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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蒋介石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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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局势的日益混乱和人民日益的不满，视听闭塞的委员长也一定略有所闻，也许是为了讨好美国人，在1944年底，他为了提高效率，作了一些调整。腐败无能的孔祥熙终于被撤下去了，由他的大舅子，对他十分轻蔑的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离开外交部造成的空缺，蒋介石让温和谦逊、工作勤勉的王世杰填补。就连根基深厚的何应钦将军也靠边站了，他在军队方面谋取私利所造成的混乱可与孔祥熙相比。接任他军务部长职位的是精力充沛而又能干的陈诚将军。但是，何将军并没完全失去把军队的战斗力搞得不能再低的一切权力，他还是个总参谋长。 一旦宋子文身居要职、委员长对那些眼不见为净的事就不能不管了，因为他的这个读过哈佛大学的大舅子坦率直言，是中国很少的几个敢于在最高上司面前陈述自己思想的人之一。 但是，这也无济于事。蒋介石曾向马歇尔将军说过，一般的经济规律无法对中国的农业经济产生作用。 孔祥熙印钞票，是因为这是推动国家运转的最简便的方式，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这样做能起作用。 尽管宋子文努力苦干，忙得不亦乐乎，他仍无力克服委员长存心设置的障碍，政府对国家预算的胃口越来越大，到1947年竟占用了高达80％的国家预算。这样，宋子文也只好去印钞票。 在缅甸，当贵州的战役还在进行时，史迪威在与日本人的战斗中，取得了一系列艰苦而又辉煌的胜利。这些胜利绝大部分都要归功于他手下的中国部队。 到1945年1月底，缅甸西北部的利多公路已与通往昆明的老缅甸公路部分接通，这样，日本长时间的封锁终于被打开了。1月28日，首批陆上运输队的500辆卡车到达中国。为了表示历史的公正，蒋介石将这条公路改名为史迪威公路。 然而，史迪威将军并没有享受到这一迟来的荣耀，他当时已离开了中国。1944年夏天，他与委员长的长期争吵变成了一场危机。从罗斯福总统拍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可以看到矛盾的激化过程。 在一段时间里，总统觉得他和蒋介石委员长的对话简直像对牛弹琴。这是宋子文造成的，尽管他在当时的国内事务上能直言不讳，但出于谨慎和他自己的外交策略，他不让蒋介石听到白宫的直截了当的抱怨；在翻译罗斯福的电报时，他把可能惹蒋介石生气的段落全部删掉了。史迪威曾通过他的保护人马歇尔将军提到过他的老论调，暗示唯一让中国全力投入战争的方法就是让他（史迪威）取代蒋介石做最高司令，统帅中国境内的中国和美国的部队。 1944年7月，马歇尔向罗斯福提出了这个建议，罗斯福于7月6日打电报给蒋介石，说他认为史迪成是“有权协调所有雇华盟军，包括共产党部队的人。”为了防止别人改动这封电报的内容，电报由重庆的一位老资格的美国军官费里斯将军亲自送交蒋介石，并带上大使的一等秘书，众所周知的反蒋派人物谢伟恩当翻译。 电文十分直率，但是蒋介石在读这份电报时很平静，脸上还象往常那样带着微笑。让人吃惊的是，两天之后他回信表示服从。但他要求美国派一个“全权的”调解人来调整他和史迪威的关系。蒋介石只是在一个问题上表示了他的不快，他建议今后总统给他的来信，都应委托孔祥熙博士转交。 罗斯福总统很高兴，但是他的有些顾问却认为事情太顺利了，简直不像是真的。果然，他们想对了。 7月23日，蒋介石提出了三条以前没有提到过的条件，他说： 共产党的军队当然可以由史迪威指挥，但他们必须事先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他与史迪威的关系不应再出现权限不清的情况；中国政府应全权控制租借物资。 为了让问题更加复杂化，他指示在华盛顿的孔祥熙博士宣布，当他提到中国军队时，他只是指那些已经由史迪威指挥在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 总统被弄糊涂了，但他认为自己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是和蒋介石一致的，即任命一个权力很大的调解人。他选中了陆军准将帕特里克·赫尔利，他是个身材魁梧、性格豪爽的俄克拉荷马人）他那精心修剪的八字胡透着他的自信；在此之前，他担任的最高职务是在胡佛总统的手下当陆军部长。后来一想，总统又决定派唐纳德·尼尔逊陪同赫尔利一起去。尼尔逊是一位商人，当时他当过一段战时生产委员会的主席。他的特别使命是研究中国经济，他也是个身材高大，充满自信的人。9月6日，他们两人经莫斯科来到了重庆。 赫尔利到达时，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裂痕已无法弥补了。 虽然“刺头儿”深得军队和下级军官的敬仰，但中国将领讨厌他那种粗率、傲慢的作风，他们希望他不去理会军事官僚机构中的种种缺陷，或者把他的意见留在肚子里。为了保护自己，就连最高军事机构中像何应钦和陈诚这样的竞争对手，都能合起伙来，在委员长面前说史迪威的坏话。 还有一个造成误解的原因是蒋介石的浙江方言。史迪威会说汉语，不愿意要翻译。但是，除了蒋介石的老乡之外、连其他中国人都觉得蒋的话难懂。当他说“好，好”时，他的意思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但在普通话里，“好”表示同意。 如果史迪威是按这个意思去理解的，那就能解释为什么史迪威会指责蒋介石总是“违背诺言”。 蒋介石的浙江话引起误解的故事还有一些。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件事：军事委员会联络处有一个姓侯的主任。大约1943年或1944年，有一次他被招集到委员长的办公室里，结果最后遭到了一顿训斥。他极力为自己辩护，当蒋介石吼道：“枪毙！”时，他脸都吓青了。他哆哆嗦嗦地回到家里，告别了亲人和朋友。几天过去了，他仍然活着。等他缓过劲儿来时，找蒋介石的一个贴身警卫打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警卫的话让他松了一口气，但是他却成了人们取笑的对象，原来蒋介石常带着很重的口音吼的那句话是“强辩！”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会有误解，因为侯是湖南人，他说话时带着很浓的地方音，蒋介石几乎听不懂他的话。这个笑话在上流社交界广为流传，这位侯先生成了大家的笑柄。 除了口音之外，蒋介石还有其他影响别人正确理解他的意思的习惯：他喜欢点头，即使他不同意说话人的观点。这是蒋介石的个人习惯，并非中国习俗。 在他与史迪威打交道的过程中，这个习惯或许又造成了一些理解方面的混乱。根据《大公报》胡霖的说法，他们两人最后闹崩是因为史迪威建议使用共产党的军队去打日本人，条件是向他们提供美国的武器弹药。虽然史迪威拒绝与周恩来会面，但史迪威的美国顾问与周恩来的助手来往密切。（这些美国顾问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本章还会在后面提到）。 既然史迪威的政治顾问都积极支持延安，那么即使不存在别的其他原因，史迪威也很难赢得委员长的信任。 1944年9月，由于军事前线吃紧，蒋介石十分有礼貌地请求史迪威把他手下的中国军队调一部分保卫云南省的龙陵，缅甸公路从这个地方横穿而过，而且当时此地正处在日军的压力之下。 史迪威拒绝了这个请求，并火冒三丈地电告马歇尔，要求给蒋介石写一封口气强硬的信，逼他就范。其实，既然蒋介石是按规矩“请求”他而不是“命令”他调动部队，那么史迪威大可不必这样做。 马歇尔亲自口授了这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在签上罗斯福的名字之后就于16日寄出了，信直接送到了史迪威的手里，这封信他读得津津有味。信中以强硬的措辞要求任命史迪威“不受限制地统帅所有……部队”，并不加掩饰地威胁说，美国有可能撤回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为了享受一下胜利的喜悦，看看死对头的狼狈样，史迪威决定亲自去送这封信。在进会议室之前，他把信给赫尔利看了，赫尔利建议他缓和一下语气。但这正是史迪威不愿意做的事。他走进会议室，把未经任何删改的汉译文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读信时十分平静，没有让史迪威享受到胜利者的欢乐。 然而史迪威知道，这一击正中要害，他在日记中用十分粗鲁的语言写下了他当时的想法。他“给这个花生米塞了一把红辣椒。”他还写道：“这一刀正好扎穿了这个混蛋的心窝。”在宣布散会之后，委员长像他的侍从们常常看到的那样，大发了一通脾气。 蒋介石让宋子文给他出主意。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能除掉史迪威同时又保住租借物资。 蒋介石决定向罗斯福摊牌。9月25日，他电告总统，要求他召回史迪威，另外派人。这时，罗斯福终于意识到让史迪威继续呆在重庆已没有必要，他在那里的作用已经发挥完了，但罗斯福仍想在东亚继续让史迪威施展他的军事才能。因此，罗斯福作出了一个妥协的反应，10月5日，他答应蒋介石另外派人取代史迪威担任他的参谋长，但又建议让史迪威在缅甸战役期间继续留在那里。 但是，蒋介石不会就这么便宜罗斯福，在9日给总统的答复中，他长篇大论地分析了开罗会议以来战争形势的发展，并不无正确地指出，由于把他手下由美国训练的军队派去了缅甸，结果使他在日本大举进攻华东时，处于兵力不足的危险境地之中，无法抵挡日军，对此，他早已提出了明确的警告。 他接着写道：史迪威“对华东战局的成败毫不关心”，而且拒绝向那里发放租借的弹药。“简言之，我们夺取了密支那，但却丧失了整个华东。”由于当时蒋介石是在罗斯福的强大压力下才向缅甸派遣部分Y军的，所以这封信不但批评了史迪威将军，而且也间接地批评了总统。 这一回，总统算是“领会了对方的意图”。18日，史迪威被召回，在他临行之前，委员长授予他青天白日特别绶章，这是中国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勋章。可以想象，史迪威拒绝了这个奖赏，但他咬牙接受了随后举行的告别茶会的邀请。告别会上，蒋委员长得意洋洋，口若悬河，而史迪威则闷闷不乐，一言不发。27日，这位“刺儿头”飞离中国，一去不复返。 随着史迪威和高斯大使相继于1944年9月和11月离去，中美关系上第一阶段的误解就此结束。、而他们的继任者的到来，又揭开了第二阶段的序幕。这个时期的误解在深度上并不亚于前一个阶段，但在性质上却有着微妙的差别。 史迪威已识破了蒋介石的军事意图，而高斯则看穿了其政府的“民主”主张。 蒋介石拒绝向日本人进攻，使史迪威处处碰壁，就这一点而言，人们无法不对史迪威深表同情，但他这个人视野狭窄，缺乏政治头脑。当蒋介石仍然大权在握时，他却在做在华所有中美两国军队总司令的美梦，这未免太不明智了。 史迪威将军和高斯大使受职业外交顾问的影响很深，他们不加批评地全盘接受了这些顾问对中国共产主义的错误认识。 史迪威自己就曾要求任命小佩顿·戴维斯担任“（他）这次任期的联络官。”戴维斯生于中国，父母都是新教传教士。约翰·斯图尔德·谢伟思也有相似的家庭背景，1944年7月他作为使馆人员来到中国，当时在中国的其他职业外交官都有着基本相同的观点，他们写给国务院的报告是由他们负责中国问题的上司范宣德批转的。 这些人在五十年代的“麦卡锡时代”曾名扬一时，他们都受到了长时间的调查。他们的案子引起了轰动。各自的外交生涯也就此断送掉了。 庄许多年之后，重读他们当年从重庆寄回的描述当时情况的信件，稍有头脑的人便能看出，这些信并不能证明他们就是共产国际的特务。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发自中国的报道对美国政府产生了强大而且最终是决定性的影响，使美国脱离了其官方政策要支持的蒋介石政府，而转向了毛泽东的共产党。 如果说他们不是“共产党的人员”，那么其他在那关键的几年中深得总统和国务卿信任的美国顾问们则不一定也是如此。 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约瑟芬·特拉斯洛·亚当斯女士，尽管她当时和美国共产党的主席厄尔·白劳德工作关系密切，但却能时常接近罗斯福总统。 实际上，美国在重庆的大使馆所提出的主要观点即是现实的，也是有先见之明的。他们的信件十分正确地指出了苏联在远东的扩张野心，他们认为： 中国共产党一直是跟随苏联的，但是现在民族主义正在改变着他们的态度；中国可能会爆发内战，在这场战争中，共产党取胜是不可避免的。 1945年3月，谢伟思访问延安，他的报告为美国改变政策，转向支持共产党，提出了令人情服的有力的论据。 1944年11月1日，高斯大使辞职；继任者是8月以来一直在中国担任总统私人代表的赫尔利将军，他于194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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