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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三明治，并喝了一杯黑啤酒。我在晚餐时又喝了一杯啤酒。八点半，我回到圣保罗教堂，在附近绕了一圈，没去那个地下室会议室便回旅馆了。我迫使自己待在房里。我想喝酒，但我已经喝了两杯啤酒，并且决定每天的定量为两杯酒。只要没超过那个限额，我想就不会惹麻烦。无论是在早晨喝，还是在睡前喝，无论是在房里喝，还是在酒吧喝，无论是独酌，还是群饮，都未尝不可。 第二天是星期三，我起得很晚，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吃了一顿延迟的早餐。我走到市图书馆，在那儿待了两个小时，然后在布赖恩特公园闲坐，直到毒品贩子让我神经紧张为止。他们已经完全把公园变成了他们的领地，在他们看来，只有潜在的买主才会劳神到这里来，所以不断地有人过来兜售兴奋剂、镇定剂、大麻、迷幻药，和上帝才知道的一些玩意，让你连张报纸都看不成。 我当晚去了八点半的聚会。聚会常客米尔德丽德宣布那天是她戒酒十一年纪念日，赢得一阵掌声。她说自己并无秘诀，只是戒一天算一天。 我心想，如果我睡前不喝酒，就会戒掉一天酒。我觉得，无论如何，我要做到这一点。然而，我会后径直去了波莉酒吧，一连喝了两杯酒。我和一个家伙展开热烈讨论，他执意给我买第三杯酒，但我让酒保换成可乐。我对自己很是满意，知道自己的极限，坚持住。 星期四，我晚餐时喝了一杯啤酒，然后去参加聚会。休息时，我离开那里。我在阿姆斯特朗酒吧停留，但不知怎么硬是没有点酒，之后匆匆离开。我心神不宁，在法雷尔酒吧和波莉酒吧进进出出，但都没点酒。离波莉酒吧不远的酒铺仍在营业。我买了丹特波本酒带回旅馆。 我先冲澡，准备上床。然后，我打开酒瓶，往杯子里倒了大约两盎司酒，喝完后入睡。 星期五一起床，我又喝了两盎司酒。我确实感到酒力，十分舒畅。整个白天我没再喝酒。就寝时，我又喝了一杯，之后倒头便睡。 星期六醒来时，我头脑清醒，没有喝酒的欲望。我不知自己为什么能这么成功地控制酒瘾。我甚至想去参加聚会，与大家分享我的秘密，但我能想象得出他们的反应。会心的表情，会心的笑。清醒者自以为是的样子。此外，能控制酒量并不意味着我就应向他人推荐这种方法。 上床前，我喝了两杯。几乎没有感觉，但星期天早晨醒来我觉得有点晕，于是慷慨地给自己灌了一杯醒脑酒，来开始新的一天。效果不错。看完报纸，我查了一下聚会记录，发现下午在格林威治村有一个聚会。我乘地铁到那里。聚会者几乎都是同性恋者。休息时我溜之大吉。 回到旅馆，我打了一个盹。晚饭后，我看完报，决定喝第二杯酒。我往酒杯里倒了两、三盎司波本酒并一饮而尽。我坐下，想再看一会儿报纸，但总是不能集中精神。我想再喝一杯酒，但又提醒自己当天的两杯已经喝完。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我早晨喝酒已是十二小时之前，这比我前一天晚上喝过后到今早那杯之间的时间还长。所以，早晨那杯酒早已从我体内散去，或许不该算作今天定额中的一部分。 这意味着睡觉前我有权再喝一杯。 我很高兴自己能够悟到这一点，决定好好喝上一杯以犒赏自己的洞察力。我满满地倒上一杯酒，酒面离杯口不到半寸，然后细细品尝，拿着酒坐在椅中的样子就像俊男广告里的模特。我很理智，知道重要的是饮酒的杯数，而不是每杯的量，然后又突然想到我欺骗了自己。我的第一杯酒——如果算是第一杯酒的话——没有几滴。某种意义上说，我还亏欠自己大约四盎司的波本酒。 我倒了估计四盎司的酒，一口干了。 我愉快地注意到，酒对我并没特别影响。我当然没醉。事实上，长久以来我的感觉从未如此好过。老实说，好得都让我无法待在房中。我要出去，找一个适宜的地方，喝杯可乐或咖啡。不喝酒，因为首先我不想再喝，同样重要的是，我已经把今天的两杯喝完了。 我在波莉酒吧喝了可乐。在第九大道一个叫“小孩手套”的同性恋酒吧喝了一杯姜汁汽水。有些顾客看来有些眼熟，我想他们下午可能也参加了格林威治村的聚会。 往市区方向再走一个街区，我又有所发现。现在我已经一连几天成功控制酒量，此前我整整一周滴酒未沾，那不是一个证明吗。妈的，如果我能将自己的饮酒量控制在一天两杯，那就证明我没必要把自己的饮酒量限制在两杯。我过去存在酗酒问题，我无法否认这一点，但显然我已经超越了人生的那一阶段。 所以，尽管我不需要再喝酒，但如果我想，我当然可以再喝上一杯。而且如果我确实想再来一杯，那干嘛不喝呢？ 我走进酒吧，要了双份波本，不加冰。我记得酒保有个闪亮的光头，还记得他给我倒酒，也记得我举起了酒杯。 那是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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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八百万种死法（24）
9 我突然醒来，意识骤然恢复轰鸣而至。我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那是第一个打击。第二个随后便到，我发现此时是星期三。星期天晚上举起第三杯酒后，我便什么都不记得了。 几年来我偶尔会失去记忆。有时忘掉的是入睡前的半小时，有时是好几个小时。 但我从未忘掉整整两天发生的一切。 他们不让我走。我是前一天夜里被送来的，他们想把我彻底隔离五天戒酒。 一位实习医生说：“酒力在你体内还没散去。你出院不到五分钟，就会绕过街角去喝酒。”
“不，我不会。”
“两周前你才在这儿接受完戒酒治疗。医院有你的记录。我们才帮你清除酒精，结果你坚持了多久？”
我没吭声。 “你知道昨晚怎么被送到这儿来的吗？你浑身痉挛，抽搐个不停。过去发作过吗？”
“没有。”
“嗯，你还会发作的。如果继续喝下去，你肯定会再发作的。不是每次都会这样，但早晚会的。你早晚会死在这上头。除非你先死于别的原因。”
“闭嘴。”
他抓住我的肩膀。“不，我才不闭嘴呢，”他说，“我他妈为什么要闭嘴？我不能既礼貌周全、顾及你的感受，同时又阻止你胡说八道。看着我，听我说。你是一个酒鬼。如果你再喝，就会死路一条。”
我沉默不语。 他已经规划好了。我得隔离戒酒十天。然后去史密瑟康复中心进行二十八天的治疗。当他得知我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接受康复治疗所需的两千美元时，他就放弃了后面的那个计划。但他仍旧坚持让我在戒酒病房住上五天。 “我不用留下，”我说，“我不喝酒了。”
“每个人都会这么说。”
“我是说真的。如果我不同意留下，你就不能强迫我。你必须让我出院。”
“如果你这样出院的话，你就违反了‘美国医学学会’的规定，违背医嘱。”
“那我也要出院。”
有那么一会儿，他看上去很生气。之后，他耸耸肩。“随便你，”他轻松地说，“下一次你就会听医生的话了。”
“不会有下一次了。”
“哦，肯定会有下一次的，好吧，”他说，“除非你栽倒在地的时候离另一家医院更近，或在被送到这儿之前就死了。”
他们还给我的衣服脏得一塌糊涂，因为我在街上滚过，衬衫和外套上还有斑斑血迹。他们把我送来时我头上的伤口在流血，他们给我缝了几针。我显然是在抽搐时伤到了头部，要不就是在此前的奇遇中挂了彩。 我身上有足够的现金付医疗费。这倒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早晨下过雨，街道仍旧很湿。我站在人行道上，信心开始慢慢流失。街道对面就有一个酒吧。我口袋里的钱足够买一杯酒，我知道，它会使我感觉好一些。 相反，我回到旅馆。我鼓足勇气才走到前台去接收我的邮件和留言，就像我做了什么可耻的事，应该向前台服务员致以深切歉意似的。最糟的是我根本不知道在我失忆期间都做过什么。 服务员的表情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也许在我失忆的那段时间里主要待在房中孤独地喝酒。也许从星期天晚上起我就没回旅馆。 上楼后，我排除了第二个可能性。显然，在星期一或星期二的某个时间我回来过，因为我已把那瓶丹特波本酒喝光，五斗橱上还有半瓶占边威士忌放在空空的波本酒瓶旁边。瓶上的标签显示它是从第八大道的一个酒铺买来的。 我暗想，好吧，这是第一个考验。你是喝，还是不喝。 我把剩下的酒倒进水槽，冲净两个酒瓶，然后将它们扔进垃圾桶。 邮件全是垃圾邮件。我把它们统统扔掉，然后查看我的留言。安妮塔星期一早晨来过电话。某个叫吉姆？费伯的人星期二晚上来过电话并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还有钱斯分别在昨晚和今早来过电话。 我冲了很长时间的澡，仔细地刮了脸，换上干净的衣服。我把从医院穿回的衬衫、袜子和内衣裤扔掉，把西服放在一边。或许干洗店能把它洗干净。我拿起留言，重新检查一遍。 我的前妻安妮塔。钱斯，那个杀死金？达基嫩的皮条客。还有个叫费伯的人。我根本不认识名叫费伯的人，除非他是我醉酒后乱逛时遇到的酒鬼。 我把写着他的电话的纸条撕掉，考虑是下楼去打电话，还是拨给旅馆总机转接外线。如果没把那半瓶酒倒掉，我现在可以喝上一杯。结果，我下楼到电话间给安妮塔打电话。 这场谈话有些怪。同平时一样，我们小心翼翼地保持礼貌。等我们像职业拳击手那样打完第一个回合后，她问我为什么打电话给她。“我只是回你的电话而已，”我说，“很抱歉耽搁了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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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八百万种死法（25）
“回我的电话？”
“有一个留言说你星期一打过电话。”
沉寂片刻后，她说，“马修，我们星期一晚上通过电话。你给我回的电话。你不记得了？”
我感到一阵寒意，就像有人用粉笔划过黑板一样。“我当然记得，”我说，“但不知怎么这个纸条又放到了我的信箱里。我以为你又给我打电话了呢。”
“没有。”
“肯定是留言条掉在地上，然后某个好心的傻瓜把它放回到我的信箱，现在我又收到它，以为这是又一次电话呢。”
“肯定是这么回事。”
“当然，”我说，“安妮塔，那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时喝了几杯。我的记忆有点模糊。你可以提醒我我们都谈过什么吗，以免我漏掉了什么。”
我们谈了给米基矫正牙齿的事，我告诉她采取另外一个方法。我向她保证，记得这部分谈话。还有别的吗？我说我很快会再寄些钱过去，会比不久前寄的钱多一些，给孩子买牙箍的费用不成问题。我对她说那部分我也记得，她说就这些了。当然，我还跟孩子通了话。哦，没错，我对她说。我记得同孩子们说过话。就这些？嗯，这么说我的记忆力还没那么坏，是吧？ 挂断电话后，我抖得厉害。我坐在那儿竭力回想她所描述的那段对话，但徒劳无功。从我在星期天晚上喝了第三杯酒，到我在医院摆脱宿醉之间的一切都成了空白。一切，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 我把纸条撕了又撕，将碎片放进衣袋。我看着另一条留言。钱斯留的电话是他联络站的号码。我把电话打到了城北分局。德金不在，但他们把他家的电话号码给了我。 他接电话时听上去有些迷糊。“等我一分钟，我点支烟，”他说。等他再拿起话筒时，声音又恢复正常了。“我在看电视，”他说，“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你想到什么了，斯卡德？”
“那个皮条客在找我。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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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找你？”
“通过电话。他给我留了一个电话号码，让我打给他。是他的电话联络站。所以他可能就在城里，如果你想让我引他出来——” “我们没在找他。”
有一刻我以为自己肯定是在失去记忆的那段时间里跟德金通过话，而谁打给谁我已不记得了。但当他说下去时，我意识到事情并非如此。 “我们把他找到警察局问话，”他解释道，“我们发出逮捕令，但他主动上门，还带了一个滑头律师，他本人就很滑头。”
“你把他放走了？”
“我们他妈的根本没有理由扣留他。他从估计的死亡时间前六小时，到那之后的七、八个小时都有不在场证明。这证明看上去无懈可击，我们还找不出破绽。帮查尔斯？琼斯登记入住旅馆的服务员说不出他的相貌。我是指他都无法肯定那个人是黑是白。他隐约觉得那是个白人。你怎能把这些材料交给地方法院检查官呢？”
“他可以雇人帮他租那个房间。那些大旅馆根本不注意进出的都是什么人。”
“你说得对。他可以雇人帮他租房间。他也可以雇人杀她。”
“你想他是这么干的？”
“我可不是雇来想的。我知道我们治不了那个表子养的。”
我想了一下，“他为什么打电话给我？”
“我怎么知道？”
“他知道是我把你们引向他的吗？”
“我可没露口风。”
“那他想找我干什么？”
“你干嘛不问他？”
电话亭里很热，我把门打开一条缝通点风。 “也许我会这么做。”
“当然。斯卡德，不要在黑巷子跟他见面，知道吗？如果他想对你不利，那你就得小心点。”
“好的。”
“如果他真的要对付你，就给我留一个暗号，好吗？电视上都是这么做的。”
“我会尽力而为的。”
“要机智一些的暗号，”他说，“但也别太机智了，知道吗？得让我能明白含义。”
我投了一角硬币，打电话给他的联络站。声音嘶哑得像个烟鬼的女人说：“8092，请问找谁？”
我说：“我是斯卡德。钱斯给我打过电话，我是在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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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八百万种死法（26）
她说应该很快能联络到他，并问我的电话号码。我告诉了她，然后上楼四肢摊开地躺倒在床上。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电话铃响了。“我是钱斯，”他说，“谢谢你回我的电话。”
“我大约一个小时前才看到你的留言。两个留言。”
“我想跟你谈谈，”他说，“面对面地谈。”
“好吧。”
“我在楼下，在你们的大厅。我想我们可以在附近喝杯酒或咖啡。你能下来吗？”
（）
“好。”
10 他说：“你还认为是我杀了她，是不是？”
“我怎么想重要吗？”
“对我很重要。”
我借用了德金的台词：“没人雇我来想。”
我们是在离第八大道几个店面远的一家咖啡店，坐在靠里的雅座。我的咖啡什么都没加。他的只比他的肤色浅一点。我还要了一个英式烤松饼，因为我想该吃点什么，但根本没去碰它。 他说：“不是我干的。”
“好吧。”
“我有你们所谓的‘有力的不在场证据’。整整一屋子人能够为我那晚的时间作证。我根本不在那家旅馆附近。”
“那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