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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朱尔典的微笑，再看看俄国公那通红的双眼，以及法国公使那张阴沉着的脸，袁世凯迟了片刻，慢吞吞从牙缝里挤出几句话：“此事关系重大，待我与阁员好好商议一下。况且，共和军方面过通电，拒绝承认单方面的外国借款，所以，此事也不是我一人做得了主的，至少还要告知制宪会议。”
“现在的共和由一个疯子掌握，对于中英、中日的外交关系来讲是很不利的。我个人认为，总统阁下应该尽快解除那个疯子的职务。”日本公使很严肃的说道。
“公使先生，请注意你的言辞。和军的事情是中国内政，似乎轮不到阁下指手画脚。现在我们讨论的是国际问题，而不是中国的内政。”
说话的是奥匈帝国公使，他坐在德国公使的身边，而德国公使的另一边则坐着意大利公使，两人都对日本公使抱以鄙视的目光。
“日本公使是以个人的名义提出的建议。”朱尔典冷冷说道。
“可是日本公使先生代表的是日本帝国，而且，阁下也代表着大英帝国。外交无小事，作为外交官，我们都应该随时注意自己的言行。”德国公使插了一句。
听到这些话，再看看隔着长桌分坐两边的协约国、同盟国公使，以及那些神态各异的“无关国家”、“中立国家”驻华外交官，袁世凯顿觉灵台一片清灵，一个原本想不明白的问题顿时想明白了。
波斯尼亚危机之所以得以和平解决，不是英国人爱好和平，而是英国还没有做好对抗德国的军事准备，而德国之所以谋求与英国和解，也是相同的原因，两国都在摩拳擦掌，就像拳击台上准备较量的拳击手，在正式开始比赛之前，必要的拘谨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先动手暴露全部实力的一方很可能也先将自己的弱点暴露给对手，拳击手对打时总是先试探，当看出对手的弱点后，才会使出致命的拳法，迅速将对手击倒。
协约国与同盟国的矛盾是全方位的，几乎是不可调和的，而起主导作用的就是英国和德国，在这两个国家之间玩平衡是非常危险的。
要么跟英国站在一起，要么跟德国站在一起，袁世凯没有更多的选择。
到底该和哪个国家坚定的站在一起呢？到底该把铁路贷款权交给哪个国家呢？
袁世凯陷入了沉思。
第178章 远东狂人
上三竿，街上变得暖和起来。
莫理循拉开窗帘，将那扇紧闭的窗户轻轻推开，站在窗后深深的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抬起手揉了揉太阳**，用那双因熬夜而变得通红的眼睛在旅馆对面的那条街道上扫来扫去。
那条街道叫做“生路”，是汉口华界与英国租界的交界线，街道的南边是华界，北边就是英国租界，汉口的国中之国，在这里，中国的法律不起任何作用，这里是英国人的地盘，一切都由英国人说了算。
作为澳大利亚人，拥有英国国籍的莫理循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英租界作为自己的落脚点，这座不起眼的小旅馆就是他此次武汉之行的安乐窝，不论华界生什么事情，至少这里是安全的，而且由于紧挨着华界，所以他能在第一时间看见华界生的变化。
现在的生路和以前比起来有很大的变化，先，路的租界这边布满了荷枪实弹的英国士兵，陆军、水兵甚至是巡捕，沿着街道一溜儿排开，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挑在枪尖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其次，路的华界那边挤着一群一群的中国人，他们手举横幅、标语，沿着这条并不宽阔的马路缓缓行进，一路走一路高喊口号，显得群情激愤，而且还不时与路边警戒的英国士兵生肢体冲突，一些中国士兵则站在路边，戴着“铁血共和”的臂章，扛着同样上了刺刀的步枪，警惕的注视着街对面那些英国士兵，一副随时都会冲过去支援同胞的架势场的气氛可以说相当紧张。
之所以会出现种景象，对峙双方各持一辞，英国租界当局认为是共和军挑衅在先，英队只是为了自卫，而共和军方面则坚持认为是英国人挑起了这一切，对于中英两国关系的紧张状态，英国政府必须负责因为正是英国政府引起了中民的愤怒，如果不是英国相威胁要启动英日同盟条约中的“义务”的话，事态不会变得如此不可收拾。
“打倒英国佬！”
“英国殖民滚出中国！”
“还我主权！还我国土！”
“团结起来｜争国权，内惩！”
……
街上地中人出愤怒地呐喊。虽然他们来自于不同地社会阶层。平时未必看得起对方。但现在这个时刻。至少他们心中有一个共同地目标：为中华崛起而呐喊！
莫理循走回书桌边。打开橡木烟盒面挑了一根正宗地古巴雪茄。顺手又从壁炉上拿了盒火柴。然后走回窗边。一边点着火。一边继续观察着街上那些愤怒地中国人。
在他看来。中国人地愤怒是完全有由地。因为就在前几天。英国相阿斯奎斯在英国上院公然叫嚣声称：如果中华民国政府不能很好地平息因中日~州冲突而导致地长江流域乱局地话。那么英国政府将启动英日同盟条约中地军事义务。出动军队和军舰。协助日本军队“维持”中国局势。如有必要地话国甚至还会重新审视清室让国退位问题。考虑重新扶持清室统治中国。
可以；见番毫无顾忌地沙文主义讲话被报界添油加醋地宣扬出来之后会造成什么样地影响了。尤其对于中华革命共和军治下地湖北军民来说持清室复位就等于是与共和为敌。不要说共和军地将领们不答应是那些吃过“共和馒头”地百姓也绝不会同意。所以。一场更大规模地反英运动就这么挑起来了。
前几天在英租界示威地人不过一两万人。而现在已经增加到了四五万人。而且有越来越多地趋势。白天还是客气地。一到晚上。各商店地伙计下了工。就与码头苦力一同加入示威人群。呐喊助威。顺便也喝上一碗“热心人士”免费提供地热粥。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次中国人并没有在英国租界出入口设立军事监视哨，虽然抗议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但至少租界的商业秩序没有被打乱，显然，中国人的斗争艺术又提高了一个台阶，在许多外国记看来，中国人反对的是英国政府，而不是英国商人。
莫理循优雅的吐了个烟圈，居高临下俯视着街上的那些中国百姓，虽然他不能肯定这些人是否真如那传闻中一样每天可以在军政府领取微薄的报酬，但作为大英帝国最大的一个自治领的臣民，他却知道英国相的那番讲话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
自从南非的英布战争结束之后，大英帝国的扩张实际上已经到了顶点，国力已不能允许约翰牛的军队再肆无忌惮的在远东横行了，德国的威胁以及欧洲局势的日趋紧张，迫使这个日不落帝国必须收拢力量，全力应付来自中欧大陆的挑战，不然的话，又怎么会允许澳大利亚实现自治？又怎么能够容忍南非布尔人进入政府？英国甚至还允许澳大利亚拥有自己的海军力量，这在以前是简直不可想象的，唯一的解释就是，英国确实已走到了强盛的顶点，再往后就是下坡路了。
句古语，“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用来形容现在的再也合适不过，在这样一个大工业时代，衡量国力的重要标志就是工厂的数量，在这上面，英国不仅比不过美国，甚至也比不过德国，如果不是仗着殖民地众多的缘故，恐怕这个帝国早就支撑不下去了。
在国外，来自德国的挑战越来越明显，英国不得不将假想敌从美国更换为德国，全力以赴建设海军力量，与德国皇帝的海军军备竞赛几乎耗干了英国的国力；在国内，新崛起的工党势力已开始影响政府的决策，虽然目前仍是保守党与自由党轮流坐庄，但谁都知道一个选票决定一切的时代，谁掌握了工人，谁就掌握了选票，谁就有可能掌握政府，工党的上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他们吸引选票的重要手段就是不断的许诺改善工人待遇，这不仅会引起企业主的不满成资本外逃，也会进一步掏空英国的国库。内因与外因双管齐下的必然结果就是，现在的英国已无法单独抗衡整个世界不得不改变过去那种孤立主义倾向，全力拉拢欧洲的同盟伙伴，并将主要的军事力量集中在欧洲和近东，以应付随时可能爆的欧洲冲突。
这一切就决定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至少在近期内，英国绝不可能出兵远东，英国赖以生存的海军力量也绝不可能为了日本利益而派往中国。
所以，英国相在上院所讲的那番话仅仅只是一次恫吓图也很简单，那就是通过恫吓迫使中国人屈服，就像在以前对清朝政府做的那样，不战而屈人之兵。
英国相的恫吓似乎起了一点作用，那番讲话一传回中国，立刻将北方的袁世凯政府吓得鸡飞狗跳，没有什么威胁能比英国政府的威胁更吓人的了，在这个时代果英国政府自认自己是世界第二，那么就没人敢说自己的国家是世界第一，除非是疯子，所以，几乎所有的在华外国记都一致认为中国人肯定会屈服，就连莫理循也不例外。
但让他们大跌的是虽然袁世凯临时政府和南方的制宪会议先后表示出“和解”的诚意，但是湖北军政府依然是一副不进油盐的架势，共和军的总司令赵北更是在报纸上公开宣称：如果英国佬想打仗么，就打吧，你要战，便作战！就连这场战争的名义他都想好了，叫做“新鸦片战争”。
危言耸听。
用中国的民谚来形容，这“茅坑里的石头”，又叫“王八吃秤~”，谁也不知道那位总司令是怎么想的，在洋人们看来，他要么是一个狂热的爱国，要么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狂人，不可理喻。
赵北也因得了一个绰号：远东狂人。
在这个时代，胆敢横挑大英帝国的人是狂人又是什么？
为了弄清楚这位远东狂人到底有么疯狂，外国记纷纷购买火车票、船票，从四面八方赶到武汉，想认真的探究一下这位共和军的总司令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是否真如传闻中的那样，是一个土匪头子般的革命领？
不必疑，英国相先生的那番沙文主义的演讲不仅没有吓住这位总司令，反而进一步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他的风头已经盖过了北方的袁世凯大总统。
根据估计，现在的华外国记中，至少有一大半人都在武汉，或正在赶往武汉的路上，各大报纸也都连篇累牍的对蕲州事变进行跟踪报道，支持英国立场的报纸努力寻找着对共和军不利的证据，反对英国立场的报纸则努力寻找着对英国不利的证据，但不管哪一方的报纸，它们的报道总是离不开共和军的那位灵魂人物。
“总司令”这个词已成了整个中国乃至远东新闻的焦点，中英之间的纷争是第二焦点，至于挑起蕲州事变的日本人，反而成了陪衬，只有美国报纸仍在拿日本人的野蛮做文章。
作为《泰晤士报》的驻京记，莫理循也在第一时间动身南下，乘火车来到武汉，住进了这家小旅馆，以一个普通记的身份观察着这里的一举一动，试图找出共和军对英强硬态度的来源。
经过两天的仔细观察，莫理循很快得出结论：共和军的总司令赵北绝不是一个疯子，他治理下的湖北虽然还看不到经济的繁荣景象，但是，他所制定的那些新政措施已很好的说明了一切，从地方自治到清理厘金，从修理堤防到整顿社会秩序，这些措施不是一个疯子可以想得到的，而且，那些活动于乡村的“武装工作队”和活跃在军队、社会上的“时政宣讲员”更是神来之笔，莫理循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
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近五年的外国人，莫理循站在旁观的角度上曾经认真审视过这个国家的幽暗角落，他现这个国家的落后根源于乡村的落后，那种落后是全方位的拯救这个国家，就必须先拯救它的乡村，但遗憾的是，除了赵北之外，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
无论是北方的袁世凯还是南方的革命派，他们都一~绅们投身实业和洋务能拯救自己的祖国，只要取得洋人支持，就能使这个国家走向富强以，他们注定要仰人鼻息，当洋人怒的时候，也是他们跪下求饶的时候，想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找到了共和军强硬态度的原因。
或许这就是那位“远东狂人”胆敢横挑英国的信心所在，因为他并不仰仗洋人许他需要洋人的帮助，但这并不代表他会跪在洋人面前乞讨，他的信念只有一个：力量来自国民，自信来自自尊！
但仅靠自尊和那些衣衫褴褛的百姓，真能使这个垂危的国家重新振作吗？对此，莫理循持谨慎悲观态度，毕竟，这个国家已经落后得太远了非生奇迹，否则，它将继续落后下去，直到世界旧秩序重新洗牌的那一天，或许会有人来拯救它的。
“可怜的人们愿你们真能拿到那些微薄的报酬，至少可以使你们看上去不那么面黄肌瘦。”
站在窗前理循以白人的高傲俯视着那些示威的中国人，将手里的那支雪茄摁灭在窗台上然后走回书桌，坐在椅子上续着那篇修改了一夜的新闻稿。
“……作为一个缺乏治眼光的相，阿斯奎斯先生显然在不恰当的时候表了一通不恰当的演讲，它使大英帝国的光辉形象蒙受了一点灰尘，虽然这点灰尘对大英帝国来讲不值一提，但谁能保证阿斯奎斯先生能将那点灰尘清扫出去呢？毕竟，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出身的前任财政大臣，他所擅长的只是财政问题，他甚至不了解《英日同盟》条约的适用范围，他之所以当上相，只不过是因为班纳曼相的不幸去世，而并不是因为他得到了臣民的信任，作为自由党中的著名温和派，阿斯奎斯先生这一次的强硬表演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或许，他的本意只是为了向党内的激进派表明自己的立场，以便稳住相的位子，而并不是真的打算派兵到远东干涉革命，否则的话，很难解释他为什么要突然转变温和的立场。
作为一个中国通，我可以肯定的说，现在的中国革命绝不是一次传统的改朝换代，而是一场狂飙突进的新式革命，它与奥斯曼帝国爆的革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均由外国的蛮横引起，而且都是由军人主导的。
值得注意是，主持这次革命的灵魂人物既不是前满清大臣袁世凯先生，也不是南方革命的精神领袖孙中山博士，而是湖北都督赵北将军，从革命一开始，这位‘远东狂人’就以他那超越同时代国人的眼光指导着革命的方向，他不仅看到了袁世凯先生的政治雄心，同时也看出了大英帝国的外强中干，更看清了国际政治的激烈争斗……
在这位自封为总司令的军事强人的导下，中国很有可能走上一条独特的强国之路，这条道路或许不是我们可以推想出的，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外国政府的施压不会对这位赵总司令产生任何影响，反而会使他抓住一切机会，用他那独特的宣传手段和谋略，将中国最激进的青年人和知识分子团结到他的身边去，他们或许会使用任何手段、抓住任何机会带领中国走向富强，这需要多少年的努力呢？十年，二十年，还是五十年？没人能够回答，毕竟这个时代是强权的时代，游戏规则由列强制定，弱国只能在这个规则之内行动，任何越界的行为在列强看来都是不可容忍的，这场东方式的革命随时都可能遭到外来干涉，此次中日之争就是一个明证，显然，日本比英国更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
虽然所有的列强都不希望看到这古老的东方国家再次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