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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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肥沃的土壤。日本垮台之快使得蒋介石及其政府毫无准备。　埃里克·周讲的一件事就能证明这一点。1945年8月份的时候，他是天津市长萧振瀛的私人秘书。15日这一天，萧振瀛正在他的乡下别墅里与当时国民党的总参谋长陈诚将军及另外两个人打麻将。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从总统官邸打来的，要找参谋长。陈诚从麻将桌旁站起身来，嘴里嘟嘟囔囔地报怨电话打搅了他们的牌局。其他人在一旁听着，试图从陈诚的反应中猜出谈话的内容。但是，他只反复说“是，是”。放下听筒之后，他转过身来，突然大声说道：“好了，是他。为什么——日本人非得今天投降？现在我要去参加胜利游行了，偏赶在我玩得正带劲的时候。”其他人都说：“就是，胜利来得大快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做什么准备呢。”萧振瀛显得比其他人更为兴奋，他说：“不信等着瞧吧，接管东北将是我们最头疼的事。”　果然，在随后的几天中，他的乡村别墅门庭若市，东北来的政客络绎不绝。除了萧振瀛之外，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释放少帅，井请他出任东北的最高统帅。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在东北没有人能象张学良那样受人拥戴。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对张学良记恨终生。张背叛过蒋介石，甚至还羞辱过他。蒋介石决定不释放张学良——　或者说对此事根本不予考虑。这样一来，委员长面前便出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在东北有能力有威望的政界人士中，找不出对他忠心耿耿的人。　由于没有一个现成的“统帅”，蒋介石决定分疆而治。于是，他把原有的三省重新划分为九个省，哈尔滨和长春则作为行政院直辖的特别城市。这样一来，他就弄出了九位省长的空缺，他把这些职位留给了东北地区与cc系有关系的二、三流政客，而东北的民众则根本没听说过这些人。　蒋介石不但不释放少帅，不让他工作，就连少帅的同事也一个部不让返回东北，即使以非官方的身份也不行。出人意料的是，身为满族人的埃里克·周却被从未见过面的哈尔滨新任市长杨绰庵看中，杨绰庵请他当自己的第一秘书长，被他婉言拒绝了。杨绰庵也是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党员———名政学系的成员。　由于仍需一位最高统帅，蒋介石便任命另外一名政学系成员熊式辉为东北九省的最高长官——这使CC系和黄埔系的人很不高兴。　在任命熊式辉的同时，委员长还任命他的儿子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专门负责与苏联占领军打交道。　几个星期之后，蒋介石邀请老资格的记者胡霖在重庆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密谈，征求他对战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意见。现在看来，胡霖当时对蒋是有利的，但委员长全没听进去。　胡霖的建议是：　一、将首都迁回北平，并将其改称为北京。　其目的是为了赢得黄河以北的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由于该党曾选定南京为首都。因此，北方人便觉得他们脱离了政治生活的主流、成了二等公民。　二、要么认真与共产党谈判，要么公开向他们宣战，不要理会美国政府的建议。　三、接管日占区的上作一定要体现出公平和同情。不搞政治迫害。因为，与日本人合作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违心支持傀儡政府的。日本人打进来时，国民党仓惶撤走，而其他绝大多数人则被扔下没有人管。　四、由于日本人从1931年起将东北占领了十五年，因此，应给予东北特殊的关怀。　五、在原来日本人占领的乡村地区实行农业改革。　六、高度重视日占区青年的再教育问题。　蒋介石对此建议无动于衷。　少帅不能获释，就因为他曾是一个“叛逆”。同样，曾在日本人手下做过事，甚至仅仅在日战区生活过的人都不可能得到委员长的谅解和信任。　人民原以为他们被解放了，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骑在他们头上的只不过是又换了一拨。　日本刚刚投降，重庆就马上派出官员接收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这些前来作威作福的“解放者”，象贪婪的饿狼一样突然骑到了人们的头上。他们毫无同情心，脑子里根本没有一点儿恢复重建的概念。所有的东西都要没收：黄金、房子、汽车、女人。　在他们口中，“重庆”一词的意思就是：“芝麻，开门！”借此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曾为日本人工作过的人均被逮捕入狱。但是，只要他们拿出现金和财物进行贿赂，就往往可以被保释，或免遭逮捕。那些为汪精卫政权卖过命的人，他们的亲戚朋友也受到了牵连。　这些人的贿赂往往容易奏效，可以使其免受铁窗之苦。　不光是重庆的官员从接收工作中发了大财，当时，有一位英官员，他坐飞机每周于重庆和上海之间往返一次，把成箱的中国钞票带到上海，以官方汇率兑换成外币。经过几个来回，他就赚了100，000美元，随后便辞去了官方的职务。此人在担任“盟国”官员期间，在上海市原来的法国租界中还占了两幢漂亮的洋房，据说他离职去香港享清福时，卖掉了房子，又得到了一大笔钱。　此外，还有一个当时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据说，此人借美国新闻处的名义，收买了敌军财产管理局——“接收”机构的一个分支，搞到了12幢空房子。这些房子都在虹口区迪斯威尔路边的一条小街上，原来住的是上海的日本人。一般来说，这种带花园和阳台的英式三层楼房，每幢都应收200盎司黄金，作为有关的费用。但此人却分文不花，就搞到了这些房了。　他挑了一幢最好的留给自己住，其余的便让他的朋友们分享了，在上海人们的眼中，那位英国官员与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都属于“重庆来的官员”。　当时，有几句民谣十分流行，就连孩子们都会唱：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过了一段时间，就轮到东北了。那些接收人员拿走了车间里的工具和医院里的设备，而这些东西不久便出现在街头小贩的货摊上。住宅和办公楼的房顶、门窗和水管也被洗劫。　台湾的情况也和东北一样。在这个日本帝国最富饶的殖民地上，成群的国民党人为了私利而大肆掠夺。　在所有这些地方，国民党官员的所做所为震惊了当地的人民，使他们对国民党更疏远了。“中央政府”这个词在普通者百姓的口中带着轻蔑的含义。过了不久，那些为政府工作的人也不愿提及自己的身份了。　蒋介石对这些暴行置若罔闻。　日本投降之后，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上层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距离的同时，如何能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因为，美国人要他去拥抱不共戴天的对手。他准备以某种方式来满足美国人的要求。他已有十八年没有见到另一位能够掌握中国命运的人了。　而现在，1945年8月28日，蒋介石和毛泽东在重庆握手会面了。　迫于美国国务院的压力，在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接连三次向毛泽东发出邀请。毛泽东表示，如果赫尔利来接他，并以其个人的名义保证他的安全，他可以前往。　一年前，赫尔利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见过他。和到延安时一样，赫尔利在重庆也突然心血来潮地跳起了印地安人的练兵舞，口里还“呀呀、呀呀”地尖叫着，把中国东道主吓了一跳。据说他喊的是阿克陶族人的方言，年轻时他曾在俄克拉荷马学过这种方言。　他头脑简单，对于中国问题，不愿意也没有能力进行研究，所以，起初他以为促使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1944年，正当他认为成功垂手可得时，没想到竟前功尽弃。不过这丝毫没有减弱他的自信。这一次他确信，国共合作已指日可待。　赫尔利的自信是由于无知造成的，而毛泽东和蒋介石无比的自信则属于另一个类型：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念，认为自己代表着中国。　当然，他们各自都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对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的会谈注定要失败。苏联人掌握着解决问题的关键。　尽管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和王世杰——在中苏条约的谈判中处于弱势，但该条约还是赋与了他在政治上压倒毛泽东的明显优势。　不过，从地理位置上看，毛泽东进军燕北比蒋介石要方便一些。8月9日，苏联人进入中国的第二天，毛泽东便向日本人发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击。10日，朱德将军要求日军和伪军放下武器。　但只有少数日军和伪军向共产党投降，而大多数则向政府军缴了械。这样一来，除了魏德迈将军指挥的由美国人负责训练和装备的三十九个师之外，国民党的军队又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足够武装四十个师的装备。　苏联人进军东北之后，不让美国人和中央政府在这个重要的工业区立稳脚跟，他们只允许红军进入东北。　在从北面和东面进入东北的苏军中，还有一批驮着辎重的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他们可以在小城镇建立地方政府并设置防御设施。另外一支苏联军队经过内蒙古及河北北部进入了东北的南部，他们与林彪指挥的共产党军队会合，并为其提供铁路运输。林彪的部队很快便在南部建立了许多行政和防御设施，配合北部已经建立起来的据点。　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的面前不仅有苏联和本国的对手所设置的障碍，美国盟友的态度也阻碍着他实施他的战略方针。　在8月和9月问，他关心的大一件筝就是夺回中国东部的重要城市，例如：南京、上海、汉口和北平。　中央军是坐着由美国提供的飞机和军舰进入这些城市的。　诚然，在受降和安排遣返日军的过程中，蒋介石得到了麦卡锡将军、魏德迈将军、巴比上将及其他美国军官的全力支持和援助。　但当蒋介石的部队就要到达北平西北部的张家口和赤峰时——从这两个地方他们可以阻止毛泽东的军队进入东北——马歇尔将军给蒋介石施加了很大压力，迫使他下令停火并停止前进。这一决定使得中国共产党比较顺利地进入了东北。　正是这些部队，在经过了苏联人的重新整编、训练和武装之后，回到中原，完成了对整个大陆的占领。　无疑，魏德迈将军对马歇尔将军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十分关注，在军事上，他认为，中央军在经过长期的艰苦战争之后，没有能力夺取东北，他建议蒋介石巩固其现有的地盘。　但是他也意识到，需要在中国北部和东北一带建立一道屏障，以阻挡苏联的军队。出于这个目的，他要求华盛顿再向中国派17个师的美军。然而，他只得到了两个海军陆战队的兵力。　毛泽东刚到重庆时的局势就是这样的。他在重庆呆了六个多星期。　会谈分两个级别进行，即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会谈和低一级的两党会谈。其中，国民党方面有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参加，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和王若飞参加。会谈一开始，双方就摆出了各自的观点。　蒋介石坚决要求共产党解散军队，将其并入国民军，以此作为参加国民政府的条件。　而毛泽东则同样坚决。他坚持共产党在正式编入国民军时，应保持原有的编制并仍由现任军官指挥。而且，共产党还要参加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永远那么乐观的赫尔利曾希望在他9月22日回美国治病和述职之前，国共能够达成协议。　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信，讲明了他的意思，然后就和张群一起，坐下来等待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回音。　他计划在得到答复之后，就上飞机。　信是回了，但没有提到协议的事。　毛泽东只是请赫尔利暂缓回国，直到陪他安全地回到延安。赫尔利找到了蒋介石，蒋说他将保证毛泽东安全返回。但是，毛泽东坚持要大使作出书面保证，以确保他安全返回。他得到了这个保证。　赫尔利带着失望飞离了中国。　蒋介石没有采纳魏德迈的建议，他决定行使中苏条约赋与他的权力，占领东北。　然而，使他烦恼的消息不断传来：苏军正在有步骤地拆卸东北的工业设施，并将其运回苏联。从表面上看，如果苏联人象蒋介石想象的那样，准备把东北交给他的对头共产党，那么这一举动就很令人费解。由于缺少苏联方面的资料，人们只能推测。　斯大林认为美国人也和他一样在耍手段，他不相信美国人会听任他实行他在中国的东北计划，所以他不想让国民党到来时得到那里的工业设施。可是在美国方面，并没有真正下决心支持中央政府在东北的权力，尽管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作过这样的保证。　10月6日（毛泽东仍在重庆），美国海军试图让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被苏联拒绝。其理由是大连是个商业港口，不能用于军事目的。　随后美国人又不大热心地试了另外两个港口，同样遭到拒绝。这两次拒绝他们的不是苏联人，而是中国共产党。直到11月1日，国民党才在山海关登陆，这使他们在南部有了一个小小的落脚点。　10月10日，正好是双十节。毛泽东、蒋介石和他们的助手起草了一份联合公报，公报没有掩盖双方完全缺乏共同点这一事实。　这份联合公报直到第二天毛泽东飞回延安之后才发表。在两个问题上，公报似乎表现了某种进展。例如，虽然政府拒绝承认“解放区”的共产党政府，但却同意扩大地区性的自治。至于武装力量，共产党出人意料地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将其原有的80到100个师的兵力削减为20到24个师。并将部队驻扎在指定区域内。　这些事情还没有安排好，国共两党之间的小型冲突几周之内便在各地爆发了。　蒋介石和毛泽东会谈的失败对帕特里克·赫尔利大使来说是致命的一击。从他上任开始，就与他手下的中国问题专家发生了争执。　和他争论最多的是他的工作人员中最勤奋的一个、即谢伟思。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攻击蒋介石及其政府，颂扬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他认为，共产党才是这个国家里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谢伟思曾多次毅然建议美国政府由支持蒋介石转为支持毛泽东。有一次，赫尔利先生曾警告他说：“如果你只管汇报情况，我们还可以继续合作。但是，如果你想干涉我的事情，我就赶你走！”　看到谢伟思仍无视他的警告，赫尔利大使便把他召回了华盛顿，当时是1945年4月。　不久之后，谢伟恩便和另外三个同事一起被捕了。因为共产党的前线刊物《美亚杂志，》的编辑部里发现了大约100份他写的电文。　使馆工作人员中另一位与谢伟思观点相同的人是约翰·戴维斯。在1944年12月12日的一份秘密报告中，他建议美国中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除非他们停止阻击共产党的部队。戴维斯曾在魏德迈将军手下当过他的临时政治顾问。赫尔利也把他召回去了。　1945年11月26日，帕特里克·赫尔利向总统杜鲁门递交了辞呈。在他的信中，他指责大使馆和国务院里的“职业外交人员”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有些人对共产党说，赫尔利为防止国民党政府倒台所做的努力“并不代表美国的政策”，他们还劝告毛泽东“拒绝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国民党合并，除非把领导权交给共产党”。　11月27日，杜鲁门总统宣布接受赫尔利的辞呈，同时任命乔治·C·马歇尔将军以大使的身份作为他在中国的特别代表。　在12月的头两个星期里，马歇尔与总统、国务卿贝尔纳斯、副国务卿迪恩斯·艾奇逊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反复研究了美国下一阶段的对华政策。　政策基本上没变，只作了几处重要的解释，马歇尔将军继续奉行前任的政策，努力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但是，如果他的努力失败了——即使失败是由于蒋介石拒绝合作而造成的——　美国政府也仍将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　此外，大家一致同意，美国应帮助蒋介石向北方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