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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顾不上反驳他其中一些偏激的话，激动地大叫起来。我激动的不是什么他可以去大城市之类的，所谓大城市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我激动的是，他活过来了。
但他依然很兴奋地和我展望，自己将在城市里展开的新生活。他还一字一句，很神圣地告诉我：“等一下，你陪我去趟居委会好吗？按照学校的要求，我的户口需要迁出这个小镇，迁往福州这个城市。”
我当然表示同意。似乎是为了奖赏我对他的关心，他郑重宣布：“我到城市后，会每周给你写信，告诉你那里生活的一切，直到你也可以去到一个城市。”
这对当时的我说不上是多么喜出望外的礼物，但我知道，自己必须兴奋地点头。
文展最终以一个模范的样子，启程前往城市了。最终是他父亲的朋友，用拖拉机把他送到车站的。当他拿着行李包要坐上拖拉机时，他的父母欣慰地哭了，似乎已经看到他光宗耀祖的未来。而一向和他家交恶的伯伯，也带着全家来了，说了些祝福的好话，还特意交代：“以后要多关照我们家的孩子。”
文展像个已经要成功的英雄一般，一一慷慨地答应了。
要上拖拉机的最后一刻，他还特意转过头对我大声地喊：“我在城市等你啊，黑狗达。”
我挥挥手，心里为他依然最看好我而得意洋洋。
文展果然履行诺言，他离开后第二周我开始收到信了。
看得出他特意花了心思，信封是福州市市庆的纪念封，邮票也是市庆的纪念票，信纸印有就读学校的名字和校标。
第一封信的内容，他主要讲述了对城市的第一印象，以及他计划的探险——他计划在一周之内，借着课外时间，沿着一条主干道，把这个城市的主要街道走一遍，并且感受下“一个城市是如何运营、滋长的”。
第二封信，他告诉我，他将进入一周的军训。军训是锻炼人意志的。这是种“聪明”、“可取”的教育方式。并且他觉得，意志力是自己的特长，军训应该有助于自己迅速获得班级人对他的尊重。
或许是军训的缘故，第三封信他延误了一周。最终第三封信里，他的口气有些疲惫，他没提到军训的具体细节，只是说到“自己的兔唇成了一些庸俗的人恶意攻击的重点”，“我知道，他们意识到没法在其他方面超越我，所以才做这么恶意的攻击”，“但我不会低下身去和他们计较，我知道，只有比他们水平多出足够的高度，他们才会恐惧到敬畏我。”
自此再没有第四封信了。
我有些担心，在等了两周后，又去敲了趟文展家的门。出来应门的是他哥哥。他哥哥早就没有读书，在我印象中，他总以文展的反面例子活着，现在正作为不好好读书所以找不到好工作的代表，被父母嫌弃地养着。
“你知道文展在福州的情况吗？他没有按照约定给我写信，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
“我没和他联系，你知道，他不喜欢和我讲话，我只听说，他在学校似乎被人取笑兔唇这个事，听说还打过一架，反正学校是要我父母亲随便哪个人到福州一趟，但车费太贵了，他们不愿意去。”
我着急地马上匆匆赶回家写信给文展，信中我委婉地问他是否遇到一些挑战。我知道，这是他能接受的问法。
他还是按照预计的时间推迟了三周才回信。信里很简单：别担心，我遇到一些自己没有料想过的挑战，但是，未知的挑战本来就是在我的规划里的，我预计在这一学期结束前，处理好这个问题。所以我可能没时间给你回信，我们暑假时见面再说。
然而还没等到暑假，文展就提前回家了。他告诉我的理由是，功课太简单了，所以他申请把课程压后考。
同伴们当然络绎不绝地去拜访文展，希望听他讲述，小镇之外的生活有着如何的模样。一开始文展还是表现得非常兴奋，每天绘声绘色、手舞足蹈地说着城市新奇的种种，但一周不到的时间，文展家的门又关上了。
一旦有人去叩门，文展的母亲会说：“文展觉得和你们说话没意思，他要一个人想想怎么干大事。”
在此之前我还自以为，我是文展看得起的人。他觉得小镇其他的玩伴没有水准和他对话，但我应该是够得着他设立的门槛的吧。
我在众多玩伴退去后，依然顽固地去敲门，倒不是愿意再听他讲述所谓城市生活的种种。我只是感觉，文展不自然了，他有哪部分一直不舒服着。他应该是生病了。
和完全拒绝其他人见面不一样，文展起码开门让我进了。他依然愿意努力占据讲话的主题，但我感觉得到，他讲话的时候气总不自觉地在喘。一个精瘦的十几岁少年，讲话却总是喘气，他心里压着巨大的什么东西。
我为和他对话制定的策划，还是一个求教的方式，我知道，那会让他觉得安全，也会安抚到他，我和他唠叨着，关于自己明年中考，打算冲刺学校的困惑。我说到，胆小而纯朴的父母希望我考所师范中专，毕业出来教小学，“舒舒服服简简单单把日子过完”。但我想考高中，我想到外面感受下大学、感受下这个国家其他省份的生活。
文展果然急急建议我，一定不要考师范中专，“这是多么让人厌倦的小地方。”他说。他觉得我考大学是个很好的想法，只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到了大城市，你会发现，咱们这种小镇捏出来的人多粗陋。”
“然后，你会恨生养你的地方，它拖累了你。”文展说得很认真。
那天我终于没勇气问他，如何和大城市同学的讥讽相处。事实上，那天之后，我突然很不愿意再和他聊天了。和他说话，就如同和一个人在水里纠缠，你拉着他，想和他一起透口气，他却拉着你要一起往下坠。
那个寒假，小镇依然举办了教育基金颁奖大会，依然有老先生用古朴的乡音吟诵一个个未来之星的名字。按照教育基金的惯例，当年考上重点中专和重点高中的学生，是会被着重奖励的。早早地，老先生就把文展的名字大大地书写张贴在祠堂的门口。然而，文展终究没来领奖。
虽然有许多担心和好奇，但我终究没再去敲他家的门。我心里隐隐觉得，他的脑子或者心里有种异样的东西，说不上那是不是病，但我害怕自己会被传染上。
我害怕哪一天我会憎恨生养我的小镇，会厌恶促成、构成我本身的亲友。
那年他什么时候离开老家的，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暑假，他有没有回老家我也不知道。即使我们就隔着一座房子，但我感觉，我们像隔了两个世界一般。
直到收到高中录取通知书时，我才觉得，自己或许有必要和他说一声。前往他家尝试找他，他果然没回来。
“文展告诉我说要从现在开始，他要想办法努力，留在那个城市，他说，他希望自己不用再回来了。”他的母亲这样告诉我。
有时候人会做些看上去奇怪的反应，比如，越厌恶、越排斥的人和地方，我们却越容易纠葛于此，越容易耗尽自己所有就为了抵达。文展的那种执念，我尝试剖析、理解过，想象他怀抱着这种心态度过的每个日子，会有怎么样的生活。
高中三年，文展于我来说，已经是个失踪的人。只是在考虑填报哪个志愿的时候，我一度非常希望能见到他。我也搞不清楚自己是如何的心情。我想，或许他代表了我们这种小镇出生的人，某种纯粹的东西。那种东西，当然我身上也有。我在想，或许他是某部分的我。
他自那之后，果然再没回过小镇。只是在过新年的时候，给他父母打来电话，重申他的努力和追求。他父母依然笃定文展会再次凯旋，而他哥哥依旧不屑。因为在小镇“闲着”没事，他哥哥早早地结了婚，没满二十岁，就抱着自己的孩子，像文展痛恨的那种“无能的父辈”一样，过着安逸的小镇生活。
在我考上大学，也进入“城市”生活之后，我经常遇到和文展很像的人，他们一个个和我说着对未来的规划，和在故乡在中小学阶段的成功带给他们的无比信心。这样的人，还因为出身，总可以嗅到他们身上的泥土味。这使得他们的理想粗暴却淳朴，让人感觉不到野心勃勃或者城市孩子般的精明，我乐于和这样的人交朋友，就如同喜欢某种精致的土特产一般。但显然我不是这样的人，要感谢文展的是，我基本不太想太长远的事情，很多事情想大了会压得自己难受。我只想着做好一点点的事情，然后期待，这么一点点事，或许哪天能累积成一个不错的景观。起码是自己喜欢的景观。
在他们极度亢奋的时候，总是不自觉把声音抬高，那声音，总有几个音节让我回想起文展那因为兔唇而显得奇特的腔调，再定睛一看，我总能找到他们脸上和文展类似的部分。我会突然想，在这么密密麻麻的人群中，那个兔唇、倔强的文展，究竟处在哪种生活中。
大学毕业后，我如愿找到了一份记者的工作。我做记者，是因为，我觉得这世界上最美妙的风景，是一个个奇特的人。越大的杂志社有越高的平台，能见到越丰富的人，我被这种爱好引诱着引诱着，一不小心，来到了北京。
人总是在自己不注意的时候，回归到了原型。把行李和住所安顿好之后，我第一个事情，就是买了一张票，登上了景山公园的最高处。边往上走，我边想象，如果是文展，他此时是否会觉得豪气万丈，未来就这么铺展在眼前。我想到的，倒一直是对生活的不确定，我享受一个城市提供的更好的平台，但我不知道自己终究会比较享受怎么样的生活。
爬到景山公园最高处，我突然想给文展打电话。他的母亲每次过年，总是要来找我聊聊天，然后一次次抄写给我文展的号码。她说：“你有空和他聊聊吧。”我知道，文展的母亲心里还是隐隐地不安。但她不敢把这不安说出口，似乎一说出口，一切就清晰可见，一切担心就落地为实了。
电话接通了。“哪个兄弟啊？有什么好事找啊？”他的声音竟然听不出兔唇的感觉。他再次吞下了自己的残疾，但是，不是以童年时期的那个方式。
我张了张口，最终没说一句话就把电话挂了。我感觉到，那样的言说方式背后，有着某些油滑、市侩。我没想过，要如何与这样的文展对话。
或许是文展听他母亲念叨过我关心询问他近况的事情，或许是他猜测出那通电话是我拨打的。过了一周左右，我在自己博客上公布的邮箱里，突然接到文展的一封信。
信里他热情洋溢地夸奖我的“成就”：“竟然是小时候所有玩伴中唯一一个能进到北京，并且在一个大单位混下来的人。”他还提到，看到我的一些文章，然后很仔细地点评他认为的优缺点，最终说：我最近在筹划一个大计划，计划成了，将打败所有人对我的质疑，让老家人以我为傲。
斟酌了好一会儿，我还是回信说：没有人对你有质疑，大家许久没见到你，很期待能和你聚聚。不如今年春节就回老家，小时候的玩伴真该一起聚聚了。
出远门工作，反而让我明白自己确实是个恋家的人。自工作有经济能力之后，我每年总要借着过年或者什么重大节日的名义往家里跑。老家的路已经翻修过几次了，乡里街坊每户人家，也因为不同际遇，不再如同以前清一色的石板小屋，开始长出不同样子的房子来。我家的房子也已经翻修成四层的小楼房。四楼就是我的书房，只要走到阳台，就能看到文展的家和文展的房间。他们家至今没有翻修。每年春节回家，我坐在书桌前，总要抬眼看看文展的房间，每次都是窗户紧闭。
文展没有回信，春节也没回来。而且我知道，短时间内，他不会再让自己被我联系上了。那年春节，我倒心血来潮提起了勇气，开始走访一个个小时候玩伴的家。
有的人已经结婚了，抱着孩子，和我讲述他在夜市上摆着的那摊牛肉店的营收。有的当上了渔夫，和我讲话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身子一直往后退，然后问：“会不会熏到你啊？”有的开起服装厂当上了老板，吃饭的时候一直逼我喝陈酿多少多少年的茅台，然后醉气醺醺地拉着我，中气十足地说：“咱们是兄弟对不对，是兄弟你就别嫌我土，我也不嫌你穷，我们喝酒……”
我才明白，那封信里，我向文展说的“小时候的玩伴真该一起聚聚了”，真是个天真的提议。每个人都已经过上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活让许多人在这个时空里没法相处在共同的状态中，除非等彼此都老了，年迈再次抹去其他，构成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标志，或许那时候的聚会才能成真。
从老家回到北京没多久，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文展的父亲突然中风病逝。“文展回来送葬，你都不能想象他变成什么样了，很瘦，很黑，头发枯枯的，不太愿意和人说话。”
又过了一个月，母亲和我闲聊说起，文展回小镇工作了，“是他母亲劝他留下的，据说找了关系，在镇里的广播站当电工，也帮忙编辑些文字。”
听说这个消息，我几次想找个事由回老家一趟，我知道，如果只是因为想见见一个儿时玩伴就突然休假回家，对母亲、对公司的领导，都是个让他们错愕的理由。
越想寻到理由，越不能如愿。耽误着耽误着，又一年了，终于要过年了。
在启程回老家前的一个月，我竟然不断想象，和文展相见会是如何的场景。我不断在思考，自己是该客气地和他握手，还是如同以往，像个哥们儿拉住他拥抱一下。
但我们已经十几年没见了。十几年，一个人身上的全部细胞都代谢完多少轮。我因而又惴惴不安起来。
我早早地回到了小镇，然而，因为内心的这种不安，我始终没有去敲他家的门。我想着的是，我们两家住得那么近，总能无意间撞上吧。或许这样的见面方式更好。
果然第三天，我拐进小巷的时候就远远地看到文展。他正从巷尾走过来，应该是要回家。我兴奋地招手，他似乎有抬头瞄到了，但又像没看见继续走。我喊了声：“文展。”他却似乎完全没听见，竟然在一个小路口直接一拐，拐出了小巷。
当晚，我向母亲打听来他下班的时候，特意在那个时间点“出门走走”。文展果然在那个时候出现，我依然很兴奋地朝他挥手，他又似乎刻意避开一样，往相反的方向走了。
我确定，文展在躲我。但我不确定，他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
眼看春节要过了，我最终决定，去他家拜访。
其实我家出门右拐，再走一二十米，就到他家了。门还是那个门，敲起来还是这样的木头声。“文展在吗？”
“谁啊？”依然是他母亲这样询问的口气。
“是我，我来找文展。”
门打开了。文展的母亲笑容满面地迎我进去：“他在自己的房间，你还记得吧。”
我当然记得。
这房子，我也十几年没进来了。它果然是记忆中的那个样子，但又不仅仅是那个样子，就如同一张没对焦好的照片，一旦清晰起来，大概的模样还是如此，只是每部分的景致，完全颠覆了此前的感觉。它比我记忆中小，土墙斑斑驳驳、老气沉沉，还飘散着一股发霉的味道。
到了文展的门口，他果然还是如同以前，把房门关上了。我敲了敲房门，门开了。是文展。
他是如同母亲说的，瘦了，黑了，头发枯枯的。但他最重要的改变不是这些，而是他给人的感觉。他背微驼，眼睛半乜着，疲惫但警惕，眼神的冷漠不是有攻击性的那种，而仿佛是对他自己的冷漠。
“好久不见了，文展。”我试图用小时候一周不见那种打招呼的口吻。
他显然没有预料到我会来，也愣了一下。
我在那一刻也愣住了，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和他拥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