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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特和夏散舟身上都可以明显地找出从偏执型人格障碍到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特征的变迁。妄想与幻觉的不固定到类似妄想的大量重复；间歇性的大量语思障碍；梦魇与现实的矛盾、交织、错位、混乱；等等。作品中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由维特饮弹及夏散舟茹刃，更可以反映出活动在两个不同世界和不同年龄身份对于直接影响人物性格的变数差值。姑且不考虑这种变迁好坏与否，至少不容忽视的是著作者的年龄与创作心态在这背后必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的巧合的是，两部作品的著作者创作年龄都是二十四岁，且都可以划归虽有一定社会身份，生活却并不如意的阶级，后者的情况可能还要糟一些。前者仅以四周时间奋笔疾书，以青年写青少年，完成作品；后者耗费半年心血颠篡增删，以青年写中青年，付梓传世。其间精炼与庞杂之别，显示了不同的沉重。对于人物年龄身份的选择偏嗜（由作家本人其它作品可见一斑）差异是造成作家笔下人格形象差异乃至差距的重要心理因素和实践因素。尽管两位不同国界不同时代的作家居然异口同声地宣布“当心以后不要再读它”、“究竟是很令人头疼的”，然而维特之死顺应天时引发万人知己，夏散舟之死却几乎令每位读者混淆哭笑。如此，年龄和身份问题即不妨看作偏执症人格形象在创作史上的蜕化之一。
2、性情理想之蜕化
如果将维特和夏散舟这两个人物形象强硬地作个横向比较，试图证明谁更痴情执著、谁更阴暗刻薄、谁更心思磊落、谁更可怜乃至可畏，毕竟是非常浅薄的方法。因为偏执症本身还会有内在的纵变，这种纵变有些被作家以事件形式反映在作品记录里面了，有些则须借助读者自己丰富的想象力进行文字以外的大胆而合理的拓展。不少续著作品，哪怕精彩还是拙劣的，不外乎都是采取的这趟路数。不过，若是依原著中若干细节描写对照两者待人遇事的不同处理方式，对于研究偏执症人格的异样走向来说，无疑具备小中见大的预见意义。
Xing爱当然是带有偏执症特征的痴情者的重头项目，对于维特来说，爱情即一切。作者不吝笔墨这样写道：
比如谈恋爱。一个青年倾心于一个姑娘，整天都厮守在她身边，耗尽了全部精力和财产，只为时时刻刻向她表示，他对她是一片至诚啊。谁知却出来个庸人，出来个小官僚什么的，对他讲：“我说小伙子呀！恋爱嘛是人之常情，不过你也必须跟常人似地爱得有个分寸。喏，把你的时间分配分配，一部分用于工作，休息的时候才去陪爱人。好好计算一下你的财产吧，除去生活必需的，剩下来我不反对你拿去买件礼物送她，不过也别太经常，在她过生日或命名日时送送就够了。”──他要听了这忠告，便又多了一位有为青年，我本人都乐于向任何一位侯爵举荐他，让他充任侯爵的僚属；可是的他的爱情呢，也就完啦，倘使他是个艺术家，他的艺术也完啦。
其实对于维特而言，艺术本身摆在人生中的位置并不那么重要，顶多只是起到一个避风港的作用，这与他的处世态度也是一致的。只有在清醒状态下确信得不到的爱情时，他才会借助诗歌、绘画这些精神鸦片麻醉自己。直到临死，沉陷于迷狂状态的维特还被极可能仅是出自他主观意识翻译的“莪相”占据着心灵，将自我引向万劫不复之深渊。
反观夏散舟，此人对于爱情的态度则要坚默许多，作者两次用了“失忆”这个词：
……我将诅咒它们的毁灭——为了追寻我所思慕的冰封在失忆里的阿芙洛狄蒂，为了我生命的最末一刻仍旧能够微笑、狞笑。
清醒的盟誓只剩下失忆，他想杀了上帝。
从根本上说，夏散舟打算把痴情变成失忆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妄想。但是他自我麻痹的办法决不同于维特，他愿意埋葬过去、默忍罪孽、吞咽苦果，然后照样追逐名利娶妻生子交女朋友甚至嫖宿。从世俗的表面现象解读夏散舟，会认为他比维特更早摆脱幼稚走向成熟，理由是能够独立走出了痴情的阴影。然而，作为矛盾集合体的夏散舟事实上却一步步迈向了另一个更为深刻的阴影——裂阱。至于挖掘这口裂阱的，几乎不存在社会的因素，大抵全在他自己身上。由于简单粗暴地以成熟和幼稚作为判语定义难以捉摸的偏执症人格形象本来就有局限性，所以回到年龄身份的角度讲，怀才不遇的少年时代的维特所作出的自杀选择倒是另一种强，于是放荡颓废的少年时代的夏散舟的羞于直面表白所呈现的卑怯则可以视为另一种弱。弱与强、幼稚与成熟之间的转化是潜性徘徊的。区别在于维特是单向渐变的格式，夏散舟是迂回突变的格式。维特的转移多半停留在主体精神和书面语言的胜利上，夏散舟的转移则是企图不断地从现实中寻找替代物。试分析，后者通过与婚姻、诱奸等手段实现了成年男子贪婪的性需求，而与丁梦蕾的相遇则满足了虚幻情人的现实让步式情欲。同样，前者也有过如此类似影射的体验，譬如关于邂逅那个长相酷似绿蒂的封&；#8226；B小姐的一段文字。但维特对本人的Xing爱的态度是守恒的，甚至是宽厚的，即使屡屡出现憎恨绿蒂的未婚夫阿尔伯特也只是限制在自我的精神范围。夏散舟则彻底割裂了痴情与肉欲，时间的推移使之形成一种自私的习惯。作家似乎更希望假手夏散舟阐释这样一种观念，即：一切凡俗肉欲与“圣洁的爱情”联系起来都是不可宽恕的，除此一切都可以作为玩笑的对象。作家甚至不惜破坏情节的可信度强制性地规定“圣洁的爱情”对象阿芙洛狄蒂至终保持Chu女之身。复仇不过是占有的借口，作家没有言明，但可以清晰地从文字背后反映出来，就连作家自己也承认：“简直以极端个人主义的角度对我原先所构思的那个故事进行了大胆地歪曲”。同样的情况，艺术对于夏散舟来说，也恰与维特相反，不是避风港，而是敲门砖和喷火口的混合体罢了。这种同中见异并不能得到雅俗层次读者的一致认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内外反差。
许多关于二书的评论都愿意提及自由理想。然而，维特的自我毁灭或者竟可以被索引为为了社会客观自由法则的殉道，夏散舟的复仇意识便只能被理解为个性绝对自由的私欲满足。这种颠倒，并没有高下之别，只是代表了不同时代的愿望，却验证了偏执症人格形象在创作史上的另一种蜕化，即社会发展对于文学创作高潮与低谷的绝对干预性。这类作品里，主人公通常都会有一个深刻的引导者：《神曲》之维吉尔、《少年维特的烦恼》之莪相、《苏鲁支语录》之超人、《裂阱》之水银。令人拍案叫奇的是，他们的身份也存在一定的并轨与蜕化，即从另一个方面暗示了此种干预是再明显不过的。
3、关于自杀与殉情
哲学家叔本华在他著名的《论自杀》一文里关于自杀特别强调：谬误并不等于罪恶。他的解释是：自杀妨碍了人们获得最高的道德目的，自杀是为了真正地从这个苦难的世界解脱出来——事实上，这种解脱仅仅是表面的。同时他又说：或许，自杀也被看作一种尝试——一个人类向自然之神提出并试图迫使她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死亡将会给一个人的生存以及对事物本性的洞察带来何种变化？在叔本华看来，这是一个愚蠢的尝试，因为它意味着这样一种意识的毁灭，即提出上述问题并期待作出答复的意识的毁灭。
笔者以为，对于自杀作者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恰恰反映了作家人生遭遇相似事件本身的渗入指数。二书的著作者本人都有过类似恋情未能遂愿的经历，而文字中作家对于自杀不厌其烦的辩护与向往以及恐惧的偏执矛盾态度都是显而易见的。作家以自己非正常心态注入作品，目的皆是希望就此总结并结束这种苦恼。根据关于作家生平的许多本事记载以及作家本人其它著作中所透露的说明，乃知二位作家在作品与现实中的生存态度竟然是完全相反的。
殉情似乎是二者的最终归宿，维特的殉情是直接而赤裸的，没有任何悬念与牵挂，从故事的发展开始即给出了预设的结局，“我们三人中的确有一个必须离开，而我，就自愿做这一个人！”夏散舟的结局却出自瞬间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这是物欲与爱情的冲突的必然。稍嫌拖泥带水的结局是：生命的最后一刻，夏散舟也一定要先杀死情敌完成作者潜意识里的“任务”。而这个所谓情敌水银，一方面是夏散舟的崇拜者，另一方面是邪恶势力的最高领袖。事实上夏散舟之于水银的复仇过程即一个现实的自我与超越的本我互相杀戮同归于尽的过程。作家处心积虑地安排夏散舟死于另一个自己刀下和心上人的怀抱里，并用“阿赖耶识”的佛学谶语解释这一有违常理的做法，明显属于瞒天过海的文字安慰术。不过，维特的殉情行为中间占有太多的临时冲动片断，有着类似《罗蜜欧与朱丽叶》、《铁达尼号》等作品（非偏执症人格类型）中感性的殉情情况。夏散舟的复杂则可以解释成一个步步为营的充满理性色彩的作茧自缚的刻意过程。不同阶段的清醒与不同阶段的糊涂理所当然地将二者形象引渡向不同的归宿。作家本人的心灵境界也泄露无余。这种蜕化从技术上看同样令人觉得就是缺乏趣味的自我喝彩。
四、病理解析
二十世纪，精神分析学盛行，其中借助梦幻解析精神病病理是一大特点。
偏执症通常表现最多的是梦境，梦幻与现实的矛盾、交织、错位可以折射出作者的写作心态观照及曲笔表达的潜愿望。《神曲》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梦幻作品；堂&；#8226；吉诃德做了一辈子骑士梦，直到临死才清醒过来；苏鲁支、狂人也都生活在自己编织的白日梦中。其实无论醉酒也好，偏执也好，或者其它类型的精神疾病也好，只要人脑处于非正常的状态进行活动，都是可以当作梦来解析的。
仍以维特、夏散舟二人最具代表性的梦试比较：
清晨，我（维特）从睡梦中醒来，伸出双臂去拥抱她，结果抱了一个空。夜里，我做了一场梦，梦见我与她肩靠肩坐在草地上，手握着手，千百次地亲吻；可这幸福而无邪的梦却欺骗了我，我在床上找她不着。唉，我在半醒半睡的迷糊状态中伸出手去四处摸索，摸着摸首终于完全清醒了，两股热泪就从紧迫的心中迸出，我面对着黑暗的未来，绝望地痛哭。
他（夏散舟）梦见“姊姊”被黑手党要挟，生命濒危；他梦见卧底冒死报信喋血，殒于非命；他梦见自己手刃恶贼二人，投案伏法；他梦见临终的表白被报复的眼泪扯碎，两情永隔于冥府之溪。“姊姊”终于闭眼，他亦孤魂漂泊……不，不过是梦！
显著不同的梦境方式，正是病理的区别所在。人格障碍内因积累与生存环境外因刺激都是造成病变的基本原因。
CCMD…3关于偏执人格的鉴别标准规定为：1．广泛猜疑，常将他人无意的、非恶意的甚至友好的行为误解为敌意或歧视，或无足够根据，怀疑会被人利用或伤害，因此过分警惕与防卫。2。将周围事物解释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阴谋”，并可成为超价观念。3。易产生病态嫉妒。4。过分自负，若有挫折或失败则归咎于人，总认为自己正确。5。好嫉恨别人，对他人过错不能宽容。6。脱离实际地好争辩与敌对，固执地追求个人不够合理的“权利”或利益。7。忽视或不相信与患者想法不相符合的客观证据。因而很难以说理或事实来改变患者的想法。
维特、夏散舟二者的病理共性是：极度固执、敏感警觉，对侮辱和伤害耿耿于怀；多疑、狭隘、嫉妒；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同时又很自卑；对挫折和失败过分敏感，如受到质疑则出现争论，诡辩；经常处于戒备和紧张状态之中，寻找多疑偏见的根据，对他人的中性或善意的动作歪曲而采取敌意和藐视，容易发生病理性嫉妒。
维特、夏散舟二者的病理差异是：维特因为过早地希望解脱，所以发展为偏执狂。夏散舟阴谋遭到被破坏导致恐惧，彻底地外现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作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而言，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阅读对象要比偏执狂的阅读对象受众面还要狭窄太多。但是，它们无一例外地为偏执症人格形象及性格在文字以外大量留出了计划内的攻击（含自戕）的可能性，故意规定或者暗示了读者不同程度的想象区间界限。两位作家在作品与现实中生存态度的截然相反，又进一步说明了这种程度差异的根源，也由此得证。以这种程度差异反观创作史上其它类似的作家或作品，从徐渭、鲁迅到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实际精神状态看，依然是成立的。病理上的偏执转化为行为上的疯狂，其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五、当代创作史观的辩证螺旋启示
综上，偏执症人格形象之所以在创作史上遭遇浮沉，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度量衡——社会与人格。虽然此类创作形象尚存在极大的可开掘价值，作为丰富文学艺术殿堂是有益的，但它实在并不是文学史所真正期待的。一个矫枉过正的启示在于：创作这一类型文学的作家需要极有勇气打得进同时又极有能量走得出并能设法将之引向积极的一面不致误导旁人才为妥帖。那么，如何解决保护作家本人的可持续创作心理和充分调度作品人物形象的偏执个性即构成一组辨证统一的矛盾课题。
当今社会，失业人员众多，男女比例不调，高中、大学生的跳楼比率呈年增趋势。作为科学的当代创作史观，最要害的反思应当是如何化无利为有利，螺旋上升而不是回归原点。本论主述的两位作家都已经凭其之后的创作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想法的可实施性。至于偏执症人格形象的新式创作，自有待于后来者。笔者这里提出的另一种可能却是，一旦这类形象从创作史上彻底消灭，才算迎来了一个万众瞩目的好的文学时代。
注释：
①以下关于维特的论述俱出自（德）歌德著《少年维特的烦恼》。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②以下关于夏散舟的论述俱出自谭杰著《裂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5。
参考文献：
＇1＇江达开。精神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
＇2＇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学会。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CCMD…3）。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3＇（德）叔本华。叔本华论说文集——第五卷&；#8226；悲观论集。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