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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6月底或7月初的一天上午，我送走了32楼416同屋中的最后一位。阳光强烈，校园依旧，我是否马上回到宿舍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当时一个极其猛烈的念头是：只剩我一个人了，我要在32楼416待到被赶走。我还有比较多的米票、面票、粮票、菜票，不够还可以去换，换多用不了还可以去退，我也还有足够多的钱去海淀镇上的良友书店租武侠看。最让我一想起就兴奋的是，我从此彻底自由了，就我一个人了，晚上可以通宵不关灯了，可以想唱就唱，想不起床就不起床了。虽然北大四年一直很自由，至少比别的学校的学生要自由不知多少倍，但再多的自由上面总还顶着一棵更自由的草，现在我可以把这棵草拔下来了。第二天早上，或者中午醒来，我一下傻了，那种突然由熟悉转为陌生的感觉，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和描述，我只能说接近凄凉，惶恐，怀疑，惊悚，〃怎么回事？人呢？〃……现在能比较清楚地记起来的有两点：一，不真实的感觉。好像不是刚过去一天一夜，而是被人蒙了眼睛，下了迷｜药，施了魔法，变了戏法，反正是时间被抽走了多少完全不知道，不知所措，但这感觉消失的速度非常快，快到来不及在记忆里扎根，快到我现在写下这种感觉时心里很虚，像是在传播别人的谎言时又加进了自己的谎言，对这些描述的真实性一点把握也没有，却还要别人去相信，可谓〃不真实的不真实〃。二，微笑。迅速之后，必定是一个停顿。其实我回忆中记得最清楚的还是这个停顿的微笑，它出现在我脸上就像演戏一样。这是对那种无法再现的感觉的本能反抗，非常有力量，比童年时独自卧病在床因恐惧而攥在手里的《毛主席语录》还要有力量。我一个人在北大的最后十几天黑户口生涯就从这个微笑开始了，它担当的是救世主的角色：我刚抓住头顶那棵更自由的草，还来不及拔出来，还来不及使上劲，整个身子就突然陷入了泥淖，而它一伸手就将我从泥淖中拔了出来。此后二十年，它成了我最称手的家伙，无往而不利。
无论如何，这北大四年旧生活的尾声，这短暂的新生活，〃一个人的32楼416〃，应该是值得好好写一写的。
然而，我写不了。这十几天是怎么过的，干过什么、没干过什么，我完全记不起来了，仿佛〃微笑的救世主〃拉了我一把之后，顺手带走了记忆。果真是这样，我应该感谢他。二十年来，我不时会做一个经典的梦：好不容易等到下课，想着要吃某道菜，拼命赶去学三，但排到我时发现自己没带饭盆，急忙赶回去拿饭盆，却找不到我住的宿舍了，几经打听，被告知我找错了地方，我的宿舍在另一个楼里，赶去那楼，找到印象中的自己的宿舍，发现已经没空铺位了，而住着的，是一堆早已毕业又赖着不走的人，我在幽暗的楼道里找来找去，总算在一间宿舍找到一个空铺位，刚刚放下行李，有一个人过来问我，嗳，你也来了啊，你是哪年毕业的？我开始拼命回忆，一会儿觉得自己好像是1886年毕业的，一会儿又恍然大悟，我哪里毕业了啊，是1978年想毕业，但后来又改主意读研究生，因为突然的社会变故，耽误了几年，那么，我应该到1976年才毕业，而现在才1992年啊，我正这样想，忽然听见隔壁一个熟悉的声音，是徐永那带点羞涩的骄傲的声调，我一下兴奋起来，站起来就往外冲，差点和一人撞个满怀，这人摆着手，带着大男孩的招牌坏笑说，干吗这么急急忙忙，我们这不都来了么，我一看，是东子……这个梦，和我大部分梦不同的一点，是我在梦里完全没有警惕过这是不是只是一个梦，而我一般在梦里，无论噩梦还是美梦，都会想，这是不是一个梦？或者对自己说，这是梦。非常肯定。我相信这个让我永远待在北大的梦，是〃微笑的救世主〃带走记忆所造就的，是他深刻理解了往事的意义，把缅怀的半成品拿走，做成成品再还给了我。这个无比虚假而又极具真实迷惑性的梦让我恒久地享有北大生活，并使我知晓，往事是用来缅怀的，真实的记忆并不比虚假的梦更有意义，因为在记忆的努力中，作为历史真相的往事的细节早已无法重现了。这个梦每次做都会略有不同，但其中包含的焦急、庆幸、疑惑、惊喜、感伤、得意等情绪却始终如一。奇怪的是，不管这梦如何变化，其中的场景总不是真实的北大，熟悉的学三食堂、32楼、三角地、未名湖都从未在这个〃北大之梦〃中出现过……北大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不和这个〃北大之梦〃发生联系！二十年来，我在一个无中生有的陌生之地反复地做着〃北大之梦〃，以至这个因为反复出现而变得异常熟悉的地方仿佛变成了另一个北大，这的确太小说，也太心理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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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一个迷局 文/清平（2）
这个梦，我从未对人说过，而我那十几天〃一个人的32楼416〃却曾讲给很多人听，那是因为我自以为记得清那段日子的生活。正是因为讲得多了，我开始怀疑我讲述的真实性。我独自一遍又一遍回忆，发现每次回忆的细节都有出入，很多我所得意的细节在时间和地点上有冲突：我怎么可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干不同的几件事？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我对那一段生活知之甚少，至少比我的讲述要少得多。再后来，我发现除了第一天的兴奋和激越，第二天醒来时的惊愕、茫然和微笑之外，几乎再没什么是我能够确定的了。我甚至不能肯定，我最后一位同屋走的时候，我去送过他……当我写下〃我送走了32楼416同屋中的最后一位〃时，我忽然觉得我好象是想去送他又怕伤感，而并没去送他，我是在宿舍还有人的时候主动独自离开了宿舍，等我回来时宿舍才真正剩了我一个人，而当我这么觉得的时候，头脑中却偏偏出现了送走最后一位同屋回北大时一路上的阳光。显然，那短暂的十几天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迷局，一段只堪缅怀、不可讲述的往事。这个迷局有一个惊人的秘密，那就是：
从1984年到1996年我每天都记日记！
我敢保证这个事实和天空的行云、大地的流水一样真实。
我同样敢保证，二十年来我从未翻阅过那十几天的日记。
但是，我不敢保证我永远不去翻阅那一段日记……那是一个多么大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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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翻阅，是一个更大的诱惑。
2008，1，5
清平，本名王清平，1962年3月出生于苏州市。北大中文系1983级文学专业。1987年至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至今。著有诗集《一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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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节：底气 文/侯桂新（1）
底气（侯桂新）
一
十八岁，出门远行。
1995年金秋的一天，我背负行李，一边是铺盖，一边是皮箱，一半是兴奋，一半是忐忑，〃心里颇不宁静〃，仿佛朝圣一般，去追寻自己的梦。
从一个偏僻的山村，鲤鱼跳龙门，一下子来到京城。这一跳的幅度太大了，其间的落差，需要不少时日才能消化。从仰望到融入，其间有一条漫漫长路。
走出北京站，熙熙攘攘。嘈杂的广场上，到处散落着人群，无数小商贩在其中不住穿行。那时的北京，喧嚣浮躁而充满生机，貌似无序中，要比现在多几分乡土气息。
从火车站到学校的路程是漫长的。103路电车在市中心左弯右拐，到了终点站动物园后，再换乘332路公共汽车，在狭窄的望不到头的白颐路上颠簸。路的两边是整齐粗壮的大杨树，骑车的行人遇见大车，几乎没有容身的空间，只能往树底下闪避。1995年的中关村还是偏僻的郊区，除了刚刚兴起的电子一条街，似乎和市场经济、现代商务等沾不上边。随着离学校越来越近，我脑海中一些不着边际的想像受到了冲击。原本以为北大会处在北京的中心，不管是地理、政治还是学术文化方面；现在看路旁的景观，甚至有马车在缓缓行走，真疑心是到了另一个乡下。
直到下车，找到了南门，抬头望见毛泽东题写的校名，一切想像才慢慢找到了附着的载体。校门并不高大雄伟，向里边看去，水泥道路两边的建筑也都灰灰的，古色古香中显出几分简朴。迎面走来的学生，衣着大多并不鲜艳，却都带着怡然自得的神情。
我终于踏进了校门。那一刻，伴随着心跳来临，我成了北大人。虽然，北大人的身份不是一夜获得的，北大人的意识更需长年累月的积淀。七年间，在北大吸收消化的一切，一点一滴融入自己的血液。七年后，我走出校门，犹自频频回顾，蓦然发觉，作为一名北大人，这一身份的内涵仍在生成当中。
二
在报到的过程中，我遭遇到两次意外。一是办完注册手续，在大礼堂参加完开学典礼，出门后突然发现录取通知书丢了，惊出一身冷汗。还好，后来从没有被要求出示过这一〃入场券〃，只是遗失了一件颇为珍贵的纪念品，未免遗憾。二是报到时听到消息，一年级的文科新生都要去昌平园分校呆上一年。海淀已经够僻远了，何况闻所未闻的昌平？在昌平读书，能算北大人么？心凉了一截。偏偏天空又不时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应和着某种类似被遗弃的情怀。
多年之后，对当年被〃发配〃外县已不再耿耿于怀，对于其间得失亦能较理性地看待。昌平园是一个有点孤立封闭，却又生机勃勃的小园子。出得园门，方圆一里之内不见人烟。有人戏称我们在此度过的一年是高四生活。这是从清苦奋进的高三生活向斑斓多姿的大学校园生活的一个过渡。当真正完全意义上的大学生活被延迟了一年，也就相当于提前一年结束，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仅仅是亏了？还是同时也获得了某种缓冲和保护？外面的世界太精彩，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去尽情拥抱吗？我当然不会忘却，在昌平园的一年，每逢约上同学〃进城〃观光，在燕园的湖光塔影下流连一番后，离开时的依依不舍和惆怅无奈。不过，昌平园也有自己的风景。这里的草木更深，绿色更多，园子的东部还有一大片土地，用来种植玉米。园子的周围，山清水秀，景点众多，十三陵、虎峪、老北京缩微景观、八达岭等，我都是在这一年间游览过的。尤其是虎峪等地，相信众多北京人未曾耳闻，那里山的坚硬与水的清亮，罕见地都异常纯粹。我们看到两块巨大的岩石耸立在山谷间，据说便是穆桂英大战辽兵时的拴马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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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节：底气 文/侯桂新（2）
多数时候，从周一到周五，我们连园门都不出，因为哪怕是到昌平县城，也有两三公里路途，需要乘坐当地农民出租的三轮车。园子里的生活也并不那么单调，各种社团活动争奇斗艳，吸引了大部分学生。我参加的是园刊《世纪风》。交了一篇落寞的散文应征，某日被班主任王宇根先生叫到他的房间，通知我被录取了，并且表扬我的文字不错，比较有底子，达到了大学生的水平。他也许不会想到，这几句简短的评价，日后我一直感念在心。
上课、读书、写稿编稿，生活其实也挺紧张，但相比后来，在昌平园的一年，时间的脚步还不是那么〃匆匆〃。至少晚自习后从主楼返回宿舍的路上，可以在路灯底下踱步，把思绪放飞。那一年人特别善感，常常徘徊在思念、思索和思虑之间，〃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这似乎有点境界不高。然而多年以后，踏入社会，碌碌辛劳中，连这一点咀嚼的空间和精力都没有了，心灵越来越枯涩，便不免怀念昌平园那一条踏过不啻四五百遍的小路，以及清晨路边的阳光露水，和深夜闪烁不定的昏黄灯光。
三
在昌平园的时候，同级的文科新生，男女相加，总共不过六七百人，都住在一栋宿舍里，加之只有一栋教学楼，一个食堂，常常低头不见抬头见，因此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有印象，尽管未必能叫出名字。在路上遇见了，认识不认识的，一般都会含笑打个招呼，这一份熟悉和亲切的感觉，往后不会再有了。记忆中，那时人的笑脸特别明媚。
这种感觉很快流失了。一年过去，我们回归燕园，这一个魂牵梦萦的所在。就像一股溪流汇入一条大河，昌平园的熟人们四散开去，无声无息，大部分竟然永远消失在视野之外。燕园太大了。
经过一番打散重组，我们重新上路，开始真正触摸和融入北大的传统和现实。
二年级的时候，部分同学还是保持着对学生社团的兴趣，我也加入了北大校刊，成为一名学生记者。三年级以后，大家对校园活动似乎普遍失去了热情，更加关注个人的生活和出路问题。就自身而言，除了读书和写点东西，我长久得以维持的兴趣，便是听讲座。
北大的讲座文化，可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这当然和它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有关。一般来说，凭借它的声望，被邀请者不管名气多大，职位多高，都不会拒绝。于是，北大的学生有福了，可以见识到各个领域最优秀的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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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底气 文/侯桂新（3）
我在北大听过的讲座和座谈不算少，印象比较深的却只有几场。
一是张承志先生的。一个秋日的下午，他在三教最东边的一个大教室，201或301，以考古学者的身份讲西北草原。能够容纳100多名学生的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不少路过的人从门外踮着脚尖，透过一群人脑袋的缝隙，想要往里看个究竟。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张承志的形象非常高大，是一个以笔为旗抵抗流俗的斗士。以是，当我在教室里第一次看见他本人时，非常惊讶。一个中等个子的中年人，衣着朴素，头发稀疏，尤其和我在书上照片看到的年轻时的浓密不同。这一场考古学讲座的内容如今在我脑海中只余下个标题的大概内容，而张承志黝黑的皮肤、平实的语调和卷曲的头发则时时浮现眼前。
二是王蒙先生的。这位曾经当过文化部部长的〃五七〃一代老作家，对中文系的师生很有吸引力。或许是为了避免拥挤，座谈被安排在五院中文系的会议室，有幸参与的差不多都是中文系师生。我又一次感觉到想像和现实的错位。王蒙，这样一位充满睿智和幽默、文笔如长江大河奔流不息的长者，就是眼前这位其貌不扬不声不响的干瘦小老头吗？那一天他的兴致好像不高，几乎没说什么，他的话，我是一句也想不起来了。
三是余华先生的。声势很大，被安排在一教的101，一个可以容纳400多人的大阶梯教室。但还不够大，讲台左右和门口内外都挤满了人。作为先锋作家的主将，余华的外貌并不先锋，壮健的身躯，饱满的面庞，双眼炯炯有神。谈话比较幽默，同学提问踊跃。讲座结束后，争相合影者众。遗憾的是，我那一天的合影相片，不知何时无影无踪了。
四是李欧梵先生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