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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非常吃惊,半天都没说话。
刘虞冷哼一声,怒声问道:“崔大人,理由呢?你的理由呢?”
崔琰泰然自若,躬身再奏,“本朝承继土德,重新定都长安,那么,这三雍是不是应该符合‘古礼’才对?”
刘虞似乎早就料到他有这句话,当即予以反驳,“本朝自光武皇帝中兴以来,一直延用‘今礼’。难道崔大人认为‘今礼’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当然。”崔琰说道,“《周礼》、《孝经》中说,明堂,文王之庙。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盖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于明堂,以昭事上帝。由此可见,建明堂应符合‘古礼’,其应为五室,而不是九室。”
崔琰这句话刚刚说完,朝堂上顿时骂声四起,一片混乱。
内务部长刘虞大声驳斥道:“《戴礼说盛德记》中有言,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所以朝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明堂月令说》中也有言,明堂高三丈,东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圆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户八牖,其宫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先辈种种遗说足可证明,本朝三雍应符合‘今礼’,辟九室,毋庸置疑。”
郗虑当即嗤之以鼻:“戴德大师是孝宣皇帝朝的博士,《大戴礼记》是他选编先儒有关礼仪论述八十五篇而成,距今不过两百多年,但《周礼》、《孝经》呢?距今多少年?明堂到底是五室还是九室,难道还要争论吗?”
荀彧极力支持崔琰、郗虑,他也说道:“郑玄大师曾说过,《戴礼》中关于明堂的记载,虽出于《威德》篇,言明堂应为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但其实都是取自秦相吕不韦所作的《春秋》,并不是什么古制。另外,讲学大夫淳于登曾说过,明堂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就阳位,上圆下方,八窗四闼,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郑玄大师同意淳于登之言,认为本朝立明堂于丙巳,就是由此而来。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合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德行于今。因此,建三雍应依古礼,明堂应为五室。”
大臣们很快分成两派,在朝堂上吵成一团。
曾炩昏头昏脑地回到了府邸,还没坐下喝口水,谏议大夫赵松就来了。
赵松是赵云的远房叔父,近些年和曾炩的接触越来越多。曾炩很喜欢他飘逸洒脱的性格,喜欢和他聊聊天,向他请教一些**上的事,彼此很投缘。看到赵松来访,曾炩急忙把他迎到书房,急切问道:“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觉得朝堂上的气氛越来越不对啊?这个‘今礼’和‘古礼’是怎么回事?和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有什么关系?”曾炩对这些“古礼”、“今礼”是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在朝堂上也是被一帮子人吵得头晕眼花,不知所云。
赵松笑着说道:“所谓‘今礼’,最早见于《大戴礼记盛德》,也就是光武皇帝中兴后所采用的明堂制度。《礼图》中说,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圆下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即为现在洛阳明堂的九室建筑格式。‘古礼’则是指《周礼考工记》所载的五室明堂之制。至于和今、古文经学有什么关系……”赵松迟疑了片刻后,继续说道,“戴德大师是今文《礼》学大家,因此一般来说,持‘今礼’观念的儒士几乎都是今文经学一派,但也有例外,比如蔡邕、卢植两位大人。他们是古文经学大家,但坚持明堂制度为‘今礼’,并把它写进了《汉书》。”
“也就是说,朝中很多古文经学派的大吏也是支持‘今礼’,就是九室明堂制度了?”曾炩问道。
赵松点了点头,“总理大人,我急急忙忙来见你,就是想向你解释三雍一事。今天朝堂上,荀大人、崔大人、郗大人等大臣明显占据下风,这对朝廷的新政非常不利啊。”
曾炩暗暗吃了一惊。建一个三雍宫,采用何种明堂制度,会对新政不利?他望着神情严肃的赵松,轻轻挥了挥手,“你慢慢说,我仔细听着。”
明堂是周制最重要的礼制建筑。明堂之制自西周开始广为流传。
昔年殷纣乱天下,脯鬼侯以飨诸侯,周公于是辅佐武王讨伐殷纣。后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继而天下服。七年,致政于成王。在先秦典籍中,明堂多为布政之所。《孟子梁惠王下》中说,“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如行王政,则勿毁之矣。”其实,明堂之制除了祭祀、布政外,还包括诸如内治、建官、颁朔、望气、大教、学校、养老、尊贤、飨射等多项礼制活动。
在儒家经典中,三雍是礼乐教化的象征。
先秦时期,礼乐教化一直是儒家孜孜以求的治国理想,然而在春秋战国,兵戎纷争,烽火连锦,以礼乐行教化所必需的稳定局面并未出现,儒家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迂阔之学”。
本朝立国之初,儒生们期望能“正明堂之朝,齐君臣之位,举贤材,布德惠,施仁义,赏有功”,而陆贾、贾谊等学士亦提出了“礼乐教化”安天下的主张。但当时天下刚刚平定,财赋匮乏,将相只能以牛车代步,广设礼乐、详尽制度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在这种内无余财,外有强敌,诸乱未平,匈奴又至的混乱局势下,本朝初期只能行“黄老”之学,行无为之政,以便让百姓休养生息。
到了孝武皇帝时期,国事渐趋安定,财赋稍有盈余,这时才有论礼乐、建明堂之议。赵绾、王臧等公卿大臣打算仿照古制,在长安城以南建明堂,但由于“三雍”是儒家礼乐政治的象征,信奉“黄老之学”的窦太后极力反对。结果赵绾、王臧被迫自杀,丞相窦婴、太尉田汀幻庵啊
窦太后死后,孝武皇帝大权独揽,他有能力建明堂了,却没有实施。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孝武皇帝虽然独尊儒术,但本质上还是推行王霸之道,他并不愿意实行礼乐教化的德政。他嘴里所宣扬的德政和他所做的事互相抵触,儒家理想与朝廷行事大相径庭,儒家之说多数是用来装饰政事。
到了孝成、孝元皇帝朝,儒学对国政的影响越来越严重,士人们也逐渐意识到,儒家的理想很难适应现实的需要,不能影响和控制朝政运作,继而导致士人们在礼制改革上的反复摇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士人们想了很多办法。
孝平皇帝朝,儒家思想开在朝政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儒学的声势日渐提高,朝廷开始调整早年在宗庙祭祀、礼仪制度、都城建筑等方面与儒家经典所记载的“古制”之间的差异,并进行局部修改。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奏请天子,建明堂、辟雍、灵台。元始四年,由古文经学大家刘歆依据《考工记》设计的三雍宫建成,本朝以三雍为代表的礼制建筑从此出现。
这座位于长安南门外大道东侧的三雍宫,完全符合《周礼》中规定的明堂必须位于“国之阳”的规定。它外围方院,四面正中有两层的门楼,院外环绕圆形水沟,院内四角建曲尺形配房。中央建筑下层四面走廊内各有一厅,每厅各有左右夹室,共为“十二堂”,象征一年的十二个月;中层每面也各有一堂;上层台项中央和四角各有一亭,为金、木、水、火、土五室,祭祀五位天帝。五室间的四面露台用来观察天象。这是一座五室明堂。
光武皇帝中兴之初,迅速修复了明堂、辟雍、灵台等礼制建筑,以表示其对儒家理念的认同,帮助其推行“修文偃武”之策。
光武皇帝充分利用这些礼制建筑进行礼仪活动,在明堂举行祭祀,在辟雍举行乡射、饮酒礼,在灵台辨云物、观休征,大大促进了儒家礼制建筑和儒家礼仪活动的融合,实现了自本朝立国以来儒士们几百年的梦想。
光武皇帝本是儒生,素习经典,他先有王莽托古改制的前车之鉴,后又借助符命而称帝,故而他对儒学的理解既不同于孝武、孝宣皇帝朝的“装点门面”,也不同于王莽的泥古,他把礼教和国政有效地结合了起来。同时,光武皇帝的中兴大臣中很多人研习**,他们把儒家德政、礼乐、教化等学说和治国之道结合起来,以儒家学术思想作为国政的指导基础。三雍在儒家学说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国政中同样占据了重要地位。
光武皇帝重视三雍,说明他愿意采用儒家礼乐教化来治理国家,这与孝武、孝宣皇帝朝重视武功霸业形成了鲜明对比。光武皇帝认为三雍不仅仅代表了本朝建筑合乎礼制的特点,也代表朝廷要强调“德治王政”,要重视礼乐教化,反对侧重于武功霸业,所以他所采取的明堂制度也完全和过去不同,他采用的是九室明堂制。
今天,朝中的大臣们要求仿照洛阳明堂重建三雍,要求继续实施九室明堂制,其用意是什么,不言而喻。
“三雍不是一座建筑,它是礼制,礼制是儒学的基础,儒学是国政的灵魂,它对朝政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赵松郑重说道,“大人,如果朝廷采纳了九室明堂制,很显然,朝廷的中兴策畴会渐渐向‘修文偃武’的方向发展,将来,也许就是几十年后,现在的中兴策略极有可能被彻底推翻,大汉可能会重蹈覆辙,再次走向败亡。”
曾炩霍然醒悟,说了半天,还是中兴策略之争。
“看样子,这个朝廷要换换了。”曾炩冷笑道,“有些人太老了,想法和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大,该回家享享清福了。”
“明天,请荀大人、郗大人来一趟,我们好好谈谈,想个对策。”
第一九三章政争
第一九三章政争
明堂之争爆发后,三雍宫的建设随即搁置,但为了不影响重建长安城的进度,天子下旨,拜司隶刺史太史慈为为营都大监,董昭为营都副监,于秋收后开始征调民夫建设未央宫和修缮长安城墙。
三雍重建关系到礼制问题,礼制问题又和汉祚的命运息息相关,持“今礼”和“古礼”两种观念的大臣们各不相让,朝堂上的争论日复一日。
从争论双方的官吏来看,坚持“今礼”,坚持九室明堂制的大臣们多不是原北疆系,主要就是门阀世家,如蔡邕、刘虞、荀攸、伏完、王柔等公卿大臣。他们态度明确,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这些人里面,蔡邕是一个例外,对于蔡邕为何要坚持“今礼”,曾炩很是不解。不过,在听了赵松的解释后,曾炩倒是有一些理解了。
坚持“古礼”,坚持五室明堂制的大臣们多为北疆系,陈群、张昭、张纮、赵商、枣祗等人也是据理力争,至死不让。
两系大臣再次针锋相对,朝政受到了严重干扰。
曾炩在此事上的态度非常慎重。三雍毕竟不是一座建筑,它代表着礼制,是大汉社稷的象征。采用何种明堂制度关系着社稷的长治久安,不能随随便便做出决定,朝堂上的争论是必需的,必要的。
三雍的建设,从孝武皇帝开始,到孝平皇帝元始四年建成,其中历时一百多年,中间经历了无数次的争论。很多大臣、儒士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光武皇帝中兴后,三雍建设也数次反复,直到中元元年(公元五十六年)才正式建成,可见确定礼制的难度之大。
如果采用“古礼”,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五室明堂制,那么朝廷的典章制度就要以《周礼》为基础。
《周礼》原名《周官》,相传为周公旦所作,本朝古文经学大师刘歆始称其为《周礼》。《周礼》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六官象征天地四方**,体现了“以人法天”的思想。汉时冬官篇已亡,汉儒取《考工记》补之。
如果采用“今礼”,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九室明堂制,那么朝廷的典章制度就要以《礼经》为基础。
传说《礼经》为周公制作或孔子订定。近人认为这是春秋战国时一部分礼制的汇编,成书应在战国初期至中叶,即是汉时“五经”中的《礼经》。《礼经》分《士冠礼》、《士昏礼》等十七篇,详尽叙述了上古贵族生活各种主要礼节仪式。
《周礼》为古文经学家所推崇,《礼经》为今文经学家所重视。“古礼”和“今礼”之争,五室明堂制和九室明堂制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延续。
今日朝廷的官学是“新经”,是马融、郑玄等一批经学大家历经数十年,数代人的研究后,融合了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新经学。在“新经”中,郑玄大师第一次提出了“三礼”之名,认为“三礼”应该并重,要互相取长补短。
所谓“三礼”,就是《周礼》、《礼经》和本朝经学大师戴圣所编的《小戴礼记》。《礼记》是秦汉以前儒家各种礼仪著作选集,大都为孔子七十子后学所记,有《曲礼》、《檀弓》、《王制》、《礼运》、《中庸》、《大学》等四十九篇。《礼记》反映的基本内容多系先秦古制,亦录有一些孔子言论或其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挥,但也有个别篇章为秦汉儒生所撰。
“新经”虽然提倡“三礼”并重,但在明堂制度上,郑玄大师曾在《驳许慎五经异义》中有过精彩驳论,他认为五室是周人的明堂制度,九室是秦人的明堂制度,五室明堂制度要远远早于九室明堂制度。也就是说,郑玄大师有明显的五室明堂制度的倾向。
本来,这些年曾炩在北疆大力推行现代科学,十余年下来,倒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古文经学毕竟是在大汉朝有了数百年的底蕴,其影响力不是曾炩所倡导的现代科学所能比拟的。对此,曾炩虽然感到很无奈,但是也没有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难题。
今、古文经学之争是一个让曾炩头痛无比的事情,这种学术上的争论,甚至将原来的北疆系都分成了两派。最初的北疆系,也就是最先来到北疆的那一批人,包括郑玄的一帮弟子和曾炩在讨伐董卓之前就来到北疆的那些人,是坚决的古文经学的信奉者。而来北疆比较晚的,像是荀攸等人,则是倾向于今文经学。
其实,“新经”对古文经学本身就有明显的倾向,这是因为今文经学自光武皇帝后,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和谶纬之学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光武皇帝以符瑞图谶起兵,称帝后崇信谶纬,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之学遂成为本朝重要的学术思想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权威。流传在世的《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孝经纬》和《春秋纬》等“七纬”也成为儒士必修的典籍。谶纬的流行,导致朝廷在用人施政,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要依谶纬来决定,而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也要向谶纬看齐,这大大推动了本朝经学的神学化。与此同时,谶纬也导致了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思想在本朝的严重泛滥。
谶纬说白了,就是人为制作,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它可以被一些居心叵测者利用,拿来散布改朝换代的预言,这在最近十几年表现的尤为明显。“代汉者当为涂高”等谶纬一度传遍了州郡各地。所以张温、马日磾等大臣到了北疆后,曾一度奏请朝廷禁绝谶纬,收缴谶纬书籍,但因为今文经学势力庞大,根基牢固,成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