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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当然更不可能压过角儿去。这都是由中国人传统的欣赏角度决定的。反观新编戏，除了增加了大量“非京剧”的音乐内容，连西皮二黄也改变了很多。难以使戏迷有认同感姑且不论，更为严重的是大家都唱改过的腔调，观众们听不出角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一台戏所有的人都是平面的，没有突显出来的主人公。如果一台戏捧不出一个角儿来，那它注定是一台失败的戏（从传统角度来说）。大家可以想一想，排了这么多新戏，而且每台都是“反响强烈”，但是众多的票房中可有人唱过这些戏中的唱段么？没人唱正说明了戏迷观众对新唱腔的不认可，一台京剧———绝绝对对是以唱腔为最主要的部分———之中的唱腔没有被戏迷认可，难道能说它是一台成功的戏么？每个人都是角儿只能说明每个人都不是角儿，这个道理本来挺浅显的。
唱词方面的远离传统也是使新编京剧不伦不类的一个原因。中国人对京剧唱词的要求本不高，对“地埃尘”、“马走龙”、“女天仙”之类的词句都能不置一辞。但新编京剧在这方面却做了大量让人啼笑皆非的“改革”工作。写出来的词好像很有文学性，其实不过是一些极度概念化的意象的组合，几乎都是“不畏艰辛攀上峰顶”之类。不但如此，更是拿肉麻当有趣，像《宝莲灯》中一口一个“莲花”，《铸剑情仇》中一口一个“小哥哥”，完全不管观众起鸡皮疙瘩。另外在《宝莲灯》中有几句非常浅显的对话中突然出来了一个“置喙”，让人觉得不是实在找不着词凑辙就是故意想掉掉书袋子谝谝学问。刘彦昌居然唱出了“见过了多少大家闺秀小家碧玉”，不能不让人说这个刘彦昌是个流氓，是一只“戴着儒巾的狼”。本来中国古代的文人一直标榜“非礼勿视，非礼勿言”，这个古代文人不但“偷窥”过很多“大家闺秀小家碧玉”，而且总是把它放在嘴头上炫耀，不是流氓是什么？相比较而言，《宝莲灯》的文词还算是好的，去年一些北大中文系的朋友———绝绝对对纯纯粹粹的外行，希望了解一些京剧———去看《铸剑情仇》，出来之后对我说第一感觉是这剧场的音响真棒，第二感觉这出戏的文本太差了。恐怕大多数青年观众对新编京剧的文本都会有这种看法。本来，编导们之所以拒斥传统京剧的文本模式，一是嫌弃传统文本的粗糙与语体上的缺陷，二是希望用一种更能为当代青年接受的文辞形式，但恰恰事与愿违。归其原因，依旧不外乎不能把握京剧本身的特点和文学上的功力不够。本来文学之极至乃是极度绚烂之后所归复的平淡，而且由中国人看京戏的“戏者戏也”的态度，使文本本身的作用只不过是传达必要的信息，以让观众了解情节为目的，所以诸如“不由老夫咬钢牙”之类的词句大量存在于京剧舞台上，而且广泛被观众接受（唱词的设计甚至不如丑角的插科打诨精细）。从另一个角度说，京剧文本的这种通俗化本身带有另外一种似乎外人很难体会的“雅”。“一重恩当报你的九重恩”从文法上几乎是不通的，“被黄土埋却了无价宝珍”纯从文学上讲也并不是什么绝妙的笔法，但是这种词句传达给观众的感情信息竟是如此是强烈，与戏曲本身的情节与角色的感情基调竟是如此的协调一致。看来，新编京剧的编导们需要从传统中吸收的营养实在还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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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宝莲灯》谈新编京剧的失误（2）
新编京剧的另一个重大失误是表演体系的西洋化，这其中包括演员表演的西洋化与舞台设计的西洋化。先进的声光电技术的大量使用无可厚非，但所有诸如《宝莲灯》、《铸剑情仇》等等，很大程度上这些现代化科技的运用搅和了戏剧本身。我们无意重提一位老艺术家的“你们在舞台上又刮风又下雨，让演员干什么”的旧话，但是如果舞台上不该有的东西太多了，确实是很影响演员的表演的。中国人对于戏的态度一向是“戏者戏也”，上山可以两步就到山顶，但是开门却必须细细致致地把每个动作都做到位；虽然马只有一个马鞭，船只有一只桨，但骑马、上船的动作却一点都不能含糊，这就是中国戏。像《铸剑》里边，真做一个大鼎，上面摆出三个人头来打架，这在真正懂戏的人看来是不可想像的。另外《宝莲灯》中梅山七圣上台，一人手里拿着一个表示本人原形的牌子，牌子上是猪头羊头什么的，真让人可发一问，脸谱是干什么用的？演员的形体语言的干什么用的？可以说，如果请现在的编导们排《红鬃烈马》，是必然飞上一只道具鸟；而排《借箭》也是必然满台飞箭。如果原戏就是这样，那几十年前就早已绝失传了，因为没人看。更不要说《宝莲灯》最后一场从开场一直到华山老母一大段唱唱完才结束的满台飞雪加上呼呼的风声，效果倒是很逼真，可是那一大段唱却被压了下去。
舞台艺术不同于电影，舞台艺术毕竟有它自身的局限和特点。在一个小小的舞台上演绎人世的悲欢，本身就不可能完全和真实等同。于是舞台上才有了，并被大众接受了虚拟化、程式化的表演。至于京剧，更是不单观众和戏本身有距离，演员和戏本身也有距离，演员和观众之间却没有距离。换言之，观众和演员之间达成了一种对于和戏本身的距离的认同，这种认同更是达成了演员和观众之间对于认同戏曲表演虚似化、程式化的默契。一旦无顾忌的使用先进科技，不但打破了这种默契，而且绝难建构一种新的默契———舞台本身的局限决定了无论怎样的技术也不能达到与生活完全等同。于是在观众看来，只剩下可笑了。
京剧在表演上对虚似化、程式化的要求似乎更高一点。生活中的哭并不像相声演员学得那样可憎，女演员的哭也许更有梨花带雨的美感，但是“哭头”之所以存在了几百年而且还必将继续存在下去，正是这种要求的结果。但现在新排的戏无一例外是西洋的表演方式，一要抒发感情必撕心裂肺的喊一声，一要思考必是话剧的内心独白，《宝莲灯》中三公主和刘彦昌重见一场戏，三公主居然作柔肠寸断泣不成声状，观众想笑也就不足为奇了。谭富英先生在《桑园寄子》中二黄之中的一声“伯检，兄弟”，真让观众感受到心酸难过，但是并不难受。杨宝森先生在《文昭关》、《捉放曹》中两个“一轮明月”的唱段都是归于“内心独白”一类的，却都是千古绝唱。可见，前辈艺术家们把怎样创作的答案都传了下来，只是现在的编导演员们没体会到而已。
新编京剧的再一个失误就是不尊重传统和习惯，在舞台表演上的表现就是“生不生，旦不旦，净不净，丑不丑”。《宝莲灯》头一场刘彦昌用老生的唱法唱小生，也许是觉得一般观众都不爱听小生的唱法，但却有很多观众反映第二场戴上髯口之后再看再听就顺耳多了。另外，二郎神本有脸谱，在本戏中也并非必用武生应工不可，却偏偏改用武生。哮天犬的脸谱也没用旧谱，让人看着不顺。还有生行用了一般只有丑行才用的“扑灯蛾”，听起来也十分别扭。这几出新戏中都有一个从外形上很相近的形象，《宝莲灯》中的天帝，《铸剑情仇》中的楚王，《狸猫换太子》中的宋真宗，都是帝王服饰带髯口，花脸应工，但别扭的是都不勾脸。扮三公主的史敏确实是一位非常漂亮的演员，露牙不露牙的笑都非常好看，但一个古装女子总是露着牙笑似乎不很妥当。沉香这个角色以二十岁左右的演员演十岁左右孩子的天真调皮，太过恶心。也许编导们是借鉴了《小放牛》中的牧童，但是牧童的行头决定了他的年龄。就算是年过花甲的老艺术家来演，《小放牛》一样是两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儿玩闹。但沉香的行头顶多能告诉观众他的年龄在三十岁以下，所以观众们看着这个沉香才觉得别扭———不是因为他的演技差，他的演技越好越让人觉得别扭。
再往严重一点说几句，新编京剧的某些编导还不太熟悉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以及京剧本身的规律和表现方式。就如《宝莲灯》最后一场天帝降临之时，当一辆西欧化的金翅云车载着中国的天帝“从天而降”时，很多对众———内外行都有———忍不住想乐，确实太不和谐。也许编导们要提出中国古代一系列神话故事来论证这种造型的车在中国古代人的思想里出现过，但是他们忘了一点：天帝在这出戏中是以天上天下最高的主宰者的面目出现的，而以中国人的习惯，这种地位的人的出现，或者说这种地位人的座位必然是正的，绝不可能是半侧面的。这就是为什么那辆车———或者是宝座———直接给人以欧洲式的感觉。另外，《宝莲灯》最后一场有天帝的一段“内心独白”式的唱段，唱时居然全体演员背过身去，以体现这种“即时性的主体”。而传统上这种情况别的演员根本不用背过身去，只要站在原地不动就行了；不但不会搅了角儿的戏，而且使整个舞台别有一种雕塑美。现在让其他演员背过身去，让观众觉得舞台上很怪异，演员觉得自己很怪异，主角环顾左右时只看见很多后脊梁，恐怕也觉得很怪异。还有一些小地方，像三公主一次很动情的下跪时居然双手抱拳，大有江湖侠女的风范，却让人看着别扭。再有，京剧虽然产于安徽、湖广，但本身并不带神秘奇古的楚文化内涵。新编京剧却几乎无一不打上楚文化深深的烙印，像《宝莲灯》中的天赐神斧，《狸猫换太子》中的炼丹，《铸剑情仇》中的招魂。当然，这个楚文化的定位也许不确，我只是想说明新编京剧中出现了太多的巫俗鬼风。虽然它们也有着很厚重的文化内涵，但与京剧的距离实在太远了，而且大有“戏不够神来凑”的感觉（虽然这句话在过去也许没有现在这么强烈的贬义）。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巫俗鬼风虽然丰富了舞台的表现内容，但对京剧本身的文化内涵和培养观众对于京剧本身特点的认同是极大的破坏。
从《宝莲灯》谈新编京剧的失误（3）
以上说了这么多，其目的无非是要说明新编京剧的很多所谓改革的地方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给了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正是这些地方很不合京剧的路子，即使让青年观众认可了，也不是京剧之福。还是那句话，京剧自身是中国世俗文化的舞台体现，它是以唱腔为主要的特点、从而区别于其他的舞台表演艺术。现在这种新编京剧即使得到了部分青年的认可，也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振兴京剧。当年梨园前辈们排了新戏之后，大街小巷立刻传唱不绝，而我们的新一代艺术家们精心排演出来的“为适应新观众欣赏习惯”而改革的新戏，那些新观众可曾唱过么？那么即使在一些青年观众心中留下了印象，与他们看过一场话剧、舞剧甚至电影之后留下的印象有什么区别。如果京剧的改革一味向着西洋剧发展，只能加快它的灭亡。
顺带说一句，以上提到的这些失误都是由一个原因导致的，那就是我们的编导们希望能把大批青年观众吸引进剧场。这实际上是一个在振兴京剧上的操作上的失误。京剧为什么不受青年观众的欢迎？从理论上当然可以说它节奏太慢了，跟不上时代了等等。但事实上造成京剧不为青年接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十年###带来的文化传统的断层。再说的明白一点，就是熏陶太少。青年观众之所以不欣赏京剧是因为作为家庭环境中的父母———社会上的中年———一代不听京剧。而中年一代的不听京剧不是因为老年一代听京剧听得少，而是因为他们成长的环境是在极左的政策和文艺观的控制之下。而现在中国已进入了老年化社会，与其花大价钱去排老观众不看，青年观众很少看，即使看了也对京剧本身没什么感觉的新编京剧，不如下大力气排演一批老戏（老戏的精品不得重现于舞台的实在是太多了），一者可以从老艺术家那里多继承一些东西，二者可以吸引大量老戏迷进入剧场看戏。经济效益自然不必说，就是对于京剧的将来也有很大的积极作用。老戏迷看戏的人数的增加、剧团剧场演出的增加，必将使大批新的青年观众受到熏陶，从而喜欢上京剧，或者说至少对京剧不再排斥。到了那个时候，在那种环境下再重提对京剧的改革，也许更合时宜一些。
红狗·德云社·自由主义及其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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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红狗不是红颜色的狗，红狗是“迷恋红尘的狗”的简称。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毕业留校的老师教我们哲学，此人年轻有为，学术有成，为人也非常精灵伶俐。哲学到了他的嘴里能够变得人性化一点，有趣一点。据他自己说，他很不喜欢佛学，因为佛学似乎把世界看得太透，以至于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喜是悲，都多了两分淡薄在里边。难于让人痛痛快快地发泄自己的感情，享受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种种快乐，或忍受这个世界掷给我们的阵阵困苦。人变成了佛，就失去了做人的意义。但是他对佛学的不喜欢，并不影响他给我们花半个学期讲佛法东进以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没办法，谁让他教的是《中国哲学史·下》，自唐以后，哪家的学说没加入一些佛学的影子呢。
据他说，他上大学时，有一个室友———他念的是哲学系，他的室友当然也就是哲学系的学生———深通佛法。对佛学痴迷有加。看他慧根独具，天天都要给他讲解佛法的要义。对国学有兴趣的人都知道，佛学和佛教并不同，讲解佛法的要义，并非是要传教，而是一种哲学观点上的讨论。然而众所周知他并不喜欢佛法，给他讲解佛经似乎有点对牛弹琴。按说你不听也就罢了，偏他又是对各种哲学体系都“知其一二”的人。于是每天他们宿舍里都是各种佛学名词与哲学名词的针锋相对。无论他那个室友如何舌灿莲花，弘宣妙法，他总能找出应答、反击之语，且全是哲学义理，最少在表面上也不是胡搅蛮缠。最后逼得他那个室友骂他为“一阐提”，意即无药可救，万死不得超生之人。他嘿嘿一笑，油滑不堪地说了一句：“我就是迷恋红尘，我乐意。”
这是王祖贤主演的《青蛇》里的一句台词，一心为正义而奋斗的法海拉着许仙腾云驾雾地飞奔金山寺，要逼他收心认错。许仙在天上被法海拉的狼狈不堪，死缠烂打浑不讲理地喊了这么一句：“我就是迷恋红尘，我乐意！”
说实话，对于这种大学生斗智兼显示知识的哲学辩论，以这么一句通俗电影的台词收场，我感到很欣慰。哲学本来就是指导人生所用，这一句电影台词，可能会更精准地显现出两人争论的要点。而且我还想说明的就是，这么一个结尾，更像学生大学宿舍里所做的“学术讨论”应有的本色，可爱！
迷恋红尘，只能说是一种态度，很难说是真的人生上的指导思想。如果有人真能放弃一切理想、道德、家庭、信仰、风俗，而义无反顾地迷恋于红尘中的一切色声犬马，一切大悲大喜，他反倒更接近于“顿悟”，更接近于大勇敢和大智慧。人生于世，必然要受到道德的约束，被理想所左右，让流言伤害，更有家庭的积责压在身上，并且因未来不确定性而陷入“永远的未雨绸缪”这种可怕的状态。纸醉金迷的时候，总会想一想杯中是否依然有酒，痛饮狂歌的时候，也还要为朋友为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