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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精神分析应用于教育这种口号，今天只有到别的社会中去才能找到。我们需要弄明白什么是教育的首要任务。儿童应当学会控制他的本能。不加限制地允许儿童自由实现他的所有冲动是不可能的。
对于儿童心理学家来说，给予儿童上述自由的做法，或许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实验。
但对于儿童的父母来说，这样做则是办不到的，而且儿童本人也将深受其害，这种损害有的很快就会表现出来，有的则在以后的年月里呈现。因此，教育必须对儿童的冲动实行约束、禁止和压抑。
这种情况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充分看到。
然而，我们却从分析中发现。恰恰是这种对本能的压抑包含着导致神经病的危险。
你们应该记得，我们已经详细地考察过神经病产生的情况①。所以，教育就不得不在既干涉儿童的本能，又防止他遭受挫折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中找到它的道路。除非这个难题完全不能解决，否则我们就一定会发现某种最恰
①参见《引论》，特别是其中的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三两讲。——英译注。
当的途径，它能够使教育取得最大的成功，产生最小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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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确定对儿童本能实行禁止的数量、时间和方式。
我们应该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们施以教育影响的对象具有非常不同的遗传的性格特征，以致同样的教育步骤不可能相等地有益于所有儿童。
某种重要的反省告诉我们，教育迄今为止在完成它的任务方面是十分糟糕的，并且对儿童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如果教育找到了最合适的途径，理想地完成了它的任务，它就大有希望消除一种致病因素，那就是童年期偶然蒙受的创伤所发生的影响。但教育无论如何不能消除另一种致病因素，即不顺从的本能气质的力量。
如果我们现在就考虑这些摆在教育者面前的难题——例如他应该怎样认识儿童的个性，怎样从微小的迹象去猜测儿童未成熟的头脑中所进行的活动，怎样既给予儿童适量的爱又保持有效程度的权威——我们就会明白，唯一适合于从事教育职业的准备工作，就是彻底的精神分析训练。最好的办法是教育者对自己作分析。因为即便其他方面做得很好，但如果没有亲身体验过精神分析，还是不可能掌握这种方法的。对教师和教育者的分析比之对儿童本人的分析，似乎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预防性措施，而且更易于付诸实施。
我们以上提到的方法——虽然只是一种附带的考虑——对于培养儿童来说可能是间接的，但它确实有益于这种培养，并将日益产生重要影响。凡是使自己体验过分析法并从中受益颇多，而且洞悉他们自己的培养方式的缺点的父母，都将会更好地懂得怎样对待他们的孩子，在很多他们本人不曾受过宽容的方面宽容他们的孩子。
在精神分析努力对教育施加影响的同时，它的其他各种研究则正在探讨过失和犯罪的原因及其预防方法。
在这里，我们不过是再一次向你们敞开精神分析的大门，让你们看看大门后面的那些屋子，而没有带领你们登堂入室①。我确信无疑，如果你们忠实地保持对精神分析的兴趣，你们就能学到许多有关上述题目的新颖而有益的知识。
不过，在结束教育这个题目之前，我还要谈谈它的一个特殊方面。
有人认为——这无疑是合法的——每一种教育都具有一个派别性目的，它致力于使儿童遵守已建立的社会制度，而无论其有多少价值和稳定性。
也有人争辩说，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现存社会秩序中存在着缺点，那么，教育与精神分析的结合为这些社会秩序服务就是不正确的：这种结合应当被赋予别的更高级的目的，应当摆脱流行的社会要求的束缚。然而，在我看来，这种争论在这里是不适宜的。
上述要求超出了分析的有效功能范围。
同理，一个医生被请去治疗肺炎病人，他无须关心病人是否正直，是否企图自杀者或罪犯，或者病人是否值得继续活着或我们是否应当希望他继续活着。上述的后一种人们希望赋予教育的目的，也将成为一种派别性目的。
在这两种派别间作抉择不是一个分析者的事情。
我全然没有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即如果精神分析容许各种与现存社会制度相冲突的目的，它对教育施加的任何影响都会遭到拒绝。
但是，如果精神分析的教育试图把它的学生培养成反抗者，那它就是在亲自承担一种多余的
①这方面请参见弗洛伊德为艾赫洪（Ａｉｃｈｏｒｎ）的《难以捉摸的青春》一书写的序言（弗洛伊德，１９２５ｆ）。——英译注。
责任。如果精神分析的教育能够使它的学生尽可能健康而富有才干地离开学校，它就算尽到了本分。
这种教育本身所包含的革命因素，足以保证它所教育的每一个人在今后的生活中绝不会成为反动者和压迫者。
我甚至认为，无论从任何观点来看，革命的儿童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B我现在打算进一步谈谈作为治疗方法的精神分析。十五年前我论述过这个问题的理论方面①，今天我还将以同样的方式论述它。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这十五年里我们所取得的经验。
你们知道，精神分析是作为治疗方法诞生的。
虽然它的作用如今已发展得远远超出了治疗方法的范围，但它并没有放弃它的原始基础，它仍保持着与病人的接触，以便增加自己的深度，促进自己的进一步发展。
最终导致产生了我们的理论的种种逐渐积累起来的想法，是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获得的。
我们在治疗中遇到的失败，常常向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而现实生活的要求，则是一种防止推测过分的有效因素，虽然我们的工作没有推测也不行。
很久以前，当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疗病人的方法，确实有益于病人时，我就已经论述过它②；而今天我要考察一下这种方法究竟取得了多少成就。
你们也许知道我从未热衷于治疗过；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①见《引论》第二十七、二十八讲。——英译注。
②参见《标准版》第十二卷最后的脚注和论分析技术的文章。——英译注。
我会滥用这次讲演，迷恋于对分析疗法的赞颂。
我宁愿说得过少而不愿说得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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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是唯一的分析家的时期，一些对我的观点显然持友好态度的人曾经对我说：“你的观点确实很精密、很聪明。但是，让我们看一位你用分析法治愈的病人吧。”
人们在排斥他们所讨厌的新生事物时有许多先后接替使用的手法，上述说法便是其中的一种。如今，这种手法也像其他许多手法一样过时了；在我这个精神分析家的文件夹中，也装了一大堆被我治愈的病人写来的感谢信。我们继续进行这种比较。
精神分析这种疗法确实像其他疗法一样，有它的成功和失败，有它的困难、局限性和适用范围。过去曾有一种对分析法的批评，主张不必认真对待这种疗法，因为它不敢发表关于它的成就的任何统计资料。从那时以来，麦克斯。埃伊廷通（ＭａｘＥｉｎｔｉｎｇｏｎ）医生创建的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发表了关于精神分析在头十年里取得的成果的评论①。这些治疗上的成功既未使精神分析自豪，亦未使它自惭。不过一般说来，那些统计资料启发性不大；这些用以说服人的材料成份极为不纯，以致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反而可以证明任何疗法。
考察人们的个体经验要更为明智。
在此我想补充一句：我不认为我们的治疗能够与卢德（Ｌｏｕｒｄｅｓ）②的治疗相媲美。有很多人，他们相信圣母玛利亚的奇迹，却不相信无意识的存在。
倘若我们想求教于我们的竞争者，我们就应该把分析疗法与他种精神治疗法进行比较。今天，治疗神经病的肉体疗法已无需再提了。
①见弗洛伊德为该评论撰写的前言（１９３０ｂ）。——英译注。
②卢德是位于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小城镇，有一座供奉圣母玛利亚的神殿，为罗马天主教徒朝圣特别是去治病的重要场所。——中译注。
作为一种精神治疗步骤的分析法，与医学的这一特殊分支中使用的其他方法并不对立；它既不贬低它们的价值也不排除它们。
一个医生喜欢对病人自称是采用分析法的精神治疗家，同时又根据患者的特点和各种有利或不利的外部条件，采用了某种别的疗法，这两者在理论上并不矛盾。事实上，使医疗实践必然趋于专门化的因素正是治疗技术。
例如，外科术和矫形术就不得不从同一种疗法中分离了出来。精神分析活动是艰苦而严格的，这不可能像一付眼镜那样好用：阅读时戴上，散步时摘下。一个医生通常既不完全接受也不完全拒绝这种疗法。
据我所知，那些在各种方法中有时运用了分析法的精神治疗家，并不具备牢固的分析学基础；他们没有接受分析法的整体，而是打了折扣的——也可能已经把分析法的“毒牙”拔掉了；这些人不可能被认为是分析家。我想这是令人遗憾的。
但是，在医疗实践中，分析家与严格采用其他技术的精神治疗家之间的合作，将会有助于极有价值的目的。
较之其他精神治疗步骤，精神分析无疑是最有效力的。
这种方法费力最大，花时最多，它不应被运用于轻微患者。考虑到这种情况，说它效力最大也是公允合理的。对于合适的病人，使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消除精神失调，并引起分析法产生前的时期人们不敢指望的种种变化。不过它也有各种非常明显的局限性。
我的一些拥护者在治疗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希望克服这些障碍，使每一种神经紊乱都可以用分析法治愈。
他们努力缩短分析工作的时间，加强移情作用，期望它能克服任何抵抗；并把其他各种形式的影响和移情作用结合起来，使病人不得不接受治疗。
这些努力当然精神可嘉，但我认为他们太自负了。他们还带来一种危险，即迫使自己脱离分析法，陷入无止境的实验过程①。我觉得这种希望每一种神经病现象都能被治愈的愿望，可能是产生于外行的一种想法；他们认为神经病都是一些没有任何权利存在的、完全不必要的东西。
而事实上它们却是严重的、由气质所决定的疾病。
这种病在一个人身上不是只发作几次，而是通常要持续很长一个时期甚至终生。
我们的分析经验表明，这些疾病可能受到广泛的多种因素的影响，譬如各种历史积淀下来的原因和某些偶然的次要因素。
我们充分重视了这种情况，但却因此而忽视了病人气质上的因素。
对于这种因素我们是绝对无能为力的。
不过在理论上，我们不是应该始终把它记住。
从根本上说，分析疗法是很难接近精神病（ｐｓｙｃｈｏｓｅｓ）的，但精神病与神经病（ｎｅｕｒｏｓｅｓ）关系密切，所以我们的首要目标将是治疗神经病。
精神分析的疗效仍然被一系列重要的和难以攻破的因素所束缚。在儿童的场合，妨碍取得最大疗效的因素，是关系到儿童与其父母联系的外部困难，虽然这些困难归根到底还是儿童自身的问题。
在成｜人的场合，困难最初产生于两种因素：患者目前的心理僵化程度和疾病的类型。
当然，在类型问题中还包含着其他更深刻的决定因素。
第一种因素常常被错误地忽略了。无论心灵生活的可塑性和恢复过去状况的可能性有多大，总有一些东西是不会复原的。在某些场合，当一个过程自然结束时，某些变化看来已
①在写这些话时，弗洛伊德想到的可能是他的朋友费伦齐。几个月以后，在关于这位朋友讣告中，他又重申了这些看法。——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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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定形，并相应于已形成的心灵创伤。在另一些场合，我们的印象是患者的心灵生活已陷入全面僵化；他的精神过程——我们完全可以为它指出别的途径——似乎没有能力摒弃原有的轨道。
但这很可能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同一种现象，只不过我们的着眼点不同罢了。
我们一再发现，这种治疗似乎缺少病人方面的某种必需的动力，而这正是阻止我们引起治疗变化的原因。
病人身上的某种异常的从属性的关系，某种特定的本能成分，比我们所能够动员起来的对抗力量要强大得多。
就精神病而言，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我们很熟悉这些疾病，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使用对抗的手段，但这些手段却很难动摇上述关系和成分。的确，在这一方面，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关于荷尔蒙①（你们都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的作用的知识，可能为我们提供战胜这些疾病的数量因素的武器。
不过现在距离那一天还很远。
我知道，这一切问题中难以控制的因素，就是使分析尤其是移情作用完善化这样一种永恒的刺激。
尤其是使用分析法的新手，他们在失败时无疑闹不清是应该责备病症的奇特呢，还是应该归咎于自己没有控制好治疗过程。但是，如同我已经说过的，我认为这方面的努力不可能成果辉煌。
限制分析法取得成功的第二种情况指神经病的类型。你们已经知道，分析法治疗的适用领域是各种移情神经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ｎｃｅｎｅｕｒｏｓｅｓ）——如恐惧症、歇斯底里、强迫观念
①荷尔蒙（ｈｏｒｍｏｎｅ），即激素，亦称“内分泌”。人和动物的内分泌腺器官直接分泌到血液中去的有特殊效应的物质。
各种激素的协调作用对维持身体健康是必要的。——中译注。
性神经病，此外还包括各种已经形成并取代了上述疾病的性格异常。
而别的一些疾病，如自恋的和精神性的（ｐｓｙｃｈｏｔｉｃ）症状，则或多或少都是不适合的。
所以，小心地排除这类患者，从而预防治疗失败是完全合理的。这种审慎将导致分析法统计资料工作的重大改进。不过这样做有一种潜在的危险。我们的论断常常是在治疗之后才作出的。这些诊断颇像我在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中读到的苏格兰国王识别女巫的试验①。这个国王宣称他掌握一种识别女巫的万无一失的方法。他把要鉴别的女人放在沸水锅里煮，然后品尝其肉汤，这样他就能够说：“那个人是女巫”或“不，那个人不是女巫”。我们的情况与此相同，不过我们却是受害者。
我们只有在用分析法考察了来求医的患者（包括以同样的方式考察来接受训练的考生）几个礼拜或几个月之后，才能对患者作出诊断。
我们实际上是在瞎忙乎。
病人具有不明确的一般性的精神失调，对此是不能孤立地作出诊断的。
可是经过试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