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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中一本书发表了评论，斯坦利礼貌地敷衍了几句，后来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说了些什么。弗格森敲了敲木板，点点头，转过身来，回到沙发旁边。
“我的号码，”他把一张信用卡大小的硬纸片递给斯坦利，上面甚至没有姓名，只印着一串数字，“假如你碰巧想起什么线索，给我打电话，任何时候都可以。相信我，这是为了博士着想。”
“当然。”
外面狂风大作，弗格森竖起风衣领子，“我们会再和你联络的。”
斯坦利关上了门。
——
那辆布满涂鸦的深绿色货车不见踪影，但斯坦利还是时不时看一眼空无一人的大街，疑心重重地打量树丛和电线杆后面的阴影。只有零星几家媒体提到IntelGenes，在内页，很小的篇幅，谈论无人关心的研讨会进展，一个字都没有提到科尔曼博士，仿佛有人给他们戴上了特制的嘴套。
他关上电脑，拉上所有窗帘，从书架上取下笔记本，翻开。杰森的字迹深浅不一，钢笔，铅笔，然后又是钢笔，有时候是整齐的斜体，经过深思熟虑的誊写，更多的时候是一团乱麻，夹杂着难以理解的缩写。斯坦利能辨认出关于神经递质药物和Apophis的内容，再往后都是他没能参与的新研究。
厨房窗户咔嗒一响，他差点把茶泼到笔记上，斯坦利匆忙把它塞到一叠报纸下面，小心翼翼地摸到厨房。侧门是锁着的，那种敲击声又传来了，有人站在缺乏打理的树篱和墙壁之间，影子映在百叶窗上。
“加斯帕，开门。”
他的动作比他想象中更快，充满怒气。访客往后踉跄了一步，差点被台阶绊倒。“谢谢，”杰森·科尔曼说，碰了碰挨了一拳的脸颊，皱起眉，“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10
10。
他不能久待，他只想取回笔记，然后马上离开，斯坦利最好也这么做，猎犬用不了多久就会追上来。他愿意解释一切，但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杰森的左眼下方有一道结痂的伤口，他时不时抬手去摸，半途又把手放下来，这个神经质的动作令他整个人都充满了一种惶惑不安的惊恐。斯坦利想起那只落进干涸水池里的老鼠，1981年初冬，那只可怜的动物抓挠着黏在池壁上的干泥块和水藻残骸，眼珠鼓凸，在积累了一个秋天的落叶里狂奔。学生们围在池边，冲它扔石头，直到园丁——一个沉默寡言的直布罗陀人——把他们统统赶走，跨进水池里，厚底工作靴踏住了老鼠的脑袋，像人们踩灭烟头那样使劲往下一拧，喀嚓一声，并不比踩碎枯叶的声音更大。
“除此之外，他需要一个休息的地方，‘只是一晚’，他说，我没有拒绝，我不能，不是吗？你必须非常残忍，才能把一个需要帮助的朋友赶出门外。他换了两本护照和五架飞机才来到我门前，两本□□，空白的157镑，有出入境记录的，350，进入地下世界的价格意外地低廉，我一直以为再高一些才对。‘拿上你的笔记本，别再在我面前出现’，第二天早上我这么说。我只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一个小小的让步，我同意送他去机场。”
“不行。”
“你必须说得具体一点，吉布森小姐。”
“关于护照的部分还可以，恰到好处的细节，但这个故事站不住脚，”吉布森在她的笔记本上画了一个方框，一条直线把它从中分成两半，“从这里开始，你和弗格森探员的证词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弗格森在报告里指出，拜访过你之后，他让监视小队撤出，只留了‘最低限度的人手’，他们记录了你的作息时间，访客，邮件，有没有扔出可疑的垃圾，诸如此类。假如博士在波士顿出现，你认为他们会毫无动作吗？”
“他可以在轮班间隙里出现。”
“这是七天二十四小时的监视，‘不管什么天气都不会漏水’，像我祖母常说的那样。我们必须非常小心，把你的证词搭建在弗格森的证词上面，只做些细枝末节的改动。再说，你的态度改变太快，上一秒如此生气，以至于要动手打人，下一秒又同意提供帮助，没有陪审团会相信这样的故事。我并不介意撒谎，斯坦利先生，但现在，最明智的举动是对你的律师说实话。”
一辆推车在门外经过，没有橡胶包边的金属轮子哐啷作响。
“斯坦利先生？”
“对，好吧，”当事人按了按鼻梁，“那个包裹，里面有一封信。”
吉布森往前翻了几页，查验之前的笔记，“是什么让你觉得有必要隐瞒这封信？”
“我担心这会让我听起来像个事先知情的同谋者。”
“还有什么是我该知道的吗？”
“只有这封信。”
吉布森打量着他，皱着眉头，就像人们用单片放大镜检查二手珠宝，在心里掂量瑕疵会不会影响价钱。在她身后，雨抽打着双层玻璃窗，云层的颜色像夹裹着碎石的泥水。
“我发誓，吉布森小姐。”
律师撕掉一页纸，揉成一团，塞进外套口袋里，钢笔尖愤怒地刮过纸张，划掉一行行笔记，“科尔曼从没在你门外出现。”
“没有，”斯坦利发出介于笑和咳嗽之间的声音，像是呛到了，“是我去找他，就像以往一样。”
——
我亲爱的朋友，信是这么开头的，自始至终没有提及这位亲爱的朋友的姓名。他用的是钢笔，墨水在劣质信纸上四处泅开，仿佛血迹新鲜的弹孔。明天的飞机，他接着写道，没有铺垫，也没有解释。我必须离开，他们无处不在，M。塔克下令关闭实验室，上周六深夜，一群穿着制服的豺狼带着搜查令闯进了研发中心西翼，她想要我的笔记，声称那是政府财产，这是一个附有巫术的字眼，我以前明白它的好处，现在我该见识它的坏处了。
婴儿尖厉的哭闹声犹如警笛，斯坦利猛地惊醒，下意识地摸了摸外套内袋，折起的信还放在里面。机舱里一片昏暗，他把遮光板往上推了六英寸，舷窗外的黑暗平滑而严密，犹如蚕茧。
诚实地说，我的朋友，钢笔在这里划破了纸，写信的人试图补救，反而弄得更糟了。在我们之间，我一直认为我是比较聪明的那一个，但事实上正好相反。你同时还是更果断的那一个，离开总是比留下更需要勇气的。这一段的末尾被涂掉了，完全无法辨认。写信人另起一行，字迹变得潦草起来。
现在是凌晨两点半，开了一瓶酒，让写信变得容易一些。我怀疑这么做的意义，也许包裹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也许再过一小时就会有人破门而入，用一个笼子把我运回伦敦，塔克会得到她想要的。阿勒颇事件过后蛇被关回铁箱里，扔进大海，这不是她想要的结果。‘既然你看守不住这些不会跑的药剂，’她说，‘MI6会代劳。交出一切’。
你可以想象我的回答。
婴儿还在哭嚎，前排的年轻父母极力安抚，一脸疲惫和困惑，似乎并不明白在毛毯里扭动着的是什么玩意。斯坦利关上遮光板，看了一眼手表，离降落还有五小时。邻座乘客在睡梦中发出含混的咕哝声。
当年的秘书长，现在的外交大臣，也许是明年的首相，塔克需要剪除以前留下的枝节，你，我，吉姆，还有莱恩，如果他跑得不够快的话。我很抱歉，我并不是故意要把你推进危险的境地里（又一次），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两个都从未离开过这个火坑。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我绝对不会离开IG，至少不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她不会让我活着，只有尸体才不会泄露秘密，或者把铁箱里的蛇卖给美国人。
他睡着，再次醒来，涡轮引擎的轰鸣像岩洞里的海浪。
我是从你母亲那里拿到地址的，她就像我记忆中一样优雅，坚持要送我一袋果仁饼干，对她儿子的小玩伴而言，这是一份再恰当不过的礼物。她很好，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你母亲说自从‘滑雪事故’之后她就没再见过你了，关于这件事，我也很抱歉，我并不知情。
离降落还有二十分钟，稀疏的云层装点着一个苍白的早晨。
天亮之后我会先去邮局，即使他们在机场把我拦住，也得多花点时间才能找到笔记的下落。请代为保管，如果你更想把它烧掉，我也理解。现在我只希望我能顺利踏进邮局，它事实上就在街对面，但街道从未让我如此恐惧，一个空旷的狩猎场，走过去太漫长，跑起来太可疑。
海关官员翻开斯坦利的护照，扫一眼照片，再看一眼护照的主人，盖章，扬手让他过去了。熬过红眼航班的旅客们慢吞吞地聚集到行李转盘周围，像一群围着糖块的蚂蚁，六块闪烁的液晶屏欢迎他们莅临戴高乐机场，如果需要计程车服务，请到这个或那个门。斯坦利没有托运行李，一只手紧抓着单肩提包，径直走向出口。他租了一辆车，赫兹的柜台在航站楼另一边。别跑，他告诉自己，别跑。
在这封信里说明自己的去向似乎是愚蠢行为，然而，假如这个包裹无法寄出，那留不留地址都没什么区别；假如这个包裹安全到达你手里，线索就变得非常必要了。
一个穿着格子衬衫的男人似乎跟了他一路，斯坦利加快了脚步，回头看了他一眼。那人拐了个弯，走向SAS的柜台，排到队伍最后面。他松了口气，终于小跑起来，匆匆取了钥匙，把提包扔到副驾驶座上，发动了汽车。一辆毫不起眼的灰色雷诺，挂着92省的牌照。
我花了很长时间思考一个合适的落款，一无所获，后来我意识到这是因为我并不想把包裹封上，这意味着离开客房，穿过空荡荡的街道。但无论如何，天已经亮了。
你的。
写信人并没有签上自己的名字，“你的”孤零零地摆在那里，像晒蔫的花束。斯坦利把车窗降下几英寸，风灌进来，轰隆作响。早上六点一刻，公路上偶尔有些笨重的冷链货车开过。他看了一眼后视镜，里面只有灰蒙蒙的柏油路和刺眼的太阳。
三个小时之后他在一个加油站买了矿泉水、烟和打火机，往前开了几英里，把车停在路肩上。斯坦利把皱巴巴的信纸从衣袋里取出来，展开，点燃。火舌从右下角卷起，飞快地吞噬着纸和上面的字迹。他踢散灰烬，看着它们被风卷起，吹往布列塔尼的丘陵和旷野。
——
“你把信烧了。”
“心血来潮的决定。”
“换言之，没有人能为你证实它的存在。”
“我想是没有。”
律师叹了口气，又在笔记本上写了些什么。斯坦利卷起袖子，露出布满瘀青和针孔的手臂，轻轻揉着腕关节。吉布森重读了一次刚刚记下的内容，点点头，重新把注意力放到当事人身上。
“你的目的地是哪里？”
“还能是哪里？”斯坦利看着自己的掌心，仿佛那是一张不完整的地图，“圣马洛。”
☆、11
11。
两只海鸥争抢着一条死鱼，像暴躁的拳手一样绕着对方来回蹦跳，扑扇着翅膀，互相恫吓。半腐烂的鱼内脏散落一地，灰灰黄黄的一滩。一只海鸥在斯坦利走近的时候逃走了，大胆的那只用脚蹼踩住鱼头，贪婪地啄食战利品，丝毫不把人类放在眼内。
爱尔兰人的旅店藏在窄巷深处，靠近分隔沙滩和内城的灰色石墙。一个邋遢的风琴手靠在墙上抽烟，脚边打开的琴盒里丢着零星几个硬币。斯坦利侧过身，让两个拖着行李箱的游客先进门，拉杆箱的轮子在磨损的地板上喀喀作响。前台空荡荡的，一扇标着“门房”的木门半开着，传出收音机的模糊声响。
一只褐色虎斑猫趴在挂钥匙的木柜顶端，审视着他们，眼睛在阴影里闪闪发亮。
其中一个游客伸手按了按桌面上的铃，收音机的声音被调低了，一阵窸窣，地板嘎吱作响，门打开了，出来的是个高瘦的女人，红头发绑成松散的一束，像割下来的狐狸尾巴一样在背后晃动。“我叫尼娜，有什么可以帮你们的吗？”她用法语问，在听到游客的回答之后又换成了生硬的德语，“当然，先生，我能看看你们的预订单吗？”
她的目光掠过斯坦利，马上又转回来，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看。德国人递出两张对半折起的纸，但尼娜并没有理会，“萨尔玛！萨尔玛！”她用力敲了敲半开的门，收音机的声音戛然而止，一个黑发姑娘走了出来，双手揣在围裙里，“帮这两位登记入住，我有点事要处理。”
她绕过柜台，冲厨房的方向摆了摆下巴。斯坦利跟着她穿过空无一人的餐厅，天花板比他记忆中矮得多，他只要稍微踮脚就能摸到积灰的吊灯。砂岩从地毯磨损的地方露出来，桌椅紧挤在一起，尼娜灵巧地在其中穿行，像只细瘦的鼬鼠。通往花园的落地窗今天全都关着，被褪色的布帘遮挡，一只误入的蜜蜂倔强地撞着玻璃，嗡嗡作响。
“杰森告诉我你可能会出现，我说，哦不，老伙计，就算他举着名牌站在我面前，我也不认得他了，但事实上人们总是记得他们吻的第一个男孩。”她背对着斯坦利，在储物间的黑暗中摸索着，打开一个开关，没有灯罩的灯泡照亮了一道狭窄的楼梯，被鞋底磨得光滑的木梯级往下探向黑暗，四周的石墙仿佛干裂的咽喉，尼娜带头走了下去，钥匙在她的工装裤袋里互相碰撞，当啷作响，“他看起来可不怎么好，我告诉你。”
空气闻起来就像矿物、霉菌和洗衣粉，斯坦利清了清嗓子，“你接手了旅店，我猜？”
“爸爸五年前死了，心脏病，是米莉在浴室里发现他的，叫了救护车，叫了警察，只是做个样子，你知道的，医生说他死了好几个小时了，凌晨两三点左右。我和米莉把他送回都柏林，葬在妈妈旁边。来参加葬礼的还不到十个人，都是些我们不记得名字的远房亲戚。米莉留在了都柏林。卖掉旅馆，她跟我说，你可不想在一块偏远礁石上度过余生的。我亲爱的姐姐，我告诉她，总得有人把那栋老房子收拾好再挂牌出售，不是吗？至少等这个夏天过完吧。然后下一个夏天，再一个夏天，总有下一个——弯腰，免得撞头。”
太迟了，斯坦利的额头重重地撞上了突出的砖块，倒抽了一口气。尼娜打开了第二盏灯，地下室里堆满了待洗的毛巾、枕套、床单和衣服。“米莉把这里叫作‘兔子洞’，爸爸还在的时候，我们把不用的桌椅和园艺工具都搬到这里来，去年我把它改成了洗衣房。”她停在一扇铁门前，一块布满铜绿的牌子写着“煤”，“他在里面。”
“好的。”
“听着，”尼娜交抱起双臂，看着斯坦利，“我乐意帮你们，但如果你们在捣鼓什么不对劲的、鬼鬼祟祟的事，我得对警察实话实说，不是吗？我有一间旅馆要经营，厨师，园丁，几个负责洗洗涮涮的小姑娘，都得给他们薪水，不是吗？”
斯坦利说他完全理解。
“你们真的有麻烦了，对吗？”
一打借口和粉饰太平的委婉谎言跳了出来，斯坦利把逐渐往下滑的单肩包往上提了提，看着对方的眼睛，“恐怕是的，尼娜。”
旅店主人的嘴唇抿成一道苛刻的细线，过了一会又软化下来，“茶？”她问。
“谢谢。”
尼娜走了，斯坦利听着她的脚步声远去，听见她大声质问厨师“为什么还没有把这桶该死的贻贝刷干净”。他默数了五下，抬手敲了敲生锈的铁板，“杰森？”
锁咔嗒一响，他先看见了枪，然后才看见他的朋友。斯坦利僵在原地，既不敢推门，也不敢后退。
“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