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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勤奋刚讲完，许小娇便说：“脏！”赵勤奋叫屈说，这可是鲁迅先生讲的故事，莫非鲁迅先生讲的故事也脏？
许小娇说，黄段倒不一定都不雅，有时它还是一种文化。苏东坡谈鬼的故事，鲁迅先生讲的故事，认真想一想，里边别有深意在。有些故事表面看来挺黄的，可讽刺的力量因此显得更大，鲁迅先生讲的故事就有这个特点，比如赵勤奋你刚才讲的那个故事——可同样一个故事，从鲁迅先生口里讲出来，就不脏，就是文化；从你赵勤奋嘴里讲出来，就变味了，更谈不上是文化了！鲁迅先生是“讲故事”，你赵勤奋就是在“作猥谈”。赵勤奋你说是不是这样？许小娇笑着问赵勤奋。
赵勤奋说，反正横竖都是你的理！我可说不过你——不过你啥时候准备进宫时，也给我通知一声，我一定主动报名去当那个医生处方里的“壮汉”！哪怕出来瘦骨嶙峋，步履蹒跚，无复人状——成为药渣！也决不会将那个开药方的医生起诉上法庭。赵勤奋趁机又占许小娇便宜。
你俩不要斗嘴了。方副局长笑着对许小娇和赵勤奋说。从现在开始，所讲故事限定两个条件：一是故事内容必须与饮酒有关；二是不能太露太黄。“女士在侧，大家还得收收口。”方副局长望望许小娇和吴小娇说。
讲不出故事的，自罚三杯酒。
赵勤奋得令，一马当先，首先开讲：一人喝醉酒出门解手，一头撞进猪圈里。见一母猪哼哼，同病相怜地问：“您也喝醉了？”母猪复哼哼。醉汉觉得找到了知己，伸手摸摸猪奶头说：“你的西服还是双排扣！”
赵勤奋讲毕，大家笑。笑毕许小娇讲：一司机酒后驾车迷了路，隐约看见路边雾霭中有一路标，但看不清是何字。于是决定爬上去看。好不容易爬到顶上，终于看清上面的字：油漆未干。
吴小娇接着讲：一醉汉酒醉后在大街上左摇右晃行走，行人和车辆皆避让之。一警察上来罚款，醉汉说他并没有醉。为了证明自己没醉，他向前踉跄一步说：“我从你俩中间穿过去，还谁也碰不着”——他眼前出现重影，将一警察看作俩警察了。
几个故事都挺有趣。最有趣的却是徐有福最后讲的：一醉汉骑一头瘦驴，瘦驴还驮一袋粮食。瘦驴被压得快走不动了，路人责之。醉汉将那袋粮食扛在肩上说：“这下行了吧？驴驮着我，我扛着粮食。”
这个故事讲毕，大家哄地笑了。吴小娇和许小娇笑得噗地将一口茶水喷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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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红颜》27
徐有福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三十八岁是大了一些，可如果以六十岁退休算，还有二十二年时间。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虚度”了！逝者虽已逝，来者尚可追！
徐有福决定开足马力去“追”。
人生有很多事情，若换一种眼光去看，感受和结论将会全然不同。
比如赵勤奋。在徐有福过去的眼光里，这是一个没有品位、没有道德感、喜欢溜须拍马的人，徐有福内心里对这一类人是抵触的。按照那些传统的道德观念，做人应该恪守一些东西，应有一个底线。徐有福过去认为，人应有两条底线：第一条是道德线，第二条是法律线。而赵勤奋这样的人，却越过道德线，一步退到了法律线。然后将双脚死死撑在这条线上，在生活的海洋中畅游。
徐有福与赵勤奋的区别在于：徐有福始终苦守在道德线上，赵勤奋则坚守在法律线上。
在赵勤奋心目中，道德只是一个概念。若道德是一把尺子，赵勤奋从不用这把尺子丈量自己的生活。道德只是那种挂在墙上作为装饰的宝剑。它的作用就是挂在那儿供人观赏，并没有多少实用价值。
赵勤奋的生活空间因此比徐有福大起来。他在生活中游刃有余。赵勤奋做什么事情，从不去想“应不应该做”，而是先做了再说。而徐有福总要先想一想：这件事能不能做？于是徐有福举步不前。
赵勤奋对徐有福讲，他大学毕业踏入这所“社会大学”后，只研究了两个问题。他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已达到“博士后”水平，遗憾的是没有一所大学会开设这两个研究课题。
赵勤奋研究的两个课题是：女人与领导。
赵勤奋通过女人研究领导，通过领导揣摩女人，互为反哺。他在二者之间找到了一块跳板。他甚至可以在这二者之间跳来跳去，有时还可以像杂技演员那样，在跳板上玩个高难度的“金鸡独立”动作。或者骑一辆独轮自行车在跳板上随心所欲地旋转，让众多观众不停地喝彩。
赵勤奋总结了一个“领导四像”，其一：领导像女人。漂亮的女人当然要赞美她漂亮，不漂亮的女人，也要找个角度去赞美她。比如她四十多岁，你可以说她“看上去三十岁出头”；她脸长得丑，身材还可以，你可以由衷地夸奖她“好身材”。而千万不能当面对她说：“你怎么长得这么难看！”这个女人因此会记恨你一辈子，甚至咒你早死。对一个主要领导干部来讲，他做下漂亮事，你要从各个角度夸赞这件事做得多漂亮。比如市长修了一条二级公路，你对他说：“看这路修的，比高速公路质量还好！”领导做下不漂亮的事情，如同你面对一个丑陋的女子——你若一定要夸赞一个高颧骨、厚嘴唇、牙齿参差不齐的女人说她长得多漂亮，赛过玉环飞燕，这个女同志一定会认为你成心讽刺她。领导同志修了一条刚竣工便破烂不堪的柏油路，你却对他讲路修得像飞机跑道一样；投巨资办了一个企业，投产之日即是亏损之时，你却说这个企业上马建设的决策像“平型关之战”的决策一样正确，领导同志一定会认为你在挖苦他。而你若能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角度切入，通过你的一番表述，让领导同志觉得这路谁来修都得烂：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八千万元才能拿下的工程，只有五千万元投资，多大的缺口！怎么能修出一条好路？刚投产便亏损的企业也一样：当时决策当然是正确的，后来市场发生变化了嘛！而市场又像那种妖怪的脸一样，说变就变，连有一双火眼金睛的孙悟空也难以分辨，更不要说凡人了。顺这个角度说，领导同志一定会感到熨帖和舒服，就像给那些老年人搔痒痒一样。
其二：领导像老虎。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你若硬要去摸，到头来吃亏的准是你自己。
其三：领导像爸爸。你得时时孝敬他，不仅仅是逢年过节去看看他，平时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都得充满孝心。
其四：领导像小孩。有时候还得哄着他。一个婴孩，吃饱了有时也会哇哇乱哭，你得轻轻拍着他，并哼着好听的儿歌，直到他入睡。能将领导哄得在怀里放心地酣然入睡的下级，最终有可能成为领导的上级，便又可以在自己曾经哄过的领导、现在的下级的“催眠曲”中入睡。
赵勤奋说他有时对漂亮女孩采取“直接切入法”。比如一个女孩，并不熟，她给赵勤奋打了一个电话，有一件工作上的什么事情“想见见他”。他就会用激动甚至有点夸张的声音说：“我也正想见你，十分想见。”甚至会说：“我正为没有你的电话号码苦恼呢！”如此直接切入女同志的内心世界，可以很快拉近俩人心的距离。“心”的距离拉近了，“身”也就不远了。
也许有人会担心，这样会不会让女同志觉得你这个人太孟浪？太轻薄？赵勤奋会告诉你，这种担心虽有道理但却是多余的。就像那些长着六个指头的人，虽然每一个指头都是有“来历”的，但却有一个一定是多余的。又像一个领导在宣布“散会”之后，却又说：同志们再留一下，还有一件事情给大家说一说。
也许一些女同志，尤其是一些素质较高的女同志会觉得你有点轻薄。她们甚至会皱眉头。但更多的是满足和好奇。因为好奇，她就有了想跟你进一步接触的欲望。女同志永远有点像小孩，小孩最大的特点就是好奇。
在进一步接触的过程中，你得表现出一种“厚重”。而厚重就是用来驱散“轻薄”的，就像杀虫剂是用来杀虫的一样。当你的厚重驱散了她对你“轻薄”的印象，这时候她心里就会发生“化学反应”：由讨厌轻薄到渴望轻薄。此时你便可以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和场合，用你厚重的双唇要来她轻薄的香唇和香舌，并在她耳边悄声说：“我喜欢你！”
你喜欢一个人，她有什么理由不让你喜欢呢！如果一个女人一生都没有一个人去喜欢她，那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
就像凡·高，他说：“我要去找一个女人，我不能够活着而没有爱情，没有女人。如果生活中没有某些无限的、某些深刻的、某些永恒的东西，我就不会留恋生活。”凡·高爱上他的表姐后，说：“我要见到她（表姐），我的手在火焰中能够保持多久就等待多久！”当然像赵勤奋、徐有福这样的普通人，没有必要像凡·高这样为表示爱一个女人，就将手伸进蜡烛的火焰中。但你却不能否认这样做的确会让女同志感动。如果徐有福和赵勤奋真的将手伸进火焰中，许小娇和吴小娇也会感动地掉下泪来的，弄不好就跟着他们私奔了。
徐有福由不屑、抵制赵勤奋的人生观，到认同、接受、实践赵勤奋的人生观，经历了一个蝉蜕过程。也许他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失落，但却并没有感到多么痛苦。一个人下意识地或者无意间偷了一次人，之所以会因羞愧而捂起脸，是因为窃贼毕竟是少数。如果所有的人都偷过人，这个人偷人后就不会脸红了，他甚至会很坦然。手机刚出现时，即使将一个像一块砖头那样大的家伙挎在腰间，也会引来人们羡慕的目光，而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将这个劳什子挂在耳上时，谁还会因艳羡再去用目光追逐这个物件？
徐有福成为赵勤奋做“导师”的这个研究生班的一名虔诚的学员。为什么要痛苦呢？他这样问自己。为什么要用“偷人”这样的词汇鄙薄自己呢？当今社会，“偷人”的人绝不是少数，为什么就该我徐有福脸红？恐怕有多少挎手机的人，就有多少偷人的人呢！而且不单是小偷，还有大盗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现在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却也模糊了——生活潮流的推进，已将很多人内心深处的道德堤防淹没以至冲垮。如果“道德”是一个核桃的硬壳，很多人早已举起小锤，将这层硬壳砸开，里边藏着一个东西叫：物欲！
在一个物欲横流的年代，几乎人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追逐”的行列。如果徐有福成为赵勤奋的研究生，拿着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一边认真听课一边却要指斥赵勤奋为“贼”，那也只是“贼喊捉贼”。而贼喊捉贼这样的事情，只有当一个贼遭遇危险，为了自己脱身时才会发生。
在一个物化时代，要找到传统意义上的一些道德范畴的东西已很难。比如“不食周粟”；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梁祝》曾经是一首拨动几代人心弦的爱情协奏曲，而现在却已很少听到，甚至已成为这个商业时代嘈杂市声中的“绝唱”。
在一个商业时代，最先被“物化”的肯定是女人。因为男人挣了钱十有八九会花在女人身上。女人的嘴唇、Ru房包括小脚丫子都已成为“物质的”。一个美女的小脚丫子上的某一个脚趾头，可能值十万甚至一百万。因为一个“不知有多少钱”的老板正在将她包养起来。徐有福曾到市里新开张的“北方大厦”的精品屋转悠过，令他咋舌的是，一件上衣标价竟是一万八千八百元，一双皮鞋或一条皮带标价竟是八千元，一块瑞士名表二十八万元。徐有福想不通的是，无论这块表是天然钻石还是白金表链，它也是戴在手腕上用来告诉人们时间的，而绝不可能延长人的寿命，凭什么值那么多钱！
一条鱼十八万，一只狗八十万，早已不是什么稀奇事儿。大街上除过性用品商店就是“狗宝宝商店”。物质无处不在，对人的挤压无所不至。徐有福就是这样一个被挤压而开始变形的人。他的改变，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他又不是古代那种支撑一个民族危亡的栋梁之材，没有必要坚守所谓的“操守”。“恋爱不成上吊的，没病没灾吃药的，合同签完失效的”——若徐有福再不像电影《南征北战》中涸辙之鲋的张军长向李军长靠拢那样向赵勤奋靠拢，注定会成为这种新“四大傻”的最后一傻——看完短信傻笑的。
《机关红颜》28
总经理送给徐有福一部手机。
情人之间互赠礼物，由荷包、香巾发展到手机，也就几十年工夫，时间并不漫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情人之间互赠的定情物一般是一个笔记本或一块手绢。比如两个下乡插队的知青，女的给男的赠一方小手帕，男的回赠一个笔记本或一支钢笔。当然也有赠一把挽着红绸的锄头或铁锨的。有时锨把上还会刻上一行小字：“祝你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千
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或者“祝你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斗争实践中茁壮成长”；或者“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胸怀全球，放眼世界”；“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等等。
这些话里，尤其让人感到无趣的是“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如果是一个美国人，还会说“美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呢！茶杯应当对于茶壶有较大的贡献，徐有福应当对于许小娇或吴小娇有较大的贡献。这话和没说有什么两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至少是一种精神；胸怀全球，放眼世界至少是一种境界——当然徐有福若见到总经理，兴许会和她开玩笑，说她是“胸怀保龄球，放眼紫雪市”，再加一句注脚：总经理应当对于徐有福有较大的贡献。
那时还有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这话是毛泽东说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现在看来这话也错了，实践已证明，知识青年（特指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没有必要！
当然那时候互赠最多的还是一些笔记本。笔记本上写的话也像锄头和铁锨上写的那样，硬邦邦的。一般都是采用“愿我们在某某中怎样怎样”或“愿我们像某某怎样怎样”这样的句式，比如：“愿我们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比翼齐飞”；“愿我们在共同的劳动和生产中缔结革命的战斗友谊”；“愿我们的爱情像松柏树一样万古长青”；“愿我们的爱情像江河水一样奔流不息”。等等。最带点诗情画意的赠言，也就是王勃的那句诗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若由王勃发展到白居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那已是十分情浓的时候了，也许已开始张罗着结婚。
有一个笑话这样讲，那时有一个女孩子，同时收到两个男孩子的笔记本。一个上面写的是：“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另一个上面写的是：“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这个女孩子权衡再三，觉得后一个“革命意志”更坚决一些，于是便将第一个的笔记本退回去，与第二个做起了“比翼鸟”。
也就二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