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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会自动还原它的真相”,历史就是各种势力误打误撞的结果,它与善恶无关,与正邪无关,现在的历史就鬼使神差地冲入一条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的轨道中来——60万!贿赂裁判!抓住尾巴!
好妖冶的一条大尾巴,而且是从前董事长杨塞新和前主教练迟尚斌嘴里指证出来的,在“2比0”的预言已被周挺风花雪月的一脚弄得五迷六道时,60万真的就像一根定海神针指引着斗争方向——迟尚斌说“我敢对我的话负责”,迟尚斌还说“我不仅敢负责,还敢负全责!”注意,大迟说话的对象不是某深圳球迷或某大连记者,而是新任中国足协首脑人物谢亚龙,以及党委书记、分管联赛的铁腕人物南勇,真想握住大迟和杨塞新的手说声“谢谢啊”,但你们要负责,你们要负全责!要拿出证据来,千万别像当年贾秀全一样勇敢地喊了声“3号隋波”,然后就神龙见首不见尾,别说拿出证据,最后连一丝屁臭都没有了。
历史不能永远卑贱地轮回,别让尾巴缩回去,就像《狼图腾》中描述的残忍斗争——死命抓住尾巴,用烟薰、用火燎、用瓦斯甚至把炮仗绑在它的尾巴上让它蹿入深不见底的老巢里,炸响,炸出整整一窝鼠兄鼠弟鼠爸鼠妈来!
“你要负责,你要负全责”——请别书写催人泪下的“万言书”了,要写就写残忍如铁的“黑材料”,隔空互吐口水没有意义,要玩就玩真家伙,千万别给事情以退路!要是又像“渝沈”“隋波”“龚建平”一样,又像聊斋鬼故事中那条尾巴一样,攸而来攸而去——那才是给中国足球又安上一尾邪恶的尾巴。
第一个下课主教练或第一个下课董事长揭发黑幕,很有点打出敌营的意思,但鉴于多少虎头狗尾的先例我并不敢相信那么正义那么雄浑的迟尚斌杨塞新会真正不顾切身利益,所以我要先行堵住退路——历史的扳机正被“60万贿赂”紧扣,嘿嘿,看你怎生把尾巴缩回去?!
需要胜利,不需要是非
我不知道一场胜利能冲淡多少深圳“大佬”身上背负的滚滚恶名。
我不知道一场胜利能缓解多少两派势力剑拔弩张的冰火关系。
我不知道一场胜利是否真的能成为“正义VS邪恶”激战的道德分水岭。
我甚至不知道这样一场纠缠于是非的胜利是否能够一举打破中国足球“恐韩症”……
我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了!因为——我们需要的是胜利,而不是江湖是非,在胜利面前,一切都会显得渺小,包括那新造生动词汇“球霸”,包括那“60万贿赂裁判”的传闻,包括杨塞新那句猥琐背叛自己的“李玮锋让我很感动”,对于这座城市、对于这支球队、对于这场几近道德运动的风波,胜利是最好,也是最后的解药。
前夜,李玮峰的眼神在深圳的夜幕中透出某种残忍决绝的光芒——“我没有别的,我就是命硬”,在一场足球的胜利面前,我们必须从足球的意义来理解这句话,李玮峰命硬,命硬李玮峰!出身于长春某穷人家庭的李玮峰在27岁生涯中经历了无数关隘,经历了无数胜利——但这一夜的关隘,这一夜的胜利,是无论如何必须去拿下的——为救赎自己身上的骂名,也为救赎这座城市纠缠不清的事非。
否则,一切将难以修补,一切将覆水难收,一切将继续高举着高尚的标杆无耻地奔跑。
所以,当左中卫的李玮峰居然长途跋涉跑到右路去突破,所以,当右腿肌肉撕裂的李玮峰居然用这条惹出事端的伤腿传中助攻,所以当“球霸”李玮峰却被热涌上来的球迷从地狱抛上天空,你只能在3个月的龌龊是非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足球场上,只有足球的胜利才具备唯一的主流话语权,否则,一切为什么就这样电光火石间改变?
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必要去回避中国球员身上的痼疾,我们更没有必要因为这场胜利就由“保迟”而卑劣地去“倒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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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胜利不可能改变一切,但一场胜利却可以让历史翻页,在杨塞新面谒南勇力诉衷肠并悔过自新后,在杨猛大叫一声“赢球才是硬道理”后,在这座城市的球场里又聚集了数万人并热泪满面后,你会知道,总有一种东西才能让人们感觉到幸福——那就是足球在胜利,而不是足球在攻讦、在仇杀、在一地鸡毛、在是是非非中走向死亡,我的朋友刘建宏现场解说时说了一句很牛逼的话,“中国足球需要胜利,不需要是非”,我认为,这是对这场比赛最到位的球评。
在胜利面前,一切都很渺小——最渺小的是人,当所谓“60万贿赂”铁证还在杨塞新怀里体温尚热,当揭黑英雄的音容笑貌还在国家通讯社文稿上历历在目,当我还企图用那篇《别让尾巴缩回去》成为声援正义,杨塞新却放弃了自己的灵魂,他很蒲志高式的说:“李玮锋让我很感动”,却把那些所谓铁证当成手纸扔在胜利之夜的夜风中,任迟尚斌、任媒体、任球迷在道德与世故中错谔,所谓正义与邪恶的标准,在那条传闻的尾巴灵光一闪中彻底坍塌,中国足球最接近揭开盖子的一次举证,就这样阳痿了。
宿命地认为,这支屡传祸端疲态尽露的球队居然能战胜水原三星是冥冥“天意”,天意必须要让这座城市在是夜突然从海上袭来的一股凉风中结束祸乱,让人民得到幸福! !
在此,请允许我启用一句绝无任何恶意的话献给这座胜利后的城市,“天亮了!”——唯有胜利,才能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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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朝圣结束 娱乐开始(1)
李承鹏
我永远记得2003年7月26日那个万人空巷的上午,一个姓上官的卖冰棍儿的老太太在人潮中挥舞着冰棍欢迎皇马的到来,冰棍在昆明清朗而热烈的空气中渐次融化。而老太太转过头来问:“到底是皇马级别大,还是红塔级别大?”
我还记得一周之后北京饭店盛大繁奢的“皇马拍卖会”,贝克汉姆用过的一套酒店睡衣卖了16000人民币,那套一次性牙刷也被一个小女孩的父亲豪迈地花1500元买走。女孩走时,脸如夏花。
我甚至记得,号称“龙之队”的中国队员们在那场进球表演后蜂拥而上围追皇马巨星合影,杨晨好不容易挤了上去,然后谦卑地笑着把手搭在前排不知是罗纳尔多还是齐达内的某一只衣角上,并急促向摄影记者喊:“记得把照片给我”。
那一刻无论对于杨晨还是中国球迷都弥足珍贵,那是一个朝圣的季节!非典之后,感官压抑的中国人民突然遭遇来自银河的巨星们,必然顶礼膜拜,必然报复性消费,这是人类或者娱乐消费群体的当然身心反应。
然而,一个朝圣时代结束了,一个娱乐的时代却开始了!当西甲四大皆空的皇家马德里三年内二度来华时,它已不再作为一个神,或者一个星际传说,它只是“银河舰队”行将解体时利用余光在远东的一次商业远足,是对“此地人傻、钱多、速来”流言的身体配合。这三年,中国球迷见得太多,消费得太多,所以“银河游戏”2005版与2003版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曾被宏大叙诗般讴歌的“远东计划”必然堕落成“抢钱计划”。
前两年有部网络小说叫《一夜情不够,多夜情好吗》,如果说第一次的皇马之行是中国人民遭遇的“一夜情”,那么历炼风尘的我们已经激|情不再,当一夜情变成多夜情,当“皇马中国行”变成“皇马二度中国行”,有的只是惯性,只是娱乐场的迎来送往。
皇马来了,皇马又来了!为什么我们要说“又”呢?我们的一个编辑曾调皮地把标题做成“蝗蚂来了”,这在编辑部内部有过不大不小的一场争论,我坚信这样的争论也会在街市的每个角落时时发生,而最后我们达成的一致是:我们相信皇马是一支星光夺目的球队,但它的到来与中国足球没有太多逻辑关系,它只是一个娱乐时代的必然产物,只是对中超麻木不仁的视觉拯救,也是对佩雷斯日渐空荡腰包的拯救。
从个人角度而言,我不完全同意维拉潘说的“这是对亚洲足球的掠夺式开发”,因为这太道德化。无论如何,它比大连实德VS四川冠城这种被人为意志决定好的比赛更地道,更有观赏性,更对得起我们的腰包。当皇马VS国安,没有朝圣意义也有足球意义,没有足球意义也有娱乐意义,没有娱乐意义也有商业意义,它至少可以聊慰我们被中超强Jian得一塌糊涂的眼膜
从个人角度而言,我又反对皇马二度中国行,反对我们有些号称率先“国际化”了的同行膝盖发软像在迎接一次福祗。因为这真他妈是把肉麻当有趣,皇马二度来华商业活动种种的荒诞行径,北京市民反应的清冷漠然,街头广告的稀少以及媒体报道的理性已证明——没有人再把皇马当成基度世界传说中的“圣杯”来供奉,它只是一次自然的娱乐和六年商业合同的履约而已。
二千多万人民币!二千多万可以养活一支辽宁队一个赛季的基本开销,这得让赵本山再卖多少副拐,或者得让范伟多少次被拐卖啊,这是一次成功的炒作还是一次炫耀性消费?它对中国足球究竟有多少帮助?最后只能用数据和时间来说话,一如2003年铄古震今的皇马中国行没有拯救中国足球,中国足球反而在次年就遭遇了臭名昭著的弱智之死,一如历史上我们曾经历过的战桑普多利亚大捷一样,然后中国足球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了。
好在我们这个时代还可以有娱乐,还可以收看超级女生八进六或用皇马、曼联这样的大腕对中超进行情感摆脱——快来看神仙哪!我的意思是,我们完全可以在这几天欢快得像一群快乐的青蛙,但不要以为经这样一群神仙抚摸头顶就会沾上某丝仙气,然后顺着这股仙气爬上天堂。皇马是皇马,中国足球是中国足球。当皇马回家,然后我们就只能打开“电梯”,在主持人絮絮叨叨的声音中看鸡零狗碎的中超联赛。
一个朝圣的时代结束了,一个娱乐的时代开始了。如果“皇马+国安”的合作以及“北京皇马国安俱乐部”的名称是这次行程的终极,我只能说:中国足球更需要的是存活而不是意义。不是用一支中超球队整年的口粮请来一支“旅游团”或找个阔佬干爹取个炫耀|乳名,而是引进真正国际化的管理模式和理念。
但一切尚未揭开谜底,在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随皇马莅临北京与北京市续签二十年“友好城市”时,我们才从圣人的仙气中俯首沉思,“中国足球究竟要什么?”
评论:朝圣结束 娱乐开始(2)
一个朝圣时代的结束,一个娱乐时代的开始。理想,当然不是两年前昆明那个卖冰棍的老太太手中渐融渐化的冰棍,或者,花1500买了把贝克汉姆用过的一次性牙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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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跳,是因为我们说对了
我被封杀了!准确地说是我们被封杀了!
那时我正站在一个漂亮的西班牙式阳台上,心旷神怡地享受全欧著名的加纳利群岛人间仙境以及天体浴场的丰|乳肥臂,而徐杰抱着他的手机就像抱着一个黑匣子一样对我说:“刚接到短信,足球报被封杀了”。那一刻,我就觉得自己像被突然钉在木板式的某只蚊子,惨不堪睹。
中国足球永远会不合时宜地给你荒谬感,即使逃到北纬28度、西经15度的大西洋深处也追杀不休。这使你不得不深刻佩服这么腐臭这么乱七八糟的中国足球其实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随后更为详细的情况源源不断地从后方传来:由于足球报刺痛了中国足协的三叉神经,居然哪壶不开提哪壶刊登了所谓“国资委禁止国企经营足球俱乐部”一文,致使阎掌门龙颜大怒下令封杀足球报。其具体杀法就是不准采访,无论足协下属的人或比赛,我转身对徐杰小弟说:“兄弟,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你那枚长焦镜头只能做烧火棍了,并请出门戴头盔”,徐小弟几乎泪雨婆娑。
“封杀”是一个生造出来的词,但它能表现出来的意境无穷无尽,是江湖门派之间的一场悍斗,是一个寡头对行业叛逆的扼制,是优雅的“铁丝网内”对无助的“铁丝网外”行使的一种特权。
在我的文字记忆中,“封杀”这个谓语前面缀上的主语以“中国足协”最多,宾语又以各等新闻媒体最多,从CCTV到《无锡日报》,从资深大牌到后辈新进,无不控制在这个和足球本身无关但很政治化、很江湖化的犀利动作中。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中国足协”这个正局级单位在某种状态下就像一座森严的“白虎堂”,谁敢带刀进去,绝对会脸上刺青发配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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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谢奕说:林冲多惨呀,老婆被污房子被占人权被剥——有些机密是碰不得的。
但“不良资产”是机密吗?如果你一定要说它是机密,它就是披在皇帝身上那件新装,是阿Q头上那记癞疤,路人皆知,惟司马昭不知,不仅“癞”说不得,推而广之“光”、“亮”等都说不得。
否则,便“封”而“杀”之,历史的真实面目被做成一罐陈年老酱菜,只能由我、刘晓新、姬宇阳之流躲闪于非典之际写成“××十年记”一类的东西。
由于工作关系我能够掌握的大量一手资料,现特此揭发:中国足球确实属于“不良资产”,印度尼西亚富豪林绍良先生与上海中远合作浦东开发,第一次看中远账本就惊呼:“那个俱乐部只赔不赚,是严重的不良资产”,红塔退出是因为企业主、副业要剥离,但足球俱乐部在剥离过程中被新任老板视为最不合理的子公司;还有全兴、还有颐中甚至还有早前的万达……
“不良”就不良,不良也没什么见不得人,就像张斌所说:“只要你能从江湖找到自己需要的利益,就玩下去”,但我不同意你非把“不良”掩饰得很“良”,北京有个著名的“良子洗脚”连锁店,口号是“良家妇女以优良的手艺挣良心钱”,所以它很“良”,但我不知道中国足球更具体说是中国足协到底“良”在何处,如果你非逼我们一齐喊“良”,倒像是一场逼娼为良的恶行,你丫累不累啊。
一个人有太多的秘密意味着变态,一个机构有太多的神密意味着腐败,不过是管理足球的一个正局级单位(占中国一万三千分之一)而已,哪有那么多“说不得”、“捅不破”的贞洁薄膜?不良就是不良,要是“良”了,为什么会心急火燎地搞出一个泡沫“中超”;要是“良”了,为什么寥寥数百字就逼得你狼奔豕突地喊“封”喊“杀”?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遭受封杀,注定也不是最后一次,中国足协通过它对周遭世界的封杀来弥补脆弱,骄傲的是,在我们无数次的被“封杀”中,写出质量、数量都了不起的评论和新闻,悲哀的是,在无数次无效的“封杀”中,中国足协仍旧高举刀子——至少一半以上时间处于封杀状态的我只能说,没有你的那张所谓采访卡,我一样能写出让你们难受的真相和一流的评论。
面对这样一个“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对手,为了生存我们有时也做出妥协,但这样一次“封”且“杀”之的恐怖行为下,我不得不从遥远的加纳利给报社打去电话,“宁玉碎,不瓦全”——我想起黄集伟先生曾对当权者的断喝:你可以命令我们每天目送你去嫖娼,你也可以命令我们每天对着你高唱《满江红》,但你不能命令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