控制中原地区，包括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把广东、广西作为后方。李宗仁因此要求国民党空军从台湾飞回来。 然而，蒋介石已下定了决心，即使一切都失败了，也要确保台湾坚不可摧。他拒绝下令调动空军，李宗仁只好作罢。 起初，尽管国民党军队在徐州溃败，但白崇禧的计划看来仍象他所希望的那样取得了效果。林彪8月初发动进攻，目的是沿京广铁路向南推进。白崇禧按原计划调回部队，准备在长沙建立一个据点。 因此，当后方那帮喜怒无常的匪徒和共产党交战时，白崇禧更有信心了。这些匪徒从1930年就开始反共。1940年及1945年分别同日本人和中国共产党作战。他们象爱尔兰人一样，传统上是“反政府”的，谁掌权，他们就反对谁。与此同时，洪水也阻碍了林彪的进程。 国民党将领的倒戈破坏了白崇禧的计划。长江的国民党守备司令程潜将军响应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放”的建议，转向了共产党，他的继位人陈明仁将军也立刻仿效他，带去了3万人。 这两位将军认为，他们在共产党胜利后会被允许仍拥有自己的地盘，结果他们后来被安排到人民代表大会工作。 现在白崇禧别无选择，只有放弃长沙了。8月4日，他开始撤出长沙。然而，两个惊人但却短命的胜利却呈现在他眼前。 共产党的刘伯承将军现在在江西南部的赣州，林彪也打到了湖南衡阳。白崇禧在与林彪的29军的一次战斗中打了胜仗，使之退到了长沙以北。蒋介石认为这是场声东击西的战役。然而，广东省主席余汉谋却大为恼怒，他具有地方统治的思想，决心不放弃他的5万正规军，不让白崇禧进入广东省。陈诚从台湾带领部队在厦门登陆，目的是为了防止刘伯承增援林彪。 此时也被迫撤回海上。 蒋介石现在虽然在军事上仍有权力，但是却没有权力直接控制政府。 7月份，李代总统和他的部长们废除了已失去价值的金圆券，使用一种以银元为后盾的新纸币。现在到了职员和士兵要求得到比不值一文的钞票更有价值的硬币的时候了。3个半月来，政府搜遍了中央银行在台湾的存款，支付了价值12亿多美元的金市、银市及外汇。 10月15日，广州被攻破，蒋介石中断了这笔“生存资金” 的提供。 11月，李宗仁飞往重庆，而阎锡山则逃到了台湾。几天后，厦门也失守了，共产党完全控制了中国的海岸线。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沉醉于这些胜利中，他在北方也取得了胜利进展。1949年9月21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及其他反对国民党的党派在北平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从那时起取消了“北平”这个名字，因为“北平”是1928年国民党命名的，被认为是堕落的象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这个伟大的城市恢复了原名北京。 10月1日，毛泽东宣告新的共和国成立，那天和他一起庆况这个伟大胜利的人不仅有他的战友，还有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和一些内战期间改变了其立场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程潜及“基督教徒将军”冯玉祥的遗孀，还有一些来自上海和新加坡的名人。 这样，重庆又成了“中华民国”的“首都”。8月24日，蒋介石来到重庆，担任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他的追随者于9月3日举行反共游行。 蒋介石把退守台湾作为最后一步棋，同时也在其他地方寻找其他的退路。位于四川省和西藏之间的西康，是片进不去的山区，这个地方对蒋介石是最有吸引力的，但他很快发现，关键时刻这个地方的武装力量不一定会站在他的一边。 蒋介石在与印度支那接壤的云南省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他于9月底回到广州。与李宗仁及他的广西同僚白崇禧讨论了多次。 10月4日，当蒋介石想起毛泽东在北京宣布的令其不快的消息时，他飞回了台湾。2日，苏联就承认了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3日，仍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与莫斯科断交。现在，蒋介石失去了一切权力，他所能做的只是表现他的反抗情绪。事实上，在以后直至他去世的近26年里，他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1949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了“双十通告”，指责苏联“侵略中国”，声称他要和共产党“斗争到底”。为了不在台北坐视重庆被攻破，他于11月4日又飞回了摇摇欲坠的重庆。 使蒋介石大为不悦的是，他发现李宗仁前天已离开重庆到他的广西老据点南宁去了。 李宗仁再也没有打下去的心情了。他肠胃一直有毛病，疼痛难忍，使他受了不少折磨，于是，他对人们说要去作手术。 蒋介石要他回来，他不予理睬。 他去找踌躇不决的云南省主席卢汉，命令他释放约1000名共产党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这些人都是这位省主席于9用10日逮捕的。 11月19日，白崇禧飞到南宁。李代总统告诉白崇禧说，他想公开声讨委员长，然后再到美国看病。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之后，白崇禧劝李宗仁不要发表反蒋宣言，但没有劝他不要去美国。 于是，李宗仁致函蒋介石，说他很抱歉不能回重庆，他很疲乏，需要全面检查一下，很有可能去美国动手术。他又说，他同时要探听一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 在这种危急形势下，他一定会早点回来，担负起他的责任。他委托阎锡山院长替他处理国家大事。11月20日，李宗仁去了香港，并踏上了去美国的路途。 第二天，以蒋介石为主席的“中央非常委员会”要求李宗仁或马上回到这个暂时的“首都”，或辞去代总统职务。 蒋介石派了一个4人代表团到香港向李宗仁保证，如果他回来了，他在“国民政府”的权威一点不受影响，并建议他带回一名医生及必需的医疗设施。 这4位代表一无所获地回来了，根本没有李宗仁的影子。 于是，蒋介石周围的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方是以陈立夫为代表，坚持要求蒋介石复职，另一方是以蒋经国为代表，坚决不让蒋介石复职。 蒋介石听从了儿子的劝说，事实上或许他已下定了决心。 蒋经国说，复职就是为李宗仁提供方便。李宗仁在美国谋求资金和支持这一事上的任何失败，都将会归责于蒋介石所扮演的这个角色。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不顾蒋介石父子的想法，又把代表团派往香港，坚决要求李宗仁马上返回，即使有病也不得停留，“如果李宗仁病得厉害，回不来，那就得考虑蒋介石复职之事了。” 李宗仁踌躇不决，后来他说要以“代总统”的身份去华盛顿寻求美国的经济援助。无论他能否得到，一个月之内他就返回中国，李宗仁于1949年12月5日离开香港，但却再也没有回来。 将介石冒着危险，从重庆飞到成都，而此时共产党的3万军队已进入了成都。他还能往哪里去呢？昆明可能差不多，但是蒋介石不信任云南省主席卢汉。 12月7日，他派了他信任的朋友张群去昆明，询问卢汉云南行署是否能搬到他的省会。卢汉没有进行合作，但却说委员长应该来看看他。 蒋介石意识到这是个陷井，又派张群去昆明商谈具体事宜。但是，共产党先到了一步，蒋介石的密使一到就被捕了。 蒋介石还不知道，两个四川军首领都是民主同盟的领导，他们已转向了共产党那边，其中包括张澜。他们把共产党的密使和西南其他军事首领联系起来。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云南的卢汉和西康的刘文辉。共产党已向他们解释清楚，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地盘，他们的军队也可得到完整的保留。 后来，卢汉被任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委副主任，刘文辉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 这么多将领倒戈，蒋介石试图把四川、西康、云南、贵州等西南各省搞成最后据点的计划成了泡影、张群在昆明被捕3天后，国民党窃听到一封电报，说卢汉想投靠毛泽东，计划逮捕蒋介石。 但是，他们得到这个情报时，蒋介石已乘飞机飞往台北了。 在重庆国民党“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由阎锡山主持，决定把“首都”迁往台北。 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彻底结束。
第廿二章避难之地
第廿二章 避难之地
在日月潭他漫不经心地撒下渔网，结果捕捉了一条长达五英尺的大鱼。老渔夫见状便说他已经20年没见过这样大的鱼了。蒋介石心想，这是一个好兆头。 蒋介石被彻底打败后，决定停下来反思一下。 于是他在位于台湾中部山区的日月潭找了一个安静的隐居之地。由于日月潭是人工所造，所以风景十分秀丽。与他同去的还有儿子蒋经国。刚到此地，蒋便接到一封电报，得知了国民党在大陆彻底灭亡的消息。 他沉默良久，然后对儿子说：“我们到山里走一走吧。”好长一段时间两人都默不作声，最后蒋介石建议到湖边去捕鱼。 于是，蒋经国从一位渔夫那里雇来一条船，蒋介石便一人出去了。他漫不经心地撤下渔网，结果捕捉了一条长达五英尺的大鱼。老渔夫见状便说他已经20年没见过这样大的鱼了。蒋介石心想，这是一个好兆头。 很显然，蒋介石在等待时来运转，他需要好征兆。事实上也是如此，在他们老家浙江、安徽北部、四川、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