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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里的一份国际足联技术统计表明：韩国队在世界杯上90％的技术指标名列前五。这证明人家并不是像畜牲一样狼奔豕突就成的英雄，中国足协别以为蹲在地下就可练就“蛤蟆功”，说不定一不留神就弄成了“倾，三遗屎”。
英雄难道只屙屎吗？我对中国国奥最后结局不胜担心，学会了屙屎甚至屙到脱肛，却没有成为英雄。这感觉好虚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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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红柿牛
上个世纪70年代，一帮理想主义色彩极浓的美国科学家向全世界宣布发明了一个新品种——“西红柿＋牛”。这个玩意儿妙在既有西红柿的高维生素，又有牛肉的高蛋白，而且它不会像牛儿那样会莫名其妙发疯，而是趴在地上静静地生长，皮子可以做皮鞋，还散发着果子的芬芳……当然这是个愚人节新闻，但王小波认为愚人节新闻也令人振奋，基因工程使我们步入如此奇妙的味觉殿堂，关于人生，我们是可以用想像力生产出诸多积极的结论的。
那天，有个足协官员对我很不忿，因为我认为阎世铎押宝中国国奥与中国女足的亚运名次是一种弱智豪赌，并断言“把所有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迟早要鸡飞蛋打”，足协官员像御前带刀侍卫一样捍卫着阎掌门并说：“如果拿了冠军看你怎么收场”，我当时并没有开腔，顶着唾沫星子默默地听着，沉默的原因不是惮于足协官员的威严，而是一不留神就想起了“西红柿＋牛”的科学发明。
中国足协还真把自己当人看，世界杯连吞九弹没有让中国人清醒，反面乌龟吃秤砣一般撑得心里特充实，在号称“反思世界杯”的一次什么###会上，沈祥福突然说：“后场学意大利，中场学荷兰，前场学巴西”，一向语言木讷的祥福居然能说出这样复杂的一个并列句已经很让人吃惊，更让人吃惊的是他将这样要求被我们称为“超白金”的中国国奥。但我认为这个高屋建瓴的口号怎么都会闻到股“西红柿＋牛”的味道，“意大利＋荷兰＋巴西”，那是8次世界杯冠军和几臻化境的足球技艺，美妙得就像吃完了西红柿顺手把果皮往脚上一套，就是一双高级不行的“BALLY”皮鞋。
幸好我这个人喜欢瞎读些书，幸好王小波给我们抖过这个段子，所以我在振奋之余知道这是个愚人节新闻，世界上不存在什么“西红柿＋牛”，用“西红柿＋牛”武装起来的沈家军当然要兵败釜山，这导致那天的谈话末尾，我冒出一句“西红柿＋牛”的不相干的话来，足协哥们用看见疯子的眼光盯了我一眼，走了。3天后，中国女足就在一场倾盆大雨中梦断亚运；5天后，中国国奥就在一场关键对决中并没有表现出“西红柿＋牛”的神勇，却被小日本炖成了一锅“西红柿＋牛肉”的罗宋汤。
中国足球最可笑之处不在于它太浅薄，而在于它太深奥，这个“深奥”使它经常漠视一些常识，像“西红柿＋牛”这样的玩意儿也只有中国足协这帮天才才想像得出来，但我们知道，方法错了一切就错了，而且练得越勤奋就错得越多，如果再给中国足球500年，再把队员们关进疯人院一样的封训基地，我们也不能得到“西红柿＋牛”。
之所以要动用20多年前的一个愚人节段子和“常识主义写作大师”王小波的招牌，并不是要进行一次批评，而是要进行一次预测——阎政治亲自挂帅的中国足球亚运代表队输了，并不因为他在雨中为女足扎过绷带、关心过例假周期，拍着肩膀叫过王新欣“好兄弟啊”地输了，虽然它只对老阎短时期内的仕途产生阴影，但更严峻的是2003和2004——两支方法上错了的队伍不可能因“抬起头来！”、“回去好好总结！”等豪言壮语而变得充满阳光灿烂，按这个错误的方法，2003、2004年依旧滑铁卢！我敢打赌。
我之所以经常很郁闷，是因为我们这个圈子活跃着很多把肉麻当有趣的人，现在一帮所谓名记和战术家们都事儿逼一样指出“要改打442而不是343”，“一定要坚定不移地三从一大”，“后场不要学意大利而要学德国或者中前场要学法兰西否则会抵抗不了韩国队的三前锋”等等等等，对此我哑然失笑，因为这个情景真像一帮理想崇高的科学爱好者们正在极认真地讨论“西红柿＋牛肉”的可行性报告。
中国国奥与中国女足兵败釜山是必然的，因为这是方法错误的必然产物，沈祥福与马良行虽然人品与敬业精神都值得称道，但中国足协不能因为急需一场胜利或者说急需一个借口来抚平创伤就把“西红柿＋牛”当成“星火燎原科技计划”来大力扶持。
我所接受的科普教育使我不想相信中国足协能改写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也不相信祥福能在实验室里弄出点违背上天造物的规律的产物，虽然关于“超白金”一代的发展计划如此浪漫宏大如此集各家各派之大成，但“中考”都没考好，“大考”能不糟糕吗？
我的眼前产生了一个未来的幻像——一头西红柿牛在悲惨地奔跑。
大连夺冠和七支钢笔
上个世纪60、70年代，钢笔是一种微妙的身份像征，正如现在的手机。
那时中国人普遍喜欢在胸前别着钢笔，马三立先生说了个关于钢笔的笑话：“如果别了一支钢笔，那他是小学生；如果别了两支钢笔，他就是中学生；如果别了三支钢笔，他一定是大学生那别了四支呢？嘛，他就是个修钢笔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院里那特有上进心的小伙儿每次搞对象前都要在上衣口袋郑重别上几支英雄牌钢笔，幸福得一蹋胡涂。
历史其实根本没有变，变的只是形式，中国人胸前永远会别着几支支撑门面的“钢笔”。
“如果还有人支持大连夺冠，他一定是大连人”，我知道，这个论断几乎可以导致到今年年底为止我不能去这个海滨城市，我怕冷，又不会游泳，冒犯一座城市的名声是相当危险的。
但我相信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虽然整个大连城都在谈论勇夺第七个甲A冠军，都在憧憬胸前挂上第七枚冠军金牌的壮观景象，但我觉得那样子很傻，傻得就像一个人在上衣口袋上别了七支钢笔以示“知识分子”——累不累啊。当年乔丹在NBA拿冠军戒指如家常便饭，十根手指状如中国北方大娘纳鞋底的顶针，有人便从生理常识发出疑问：“要是乔丹再拿一次冠军戒指，是不是要脱下鞋来领奖？”
用脚趾来领奖的乔丹和佩戴七支钢笔的大连队都是不妥的，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情景对于一个美女来说就是一种审美疲劳，对于一个英雄呢？你可以说他们是金枪不倒，也可以说他们是苟延残喘。
总该给生活中找点新鲜感，大连再夺甲A冠军是对新鲜感的破坏，北京国安、深圳平安无论谁最终称王称霸，至少都可以让2002甲A在这个俗得掉渣的连续剧剧情上有所发展。 很多年前，辽宁队十连冠对中国足球绝对是一种伤害，因为那是在低级别竞争中的冠军，很多年后，如果大连队继续上演着它那一骑绝尘式的俗套，对刚刚在世界杯上惨遭蹂躏的中国足球更是一种伤害，中国第一，世界第屁，中国足球应该结束这种自蔚式的冠军纪录了。
我认为，生活的幸福感来源于世界的变幻多端，某一天这个变幻不存在了，幸福也就到头了。萧伯纳写过一本小说叫《英国人和那片岛屿》，那个人每天都面对着同样一片岛屿，面对岛屿上养的那群猪，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最后他就成了那片土地，就成了那群猪。我们都不想成为一群猪，所以盼望下一次不再是乔丹、不再是大连就是有道理的。
事实上我最希望深圳得冠军，倒不是为了帮朱广沪求证“土教练VS洋教练”的结果，也不是为了发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造反精神。我只是觉得这个结果一是最出人意料，最符合人们要求“新鲜”的趣向，二是这座“移民城市”在过去20年间制造出了很多“第一”，但在体育范畴还很荒漠，“深圳会议”取消了升降级，在取消了升降级的联赛里拿一回冠军，算是对深圳廉价的回报。
人过30总觉得生活开始平淡，面对中国足球面对中国联赛已有种精神上的“不应期”，那情形很像早上起来发现身边躺着个满脸褶子的黄脸婆，或者看一出根本就知道结局的侦探片，而大连队干的事情就是：从第一轮开始便举着刀子告诉你，我就是那个凶手我就是那个凶手。
当然，这样的观点会让一个叫“李承鹏”的家伙很危险，大连人民是如此的珍惜自己的面子，现在整座城市都在营造关于“七连冠”的英雄气氛，甚至有报纸声情并茂地做好了大标题：“大连——七星连珠”，对于这座城市而言，他们愿意生生世世无穷无尽揽走中国足球所有冠军，对于敢于冒犯尊严者一定毫不留情，而并不去管他们的郝董在世界杯上居然“270分钟不射”，几乎成为伟哥代言人。
我只想说一句：能不能给我们制造一点新鲜的东西，不过就是一中国甲A冠军吗，不过就是在胸前多别一支钢笔吗，七支——不成修钢笔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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痒痒病和“蚤药”
痒痒不是病，痒起来真要命。
马三立老先生还说过一个段子：某人奇痒难忍，吃不好睡不着，打针吃药没用，后踏破铁鞋找着一位高人，磕头作揖求得秘方，高人交给一白纸包，说“路上不许看，晚上睡觉前才能打开”，大喜过望，屁颠颠儿赶回家等到天黑上床。打开白纸包一看，里边是一黄纸包，打开黄纸包一看，是个绿纸包，再打开是个红纸包，再打开一看是个锡纸包……某人暗想，“高人就是高人，秘方就是秘方”，再打开一看——咦，里边是一张小纸条，上书两个蝇头小字：
——“挠挠”
痒痒不是病，痒起来真要命，里三层外三层的白纸包红纸包锡纸包后，答案就这么幽默的两个字。在我所经历过的中国足球大小事件中，属中国足协“选帅记”最为离奇，它会使我条件反射地联想起马三立先生的这个段子。我曾经说过，中国足协最大的能耐就是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把有趣的事情搞无趣。选帅很简单，不就是要找一个米卢的继任者吗？不就是要找一欧洲高手帮咱横扫中国队世界杯连吞九蛋的尴尬吗？为嘛弄得白纸包红纸包锡纸包的，凭中国足球这德性，再高的高手来也只是“挠挠”，米卢帮我们挠了挠“出线”的痒病，换个人不过再“挠”一把而已。治不了根本，有嘛神秘的。
朱和元同志是天津人，想必一定听过马三立“挠挠”的故事，所以我对他说：中国足协的问题不是秘密太少而是秘密太多，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单位秘密太多，越是捂着盖着，证明越是没底。朱同志大义凛然地驳斥：“要不是你们媒体天天大炒特炒，我们和候选人谈判也没这么被动”，朱同志以及他的领导确实很被动，所以“选帅”现在已经4个月了还没了断，各种版本的挠痒秘方也流传坊间，比如说范亨根、比如说阿德里安塞、比如说米歇尔幸好沿路有法国《队报》、德国《图片报》、荷兰《大众日报》一干仁兄仁弟的大力相助，我们才知道了一个叫“阿里汉”的名字，电影里说过——“不是我们愚蠢，而是八路太狡猾”，多么富有游击战争经验的足协同志啊。
阿里汉也就是一“挠挠”，我们最早知道他的名字是在遥远的1974年，那是一个古老得像骨灰一样的年代，但一个好的球员不见得就是一个好的教练，我的一个简单理论是——当一个教练曾九次被老板炒过鱿鱼，他一定有第十次。不过这样也挺好玩，中国足球之所以有这么多群众拥护，是因为它不像足球而更像娱乐。
比如那天在阿姆斯特丹的“海城”中餐馆，我们巧遇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们甩掉的中国足协选帅组，然后我搞了一个没多少恶意的恶作剧，在离朱和元同志相隔20米的地方给他拨了一个手机，他之所以接听手机是因为“国际漫游”无法显示来电，之所以大呼“我听不见，信号不好！”是因为听到记者的声音后怕泄密。然后我们看到他向另一官员指着手机做得意状，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后边几乎可以看清他们点的“麻婆豆腐”上面飘浮的花椒。
挠挠就挠挠吧，中国足协这次之所以这么神秘，是因为他们根本知道中国足球的药方只是“挠挠”，难言之隐，一挠了之，绝无真正的脱胎换骨希望，所谓选帅，不过是为了给上面的领导下面的群众一个交待，套用周星星的一句话：“我只是一个演员，配合一下而已”。
说起痒病，又想起一段河南段子：村里闹跳蚤闹得寝食难安，正逢大饥荒，人本来就面黄肌瘦，还得每日分血给跳蚤们食之，一日来一高人出售“蚤药”，村长拿出仅有的救济款买下所有的“蚤药”，以为天下从此太平，等高人走后才猛然想起，率众追到河边向已渡船而去的高人大声求救：“大哥，这‘蚤药’咋使哩？”高人朗声答曰：“你赶紧发动全村人抓跳蚤，抓住以后就掰开它的嘴，公跳蚤喂两粒，母跳蚤喂一粒，白天喂一次，夜里喂两次，一个疗程3个月……就好了”
真担心：阿里汉来到咱村就是喂跳蚤的干活，公跳蚤喂两粒；母跳蚤喂一粒；早一次晚两次。
谁拿走了我的盲肠
有一天早上起来，你突然发现自己的盲肠不见了。
这个事件的严重性不在于少了一件器官，而在于这件器官是在你这完全不知情完全不可防范的情况下消失的，你既然可以不知不觉少一条盲肠，就可以不知不觉中少一条眉毛，甚至少一个胃，一个肝。总之，盲肠的消失是如此的不合法，也不合情理，虽然它们对人体作用不大。
导致我臆想出这样一个念头的原因在于：有一天早上起来，我们突然发现中国联赛没有升降级了。虽然水平低下的中国联赛对于中国人就像一段盲肠，但升降级的消失仍然很恐怖。今后除了看欧陆联赛，我们有完全充分的理由去斗地主、砸金花，或者参加“夕阳红骑乘”俱乐部。
没有升降级的中国联赛其实就是业余联赛，阎世铎像当年桃花大仙一样心念一动、掐指一变，便让它们从我们体内消失了，写进章程的具有一定合法性的联赛升降级被如此不合法、不合情理地拿掉了。一切是为了豪赌，为了让中国人能够举全国之力赌博一次世界杯出线，那根盲肠就成为阎世铎手中的一粒骰子。
中国足球是全中国最没有法律保障性的一个东西。在我们接受的教育中，我知道凡是没有法律保障的东西一定不会好玩，一时好玩也不会长久。舒桂林说过去一年的足球生涯就是“一地鸡毛”，他说得对，但我想讨论的是谁把鸡的毛拔光了，弄得一地鸡毛。为了一次豪赌，我们用了两个赛季去分期付款，好昂贵的按揭啊。
最最严重的不是明年将没有升降级，而是既然阎世铎能够大早上心血来潮就取消明年的升降级，就可以动不动就取消后年、再后年的升降级，包括那个被描绘成天堂一样的“中超”，未来的中国足球是这样一种情况——没有任何竞技水平的突破，没有任何精神上的提升，没有任何可以炫耀的荣雀，而且它甚至没有悬念，这是阎世铎走向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