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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起双手，忧心忡忡地看着斯坦利，仿佛他是个不遵守宵禁的学生，“我发现你并没有完成博士课程，加斯帕——我能叫你加斯帕吗？——比起商业斗兽场，你也许更乐意在学校里重新开始你的研究？在一个少点雨的地方，我希望，大西洋另一边听起来怎么样？我们时不时都需要点长途旅行，或许再加上一笔捐款，你可以把你的名字刻在实验室的大门上。”
“条件是？”
“丢掉手上关于IG的一切数据，闭嘴，拿走你的甜萝卜。”
“不。”
佛莱特眯起眼睛，斯坦利这才察觉到他额角的疤痕，烫伤，犹如一小滴凝固的岩浆。军火商站起来，绕过桌子，“年轻的斯坦利先生想要的是正义，”布满老茧的手拍了拍斯坦利的脸颊，“危险的奢侈品，在什么行当里都是如此。看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份上，我更乐意给你萝卜，你想改变主意吗？”
他的手心里都是冷汗，“恐怕不。”
“你们两个，”佛莱特对那两个锡兵般的大块头打了个响指，转身向楼梯走去，“向斯坦利先生解释一下游戏规则，用他听得懂的语言。”
斯坦利猛地站起来，额头差点撞到隔间的门框。锡兵们的速度惊人地快，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肩膀，拳头击中了他的胃部，然后是侧腹，用最有效的方法榨出最多的痛苦。一个锡兵脱掉了他的外套，抖了抖，铝制名片夹和钱包一起落在地上，哐啷一响。斯坦利张嘴想说什么，脸颊上挨了一拳，帮他把没说的话咽了回去。皮鞋踢了一下他的膝弯，斯坦利跪在水泥地上，血顺着下巴淌下来，落在衬衫上，每一滴就是一个字母，没有人不懂这种语言。
他们拿走了一切，手机，名片夹，钱包，三分之一盒香烟，钥匙。一辆车的引擎发动，斯坦利靠着一把椅子，听着那声音消失。他的西服外套丢在一边，像蛇褪下来的皮，斯坦利盯着它看了很久，伸手把它捞过来，搭在手臂上，慢吞吞地挪向楼梯。
店堂里仍然空荡荡的，就在斯坦利吃力地把自己推上最后一级楼梯的时候，酒保从厨房的双开门后面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又缩回去了。斯坦利用袖子擦了擦嘴角，绕到吧台后面。墙上挂着一部墨绿色的电话，他摘下听筒，拨了丹尼的号码，手指把未干的血迹抹到数字键上。
“你好？”
这声音让他迟疑了一下，“这是丹尼的手机。”
“确实是的，我是辛西娅·科恩，《新观察者》的执行主编。丹尼暂时不能接电话。”
“你是什么意思，暂时不能接电话？”
“你是谁？”
“让丹尼听电话，见鬼。”
“丹尼还在手术室里，一辆闯红灯的货车在十字路口撞上了他的车。”
他沉默得太久了，对方又问了一次他是谁，他假装没有听见，“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四小时前，你需要留什么口信吗？你是——”
斯坦利挂断了电话。
——
他身上没有哪怕一个便士，只得步行回家，花了将近四十分钟，又或者七十六年，在他看来都差不多。人们都斜眼打量他，在他走近的时候假装漫不经心地躲开，给他留出一个宽得荒谬的空隙。途中有那么一两个陌生的声音关切地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斯坦利摇摇头，甚至没有抬头看说话的人是谁。
公寓大门被撬开了，一个铰链松脱，木门危险地挂在那里，被穿堂风吹得摇摇晃晃。客厅一片狼藉，斯坦利麻木地绕开翻倒的家具和被割开的坐垫，走进浴室。镜柜也被搜过了，他用鞋尖拨开牙膏和药盒，弯腰用冷水洗了洗脸，双手撑着洗手池边缘，看着暗红色的污水汩汩淌进下水道里。
警笛声由远而近，拐了个弯，往东面去了。
他挪到厨房，拿了一袋冰块，按在肿胀的脸颊上。橱柜都开着，一张张茫然无措的嘴，面粉洒了一地，雪崩一样。尖锐的玻璃碎片浸泡在四处横流的烈酒里，一瓶白兰地躲过一劫，斯坦利把冰袋放到一边，拧开瓶盖，他的手在发抖，泼在料理台上的比倒进杯子里的还多。他咽下一大口，长长地呼了口气。
所有房间都被翻过了，他从卧室走到书房，检查这个洪水过后的废墟。电脑和日程本都不知所踪，整齐码放在书柜里的笔记本和文件夹也被拿走了。碎玻璃在鞋底喀嚓作响，斯坦利捡起破裂的相框，又改变了主意，把它丢到散落一地的对账单里。上锁的抽屉被砸开了，但护照和驾照都还在，他把两样都塞进裤袋里，拖过翻倒在墙边的空行李箱，开始打包。
——
“布莱顿是我的第一站，去看我母亲，告诉她我在滑雪的时候摔了一跤，没什么大不了的。玫瑰的季节快要过去了，剩下零星几朵晚开的花。妈妈在培育一个新的品种，为此感到兴奋，但我只能想到佛莱特，他无处不在的眼线，也许此刻就在盯着妈妈和她的玫瑰架。‘小心一点’，我说，妈妈给我倒了更多的薄荷甜酒，问我‘这种神秘兮兮的语气是怎么回事呢，加斯帕？’，我告诉她我的意思是希望她侍弄玫瑰的时候小心跌倒。然后我订了一张去纽约的机票，单程。”
“丹尼下半辈子都要靠拐杖走路，但至少撑过来了。我又给他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人接，最后他换了号码。关于Apophis和阿勒颇的事，终究是被扫到地毯下面去了。”
“我希望我能在这里加上一句，‘自此之后我再也没见过杰森’，但我们不能自作主张地修改故事的走向。我在纽约呆了半年，然后搬到波士顿。包裹寄来的时候我不在，于是邮差把它藏到花盆后面了，第二天下午我才发现它的存在，幸好门廊遮住了雨。那是复活节假期，吉布森小姐，邻居的孩子像群棉尾兔似的，在前一天的找彩蛋游戏里把我的花圃挖成了蜂窝。包裹是从慕尼黑寄来的，我在慕尼黑不认识任何人，只得把这个谜拆开，字面意义上的。”
敲门声响起的时候他们两个同时转过头去。
“探视时间结束了。”护工说，用拇指比划了一下身后的走廊。
“我还需要十分钟。”吉布森抗议道。
“女士，你有十秒可以收拾东西，离开病房，当我说探视时间结束了，它就结束了。”
吉布森转向斯坦利，“包裹里面是什么？”
“笔记，杰森的笔记，全部。”
“说真的，吉布森小姐，我可以叫警卫过来。”
律师匆忙把纸张扫进文件夹里，“我明天一早回来。”
她出去了，门砰然关上。斯坦利把目光移到窗外，看着西边天际暗淡的余烬。
☆、9
9。
他在熄灯之后很久才睡着，天亮之前就醒来了。一个工业吸尘器在走廊里轰鸣，逐渐靠近，逐渐远去，一条很长的走廊。
今天没有日出。云层犹如坍塌的水泥壁垒，太阳是不幸埋在里面的一盏探照灯。树梢在狂风中摇晃，雨的声音被双层玻璃挡住了，失去了配乐，树的舞蹈显得很滑稽。护工进来之前并没有敲门，一言不发地收走托盘和沾着水果泥的塑料勺子。斯坦利询问访客什么时候能来，对方催促他按指示服药，快点，我可没有一整天的时间站在这里。
他走了，腰间挂着的钥匙串当啷作响，留下斯坦利一个人琢磨外面被摘除了声轨的雨。除了自己的心跳，他没有别的测算时间的工具，从乌云密布的天空看来，现在可以是早上十点到午夜之间的任何一个时刻。他笨拙地挪向窗户，张望被雨水击打着的一小块草地，这里也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他的私人笼子的门再次打开了，但那只是另一个护工，背后跟着两个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卫，给他戴上手铐，扔给他一套换洗衣物，斯坦利把那堆散发着消毒水气味的布料和仍然打着夹板的右手臂一起抱在胸前，仿佛那是一个死婴。就在护工带着一种久经磨练的冷漠把他擦干净的时候，狱警守在公共浴室门口，像两个油漆未干的木偶。护工取出一把安全剃刀，斯坦利下意识地伸手去接，无害的晨间惯例突然变成了危急事件，警卫飞快地冲进来，把他按在墙上，泰瑟枪顶着他的后腰。囚犯不允许接触锐器，常识，先生。从护工的语气听来，他显然认为监狱礼仪应该被纳入基础教育，喂给所有十五岁以下的儿童。斯坦利站在发黄的瓷砖墙前面，让护工替他刮掉下巴的胡茬，觉得自己像只新近被抓进收容所的野狗。狱警一左一右把他夹在中间，靠得那么近，斯坦利都能感觉到他们喷在自己耳朵上的呼吸。
这支三人乐队把斯坦利押回单人病房的时候吉布森已经在那里了，风衣搭在椅背上，沾着发亮的雨水。狱警解开手铐，把他放回笼子里，上锁。他缓慢地挪向病床，一只被□□打落的鸟儿，拖着翅膀寻找可供藏身的阴影。吉布森等他坐下才开口，从昨天中断的地方重新拾起对话。斯坦利面对着窗户，略微弓着背，仿佛拉着一条看不见的缆绳，绳子另一头系着一艘运煤船。雷声穿透了墙壁，玻璃微微震颤起来。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的，但巴比知道，巴比看见他了。”
男孩的名字并不是巴比，是布莱德利，但所有人都叫他巴比。斯坦利认得他的小单车，蓝色，装着两个事实上碰不到地面的辅助轮。每个街区都有一个巴比这样的常量，年龄在八到十二岁之间，戴着色彩鲜艳的头盔和护膝，在树荫覆盖的住宅区人行道上嘎吱运转，像上足了发条的机械玩具。
邮差前天来过了，巴比说，仰头看着斯坦利，头盔盖住了他的额头，右边脸颊上有一块深色的污渍，灰尘，又或者早餐的榛子酱。
很好，布莱德利，我相信邮差每天都会来的，聪明的年轻人，谢谢。敷衍，心不在焉，他对孩子没什么耐心。花圃被挖过了，这年头谁还会真的把巧克力蛋埋在泥里？彻底的愚行。斯坦利把厚厚一沓邮件拽出来，重新关上信箱。
另一种邮差，不是报纸邮差，是盒子邮差，巴比解释道，两只手一起比划出包裹的方正形状。他把盒子放在花盆后面，我看见了，他让我告诉你，但我忘记了，因为崔西和她弟弟邀请我去玩赛车，没有人赢得了崔西。然后又有另一个先生来了，斯坦利先生喜欢赛车吗？
他蹲下来，看着男孩，一枝萎蔫的黄水仙被压在单车车轮下面，没有任何拯救的希望了。布莱德利，仔细想想，什么“另一个先生”？他做了什么？
“另一个先生”看起来就像电视剧里的联邦探员，他想必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因为当巴比骑着车拐过街角的时候，他正好从分隔两个花园的小路里走出来，其余的巴比不记得了，他这个年纪的孩子，世界是按小时计算的，前天就和1979年一样遥远。斯坦利先生大步跨过车道，从种着天竺葵的花盆后面捡起包裹。
包裹边角被昨天的雨水浸湿了，硬纸板变得软塌塌的。寄件人栏填着的名字如此潦草，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他剪开纸盒，里面是一个裹在防水袋里的笔记本，没有信封，也没有纸条。他摸了摸盒子内侧，确保自己没有遗漏任何东西。软皮面笔记本躺在餐桌上，仿佛凶杀案的物证。斯坦利交抱着双臂，盯着它看了好一会，才拆开防水袋，翻了几页。
“见鬼。”他说，虽然厨房里并没有别人。
——
事情变得更糟的第一个征兆是停在街角的小型厢式货车，深绿色，两侧车门上都有黄色条纹。车厢上喷涂的花束已经褪色了，商标和名字都被厚厚一层涂鸦遮住了，只剩下“公司，专业园丁，除虫”这几个零碎的词。没有人多看它一眼，毕竟按小时计薪的清洁工和园丁常常在这一区来来去去。这辆深绿色的小货车像不声不响的寄生虫一般，每天守在一个不同的花园前面，偶尔有穿着深绿色带黄条纹制服的“专业园丁”大张旗鼓地把刈草机、铁铲、喷雾罐和工业手套从车里搬下来，过一会又搬回去，但斯坦利不禁留意到安装在车厢顶部的通风装置，园艺工具恐怕是不需要这个的。当时他在一家名叫Aigrette & Füssen的热带病学实验室工作，大多数时间都在为船舶和航空公司写冗长乏味的检测报告，开车往返需要一个半小时。收到包裹的第四天傍晚，当他比平常早了十几分钟到家的时候，绿色货车就停在门外，挡住了车道，在斯坦利按了几次喇叭之后才懒洋洋地挪开。
笔记本被藏在书架最显眼的地方，夹在一本庞大的词典和一堆从来没有人看的年刊之间。斯坦利的第一反应是寻找笔记的主人，但他似乎凭空消失了，关于杰森·科尔曼博士的新闻终止于慕尼黑，他原本有一个细胞免疫学演讲，但因为“交通原因”取消了。斯坦利短暂地考虑给莱恩·辛克莱打电话，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注意，谁也说不清楚电话那头有谁在听。
包裹寄到后的第十一天，“另一个先生”登门造访。
他是一个人来的，灰色风衣让他看起来像个脱离了实体的瘦削影子，年龄在二十七岁到九十二岁之间，取决于用什么角度观察。在那个特定的四月下午，斯坦利认为他像个缺乏同情心的牙医助手。他把证件举到斯坦利面前，亚瑟·弗格森探员，中情局。我们能谈谈吗，没什么需要担心的，这不是一个正式的调查，只是资料搜集。谈什么？自然是关于科尔曼博士的，斯坦利先生，他已经失踪一个月了。
“失踪。”斯坦利重复了一遍这个词语，探员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并没有脱掉风衣，像一团凝结的雾霾，“怎么样的失踪？”
“‘没有人见过他’的这种失踪，”弗格森翻开一个小记事本，像是要确认一下自然界总共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失踪，“慕尼黑机场的监控录像拍到了他，这是能够确定的最后目击证据，没有出境记录。除非博士随身带着火箭喷射器，否则我们只能假设他使用了伪造的护照，这就让事情变得棘手了。我们暂时用鞭子把媒体抽得安静下来，但你明白这不能让他们永远闭嘴。”
“我不知道我能怎样帮你，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过杰森了。”
弗格森琢磨着他的记事本，“你们是朋友。我不知道你是怎样的，但在我来的那地方，人们总是在有麻烦的时候去找他们的朋友。”
“就像我说的，我们没怎么联络了。”
探员看了他一眼，像只闻到血腥味的猎犬，“问题出在哪里，钱？性？有人没付啤酒账单？”
“他有什么麻烦？为什么中情局会对此感兴趣？”
“斯坦利先生，假如我们继续像扔香蕉皮一样互相投掷问题，这谈话的效率会低出历史记录，我可不希望浪费你的时间。回答这个问题：你确定你最近没有见过科尔曼博士吗？”
“没有。”
“花两分钟仔细想想，可疑的电话？来路不明的包裹？没有邮戳的信件？”
“没有，我很确定。”
弗格森盯着他，时间长得足以在脑海里把斯坦利拆开来又按原样安回去。他把小记事本塞回衣袋里，站起来，“你介意我到处转一转吗？”
斯坦利拒绝去想书架上的笔记本，“请便。”
弗格森在客厅里转了一圈，除了一块松动的地板之外，什么都没有碰。他走近书架的时候，斯坦利觉得街对面的邻居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了。探员凑近了些，似乎是在检查上面的灰尘，他对其中一本书发表了评论，斯坦利礼貌地敷衍了几句，后来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说了些什么。弗格森敲了敲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