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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中阳很不放心地望着郑天良，然后说：“叶书记那里只有靠你去说情了，我是不敢为腐败说情的，老田自己不注意，咎由自取，谁也救不了他。”
郑天良说：“当然了，求情是不能放在桌面上说的，我们这是私下里说说，传出去是很不好的。但是，我很为难，因为我跟老田调换了分工，人家以为是我在搞老田，其实这件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据说是杨功成在审计调查的时候供出了老田，县纪委立即就通报市纪委，我找了市纪委的同志，但市纪委的人凶得狠，一个小科长都敢对我指手划脚的，根本不让我插手。我的意思是，明天我们俩去市里，你不好讲，我来讲，当面向正亭书记和黄市长求情，只要我们尽到努力了，我们也就对得起老田了，这种做法虽然不符合组织纪律，但说老实话，我们现在抓工作应该要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起来，毛主席就曾表扬过邓小平是‘这个同志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话又说回来了，与那些几百万几千万的大贪官比起来，老田的这三万多块钱根本不算什么。”
宣中阳见郑天良说得很诚恳就勉强答应跟郑天良去市里一趟，郑天良说以向书记市长汇报清产核资和审计结论的名义，顺便引到田来有的问题上去，这样过渡就比较自然了。
第二天，宣中阳到市委向叶正亭和黄以恒汇报合安县工业区的情况，郑天良发现黄以恒跟叶正亭很亲密，叶正亭在听汇报的过程中给茶杯里加水时，主动先给黄以恒的杯子加满，黄以恒说：“还是我自己来吧！”，叶正亭说：“不要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了，总有一天我们退下来都成了老百姓，你不还是我的老兄。等级制度让我们在倒茶问题上都深受其害。”黄以恒和宣中阳郑天良都不同程度地笑了起来。
因为宣中阳和郑天良主要是为田来有求情来的，再加上黄以恒在场，合安工业区问题无疑是相当敏感的，所以郑天良汇报工业区清产核资和审计情况的时候非常原则而抽象，只是说已经提前完成了这项工作，但只字不提实际资产情况和审计中存在的问题，不拿出具体数字来。而七绕八绕后，却绕到了田来有的问题上，郑天良说：“田来有同志为工业区建设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工作一直是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的，所以拿了两三万广告回扣完全是一时糊涂，而且这与贪污受贿还是有些区别的，应该把它定性在经营活动中吃回扣这一层来考虑，田来有的问题是属于领导干部不恰当地参与了经营活动，而不是受贿。所以请叶书记、黄市长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从轻处理。”
黄以恒很详细地看着郑天良，像在研究一件出土文物一样地推敲着郑天良的表情，然后问了一句：“老郑，你是来汇报工作的，还是来为田来有求情的？”
宣中阳看了看郑天良，郑天良说：“汇报工作，也顺便说一说县里对田来有问题的基本态度，中阳同志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
宣中阳点了点头，表示肯定。黄以恒说：“我不知道你们合安县委的领导同志是如何理解以法治国的，法律是不是在合安已经成了一纸空文？感情能取代法律吗，市委市政府能以行政命令来废除国家的法律吗？我不会这样做，叶书记也不会这样做。田来有的蜕化变质和腐败堕落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不代表合安县整个班子的形象，不需要开脱什么，他的问题由纪委和检察院来定。”
郑天良觉得黄以恒的这番表白既可理解成他对部下的冷酷无情，也可以理解成他对叶正亭的试探，抢先表明正义后，他要看叶正亭对自己的部下究竟是什么态度，因为叶正亭知道田来有是黄以恒重用的人，现在已经被“双规”，下一步是不是要斩草除根赶尽杀绝。
叶正亭在黄以恒讲完后，劈头盖脸地将郑天良训了一通：“你今天根本不是来汇报工作的，而是来为田来有求情的，耍什么滑头？有你这么汇报的吗？没有具体数字，没有详细的情况分析，没有对形势的基本判断，没有对未来的整体思路，我不知道你郑天良这个全省最早的乡镇企业明星书记是真的，还是假冒的水货？如果下一次你还是这样来汇报工作的话，我就请你让贤，你这简直就是在浪费我和黄市长的时间。”
郑天良抹着鼻尖上的细汗，声音软弱地为自己辩护说：“叶书记黄市长，工业区清产核资和审计情况我们只是简要地汇报一下，具体情况我们还有一个详细的汇报材料，明天就报来。”
叶正亭严厉地说：“所以你们就打着汇报的幌子来为田来有说情，搞什么名堂！田来有不抓起来，你们合安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田来有前仆后继。搞经济建设，领导干部过不了金钱关，是绝对不能用的。之所以让你协助中阳同志抓经济工作，就是因为许多同志反映你的作风一贯是正派廉洁的，看来对你要重新认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我在河远一天，就不会让腐败分子安稳地过日子，谁也不行！”
郑天良和宣中阳等于走进了死胡同，他们非常失败地离开了市委办公大楼。黄以恒让二位中午留下来吃饭，宣中阳和郑天良都说要赶回去有事，就告辞了。走出了飘扬着旗子的大楼后，郑天良对宣中阳说：“知道市委市政府的态度也好，虽然碰了个鼻青脸肿，但我们对老田是仁至义尽了。”宣中阳没有搭腔，一脸的无奈。郑天良说他还要到经委去一下，宣中阳就先回去了。
郑天良住进地处偏僻的“鸿运宾馆”后，关上门，一个人坐在房间里从公文包里掏出十万块钱，他感到这包钱放在身边就像怀里揣了一颗劣质手榴弹，随时都要爆炸，他想把这颗手榴弹扔掉，扔到河远的银行里，这样安全一些。中午一个人在餐厅吃了饭后，趁着中午所有的人都下班回家吃饭的空档，郑天良戴上太阳镜悄悄下楼上了出租车，见四周没有一个熟人，他叫出租车开到市郊开发区的一个中行营业部，营业部里没有一个人，他匆忙地推门进去，将太阳镜压低在鼻梁上，憋着声音在柜台上用十万块钱换了一张存单，在填写存款人姓名时，郑天良写上了“周玉英”三个字，柜台里那位嘴上涂满了口红的女员工扬起又细又弯的眉毛问郑天良“你是周玉英？”郑天良心里一惊，然后又反戈一击道，“有什么不妥当吗？”女员工笑了起来，她说“没什么，因为我婆婆也叫周玉英，没想到你跟婆婆是一个名字”。郑天良稳定了一下墨镜，说，“看来我和你婆婆还有些缘分。”说着打了一个响指，做出一付玩世不恭的大款神情。
回到宾馆，他摘下墨镜，然后推开卫生间的门，卫生间里一无所有，只有抽水马桶放水的声音异常尖锐地经过他的耳膜，他怀疑是不是刚被人用过或有人来过？于是他很怀疑地盯着马桶，十五分钟过去了，马桶放水的声音一如既往。郑天良谨慎地走过去，掀开抽水马到成功桶盖，他发现原来是水箱漏水。其实他并不想上厕所，这种多此一举的动作从一开始就让他外强中干的表情四分五裂。此刻，他有些报复性地狠狠地关上了卫生间的门，然后又拉上了厚厚的窗帘，午后灿烂的阳光被关在了屋外。白天的灯光有些别扭，它给人一种做作和故弄玄虚的氛围，这使郑天良对这个空间产生了部分的抵触情绪。于是，他坐到房间的沙发上点燃了香烟，香烟在他的头顶上腾起柔软而安静的几缕青雾，惶惑的心溪水一样地逐渐平息下来。他从包里摸出了存单，他发现上面全是机械的图案和电脑打印的数字与符号，看不出一点人的痕迹来，存单其实就是一张纸，郑天良感到这张纸对他不构成威胁，心里就越来越踏实。抽完了烟，郑天良站起身倒在床上，他最先听到的是自己呼吸的声音，这么年来，从来还没有感受到过自己的呼吸的声音，这声音粗糙却均匀，缓慢却流畅，如同一架用了许多年的风箱，自己的生命就在这风箱里进进出出几十年了。郑天良躺在松软的席梦思上浮想联翩，他觉得自己像一个特务，又像一个演员。特务和演员的主要行为就是表演，人活着也是表演，表演具有创造性，所以让人很振奋，很有成就感。如果说生活是一门艺术的话，生活的基本形式就应该是表演，表演才能产生出艺术。
就在郑天良想入非非的时候，手机响了，郑天良一惊，像听到警笛一样有短暂的紧张，但在确认了是手机铃声后，他镇定地打开电话，是叶正亭打来的。叶正亭问：“你回到合安了吗？”郑天良说是的。
郑天良说：“你赶紧准备好工业区各企业的对外招商引资的具体材料，尤其是对投资环境和投资优惠政策要介绍清楚，要突出工业区的规模效益，用铜板纸彩印工业区宣传画，下个月河远市要在深圳举行招商引资洽谈会，我们已经在深圳广州和香港及东南亚的一些媒体上刊登了宣传广告，而且在全球重要的网站都发布了信息。你们工业区是重点，不对外融资，只能是死路一条。”
郑天良听了后非常振奋，他知道啤酒厂是想保也保不住了，工业区和啤酒厂就像一道简单的数学题1＋1＝2 一样，转让股权和拍卖是唯一出路。当然即使再简单，他还是要将公式演绎一遍的，所以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在电话里对叶正亭说：“叶书记，这太好了，我们合安的广大干部群众早就在等待着这一天了，但市里一直没有明确的措施，再加上我们改革思路长期处于含糊状态，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真是无所适从。还有一点，我向叶书记要汇报一下，今天上午为田来有说情的事，你应该能看出来，我是被宣中阳拉来的。县官不如现管，你又要我平时多尊重宣中阳，所以我不得不来，这是团结的需要，也是无奈的选择，所以请叶书记能够谅解。”
叶正亭说：“我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真是你郑天良来说情，我会立即就将你撤了。好在以恒同志与我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不是捞钱一方。”
郑天良在电话里连连称是，他说：“叶书记，我这个人就是想干点事，对钱实在没多少兴趣，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放在身上还是个累赘。”
叶正亭说：“你不要再进行廉政表白了，赶紧把招商引资的宣传材料落实好。”
郑天良关上电话往松软的席梦思床上一倒，将十万元存单拿在手里，存单上生硬的数字和规范工整的图案像手铐脚镣一样地呈现在他的瞳孔里，他听到了手铐脚镣丁丁当当的声音，于是他匆忙地拿起电话拨响了赵全福的手机，他要让赵全福将这十万块钱拿回去，赵全福接通电话的时候，郑天良突然发现了存单上是周玉英的名字，于是他对赵全福说的第一句话是：“没什么事，我是想问问合和这些年你总共赚了多少钱？”赵全福说：“我也不知道赚了多少钱，不过赚钱也都是少不了朋友们帮忙的，除了你郑老板我没给过你一分钱好处，其他朋友们的茶水费不付一些是说不过去的。你要是有什么困难，跟我说一声就行了。”郑天良说：“没什么，我是随便问问。”郑天良合上电话又躺到了床上，这时，他发现屋顶上有一个暗褐色的斑点，他在猜测这个斑点究竟是蚊子还是苍蝇临死前留下的痕迹，也许是一个误入歧途的蛾子遭遇了最后一击留下的。他爬起来打开窗帘，然后坐在沙发上观察着斑点，屋外的阳光漏进来，斜射到屋顶上，斑点的颜色就渐渐地淡了起来，后来就在郑天良的视线里一片虚无了。
郑天良准备洗个澡后退房，然后立即回合安。
郑天良洗好澡后，他在卫生间的镜子里看着自己的裸体，这个已经日趋肥胖的裸体已经不属于周玉英一个女人了，它不是周玉英的专利，所以它已经占领过另外两个女人，这种裸体走私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罪恶感，也没有背负多少道德上的压力，他觉得男人的裸体本来就是为女人准备的，女人是一个抽象的集合概念，从纯粹的性的意义上理解，占领一个女人和占领一万个女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如果不是道德或纪律或金钱的约束，任何男人都是愿意占领更多女人的，克林顿也不例外。大多数人都这样想，但大多数人都不这样讲。这也应验了，嘴上讲的行动中不干，行动中干的嘴上不讲，这不是人的虚伪，而是人生存表演的一种基本素质。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是戴着面具跳舞的，但所有的人都在文明的面纱下将自己打扮得无比纯洁，克林顿要不是那个莱温斯基的朋友为钱所诱惑而出卖了克林顿，克林顿就是纯洁的，他的西装领带上看不出丝毫淫荡的迹象，还有王宝森、陈希同这些比他官大得多的老党员老首长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郑天良跟这些同志比，简直就是一个害虐疾的小蚂蚁，这样一想，他看到自己在镜子里的裸体一贫如洗，裤裆里的器官无比自卑。
他裸体走出卫生间踩在松软的地毯上，踩地毯的感觉很像接受异性按摩。正准备穿衣服，电话又响了，是沈汇丽打来的，沈汇丽问：“老板，你怎么跑到河远去了，我到合安你就到河远，我回河远，你又到了合安。难道我们真的这么没缘份？”
郑天良一听是沈汇丽的声音，他的身体开始发热，在这个远离家乡远离熟悉目光的宾馆里，他的身体情不自禁地坚硬起来。他发觉自从调整分工后快一个多月了，他有意无意地回避着沈汇丽，颇有一种小人得志的自负，然而他并没有得志，更何况政治前途与拥有情人之间本来就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他杞人忧天的表演实际上是对自己的残忍和对沈汇丽的不尊重，于是，他对着电话说：“有没有缘份不在于你我是不是在一起，而是在一起的时候能不能你死我活。”
这句带有挑逗性的暗示使沈汇丽在电话里很纯洁地生气了：“老板，你说话怎么这样不正经，你在房间等我，我现在就赶回去找你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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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穿好衣服准备等沈汇丽跟他在床上算账，他一遍遍地回忆着红磨坊里的地毯以及地毯上的汗水，那些清晰的细节就像黄｜色录像一样在这个黄昏的空间里呈现在他的眼前，他发觉男人在回忆自己的艳遇的时候记忆力最好。
一个半小时后，宾馆房间的门轻轻地敲响了，郑天良毫无必要地整理了一下自己已经很流畅的头发，他在想是不是一见面就跟沈汇丽紧紧拥抱，省略纷繁复杂的前提直奔主题，还是循序渐进地层层深入。他感到这段日子很累，周玉英松弛的身体让他已经没有了激｜情，他跟周玉英那种例行公事的夫妻生活，简直就像一个管理很差的单位应付上级检查一样。此刻，他想起沈汇丽风情万种的肉体，决定一进门就单刀直入。
门开了，郑天良正准备张开双臂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