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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英问：“这烟是谁给的？”
郑天良说：“赵全福非要送给我，我真拿他没办法。”
周玉英说：“现在上面要求领导干部管好自己的家属，争做贤内助。看来要我这个家属管一管你这个领导干部了。”
郑天良说：“我会注意的，别人的烟我肯定是不会要的，赵全福是我的老部下，关系不一样。”
周玉英说：“你别忘了，赵全福是在你手里被撤职的，你要防着他一手。”
郑天良说：“我不撤他的职，他能有今天？没有我的合和品牌，他能发得了财？这一点赵全福比谁都清楚。”
周玉英睡觉前对郑天良说：“今天建群来了，他给你带了两条玉溪烟，还给我带了两盒‘太太口服液’。”
郑天良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让我回来？”
周玉英说：“建群说你工作忙，就不打扰你了，这孩子很懂规矩。”
郑天良问：“清扬对建群什么态度呀？”
周玉英说：“清扬跟他打了一个招呼，就说晚上要去自来水厂加班，这孩子好像对建群没什么意思。”
郑天良说：“既然钱萍和你都有结儿女亲家的意思，两个孩子又是青梅竹马，你就要多做一些工作，总不能让我这个当爸爸的跟女儿谈这种事吧。”
周玉英叹口气说：“建群三天两头从市里打电话来找清扬，可清扬这丫头总是很冷淡，有一句没一句地敷衍着，最近他跟吴成业家儿子吴颢打得火热得很，吴颢在电子原件厂倒闭后下岗了，清扬就迷他。要是实在不行，就算了，儿大不由娘了。”
郑天良很生气地说了一句：“女大要由娘。”
黄以恒的儿子黄建群没考上大学，花钱上了个市电大，算是有了大专文凭，毕业后分到了市工商银行，二十三岁就已经当上了信贷部主任，权力很大；郑天良的女儿郑清扬考上了市轻工学校，毕业后回到合安县，进自来水厂当技术员；吴成业儿子考上了省机电学院本科，毕业后分回合安县电子原件厂当工程师，可电子原件厂已经几乎倒闭，所以也就下岗了，据说他正准备到南方去找工作。郑清扬长得像郑天良，个子高挑，身材苗条，有男孩的自信却又不乏女孩的温柔，她和黄建群、吴颢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学，关系也很近，而同住一个院子的郑清扬跟黄建群从小玩得很要好，到市里上中专后，每到星期天，黄以恒爱人钱萍都要接郑清扬到家里加餐，所以清扬跟市电大读书的建群来往就多，建群对长得青春靓丽的清扬情有独钟，可清扬长大后却对建群没了感觉，急得钱萍经常跟周玉英通电话，她在电话里总是说清扬贤慧懂事，我家建群要是能高攀上真是前世修的福份。女人们在电话里总是唠叨不休，可孩子们已经长大了，黄以恒郑天良根本不管孩子和女人们的事，他们都在干公家的大事，当然顾不了自己家的小事。不过，最近半年，郑天良开始重视起两家结儿女亲家的事，他想找机会跟郑清扬谈谈这件事，当然最好能由周玉英做通工作。可女儿郑清扬现在居然跟吴成业的儿子吴颢打得火热，吴颢虽说是本科毕业，可人已经下岗，吴成业这几年更是越混越差，脾气怪，人缘又不好，几年前被调到了县纪委当上了副科级督察员，不仅没提拨，还从一个实职变成了一个虚职，是“三梯队”干部培养中的一个败笔，吴成业在政治上基本上已经彻底没戏了，他就像一棵风化的枯树，慢慢地在变成一块化石。这些年，郑天良跟吴成业也没有了什么来往，因为郑天良已经不习惯再听吴成业那些怪话。
这一段日子，郑天良很想找一个机会去老家看看，也想拨一些钱将玄慧寺修一修，乡亲们意见太大了，如果可能的话，他想拜会一下悟能法师。
合安县工业区在夏天的阳光下依然呈现出气势磅礴和恢弘夺目的轮廓，连绵成片的厂房和旗杆一样笔直高大的烟囱错落有致地书写着合安县经济建设的历史，只是工业区的厂房里再也听不到机器轰鸣的声音，烟囱里也不再冒出工业的灰烟，偶尔有一两辆汽车在厂区里经过，每个人都闻到了久违了的汽油的味道，许多企业的金字招牌已经生锈，门前几面颜色暗淡的旗子已经放弃了对艳丽色彩的记忆，它们在残酷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低下了脸面。电子原件厂、缫丝厂、轻工机械厂、水泵厂早已停机，除非有来料加工，厂房的机器才偶尔启动，机器开动的一刹那，车间里的麻雀们惊恐万状，像弹片一样在屋顶上乱飞，因为麻雀将自己占领车间合法化了，开动机器反而侵犯了它们安居乐业的生活。工人们都放假回家了，他们在县城摆地摊、卖小吃、卖淫，你要想整顿市容，没门，想收税，就掏下岗证，好像下岗了就是天王老子一样，该尽的义务不尽，该交的钱不交，冲击政府办公机关还不敢铐他们，所以一些领导干部讲我们现在讲人权有点过分了，美国的公民谁敢冲击政府。像吴颢这样的年轻人准备背井离乡到南方闯天下，而一些国营企业的老职工们就三天两头到县政府闹事，静坐示威，冲击县政府，甚至打出了这样的标语口号：“一生交给共产党，老来反而没人养，本来指望靠儿女，儿女如今全下岗。”县政府拆东墙补西墙，凑钱发每月128 块钱的下岗生活补助，由于当初建工业区招了三千多国营职工，这样每月发下岗最低生活保障金全县就要多支出近四百万。欠银行的四个多亿按县委赵根苗书记的话说就是：“要钱没有，要命全县有四十二万条。”银行说能不能先付一些利息，赵书记说我要是能付得起利息就能还得起钱。至于建通往省市十八公里的农民新村贷的款，农民有钱也不愿还，说这是政府让他们建的，现在房子结构又旧，又不实用，甚至有人说要政府倒赔钱，气得赵根苗牙疼。
赵根苗书记说他自从来合安当县长起就没过过好日子，还有两年就要退了，所以他自从宣中阳来任县长后，就经常生病，经常往市里跑，在医院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合安县也就靠宣中阳一个人撑着，宣中阳当然无话可说，他是黄以恒市长的秘书，他咬碎牙齿也得往肚里咽，不能往地上吐。
投资超过一个亿的啤酒厂，号称合安经济的“航空母舰”，虽说最高产量从没达到过五万吨，但还是有过年产三万八千吨记录的，九二年前后人们喝啤酒喝疯了，啤酒厂曾出现过连夜排队等着拉啤酒的车辆，曾有两年创造过近千万元利税的。但好景也只有两年，最近这几年，由于外国啤酒渗透，以及合资啤酒企业的大面积扩张，加上消费者口味越来越挑剔，合安啤酒厂的“碧源”牌啤酒再也喝不出德国口味了，德国设备却不产德国口味的啤酒，许多人很是想不通，后来知道了要想有德国口味，得有德国技术，而德国技术要钱去买，当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的时候，交通不便的合安想合资也没门。这世道变化太快。
合安的工业区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根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扭亏解困的战略目标，合安工业区势必也要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在抓大放小的前提下，理顺产权关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然而，股份制改造在政府的拉郎配下，出现了许多乱点鸳鸯谱的尴尬，国企股东之间权力之争利益之争昼夜不息，各股东心怀鬼胎相互拆台，结果许多好企业被坏企业拖垮了，导致下水救人的人也被水淹死了。因此政府提出了加大改革力度，资产重组多元化，股份制公司除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外完全可以私人资本和外来资本控股，要盘活资产，而不要盘死。这前后许多种药方对合安都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合安这地方偏安一隅，许多政策还没来得及掌握，又有新政策出台了，所以他们只是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然而到一九九八年的时候，形势越来越严峻，县里挺不住了，县乡财政已经陷于崩溃，拖欠工资报不了医药费的老干部们毫不客气地冲进县长书记办公室要他们下台，甚至骂出了“滚蛋”这样的字眼。
于是，黄以恒市长来到了合安县进行国企改革调研。
黄以恒带着秘书和市政府秘书长市经委主任等一行在合安调研了两天，市县电视台的记者们准确无误地将黄市长调研的细节记录在镜头上，其中还看望了部分特困职工家庭，黄以恒将两百元红纸包着的慰问金一一送到特困职工的手上，每户还有一桶色拉油和两袋面粉，这些特困职工是精心挑选过的，所以他们在电视上都被感动得流下了泪水，并纷纷对着电视镜头表态说：“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我们一定要振作精神，自谋出路，为党分忧，与政府共渡难关。”
可电视新闻播出后，第二天就有两三百人到县政府静坐示威，他们打出了标语：“给我们油和面粉，还有红纸包慰问金，我们愿意为党分忧”。宣中阳急得找财政局江局长：“你赶紧想办法给他们补齐这两个月的下岗生活费，黄市长在这里调研，这么多人闹事，像话吗？”江局长说：“县直的工资都发不下去，我到哪儿弄钱去？”宣中阳说：“我不管你到哪儿弄钱去，中午黄市长从乡下回县城前你发不出钱，我就撤了你！”江局长说：“除非动用上半年的准备报销的老干部医药费。”宣中阳说：“你看着办吧。”说完扭头就走。
郑天良当然没有陪同黄以恒调研，但他作为常委参加了合安经济形势分析会，五大班子全体成员都参加了。郑天良这个常委按说应该是常务副县长，可他却管民政局、地震局、老干部局这些部门，角色既别扭又有些不伦不类，乔岸答应过适当机会调整分工，可直到乔岸退到县人大当了主任、田来有将工业区分管得快要全军覆没了，也没有调整他的工作，郑天良觉得王桥集实验区客观上已经成为他失败的永久性标记，就像刻在脸上的“刺青”一样无法抹去。
下午，静坐示威的下岗工人们离开了县政府大院，他们领钱去了。黄以恒并不知道上午发生的这一幕。
县政府会议室里气氛凝重，空调里吹出的冷风让所有的人都不再出汗，但他们都听到了冷气进入毛孔时丝丝入扣的声音，黄以恒看到所有的人都打开了笔记本，又看到了一张张绷紧了的脸，他很轻松地开始调研分析，这种举重若轻的大将风度令郑天良钦佩不已。
黄以恒说：“这次来合安，既是调研，也是来看望以前的老同事、老领导、老朋友，看到同志们精神饱满、工作兢兢业业、思路清清楚楚，我感到高兴，也深受鼓舞。通过两天的调研，我有这样几点感受，一是合安的班子是团结的战斗的富于开拓精神的班子，是有凝聚力的班子，县委县政府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二是合安在工业企业深化改革、农业产业化调整的经济发展战略中，思路明确、措施有力、行动迅速、成绩显著；三是合安的人民群众思想解放、观念超前、顾全大局、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所有这一切，都是合安县县委县政府总揽全局、勇于开拓、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的结果。
合安的商业发展在全市仍然处于领头羊的位置，五条商贸大道形成了以百货、五金、建材、农产品、医药五大类的规模经营，这在全市乃至全省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工商税上交地税这一块占全县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六，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了个体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以马坝乡传统蔬菜种植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酱菜加工厂达六十多家，其中合和酱菜已成为华东地区的知名品牌，仅合和一家每年就向县财政贡献三百多万。这个功劳应该要记在郑县长的头上，因为马坝乡的蔬菜种植和酱菜加工业是从郑县长手里发展起来的。还有东店的水产养殖业、王桥集的优质水稻种植业都已形成了规模，农民的收入成倍地增加，我看了一些农民新建的别墅，电话、彩电、冰箱、摩托车，还有不少农民买了汽车，人均住房达到四十多平方，比我们当县长当市长的还要阔绰。这就是成绩，这就是变化。
所以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目光要从困难中看到前景，要从成绩中找出差距，偏执一点，都会使我们盲目悲观或得意忘形。一定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来看待我们工作中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所以合安的主流是好的，但也有问题，主要是国企改革这一块。合安国企的问题不是孤立的，它既是合安的，也是全市的和全国性的，目前国企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所以我们今天要单独提出来进行分析，我的意思是今天下午这个会要开成找问题的会、分析问题的会、解决问题的会，我不定调子，主要听大家发言，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尖锐的问题都要摆出来，不要回避。说实话，讲真话，实事求是。“
县委赵根苗书记干了六七年，毫无提拨的迹象，有人说他姑父原来是省人大副主任，所以就从市里下派到合安任职，本想过渡一下有所作为，但其姑父因为经济问题提前被革职，再加上这几年合安县经济始终没有质的飞跃，所以提副厅级就变得非常缈茫起来了。这些传说是真是假很难说，因为现在一些小道消息水份太大，有点像瞎子算命一样，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赵根苗是从市医院赶回来陪同黄以恒调研的，据说他的胆囊的确有问题，所以他在发言时就说：“我虽然胆出了问题，但我的心还没坏掉，脑子也还能正常运转。黄市长给了我们很多鼓励，使我深受感动，因为黄市长知道我们在县里工作的难处和艰辛，这种安慰对我们在焦头烂额的困境中来说无疑是打了一支强心针。正因为黄市长能够理解我们，所以我就把合安的问题作一个真实而严峻的汇报。我们的财政收入是一点二亿，而可用财力只有八千万，行政事业人员及离退休人员工资、下岗工人生活保障金就需要九千多万，工资缺口一千多万，办公经费无处支出，市政建设分文没有，吃饭财政是保证不了的。吃饭保证不了，导致了公安乱罚款、乡镇乱摊派、教育乱收费，人民群众意见很大，县里也没办法。百分之七十的乡镇发不出工资，县直工资拖两三个月纯属正常，上面只是下文件涨工资，可我们没钱发，这种调资等于是上面请客，下面买单，可我们哪有钱买单？这两次调资全县都没兑现，老干部们只知道叫我们下台，谁又知道我们的压力有多大。黄市长只调研了几个好的乡镇，而大多数乡镇过的是朝不保夕的日子。说句难听话，现在有些乡镇就是靠乱收费活着的，一旦费改税了，乡镇一级财政就彻底崩溃了。你现在要处分乡镇长，他们诉起苦来能流泪。县城国有企业这一块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们也想进行股份制改造，可你想卖都卖不掉，本县的资金不愿投进来，外面的资金不敢投进来。我们愿意拿出最优惠的政策，三年减免税收都行，但就是拉不来资金。工业区的企业只有缫丝厂目前江苏一家企业有意向进行投资，但他们要控股，一控股，我们就没有主动权了。其他企业一点合资参股意向都没有。工业区只有碧源啤酒厂一家还在生产，但生产一天就亏损一万二千多块，不生产不亏损，我的意见是能不能先停下来，等找到合作伙伴了再说，我们实在耗不起了。”
如果说黄以恒的话还有点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的话，赵根苗的话则根本没有辩证法的意思，而且几乎是毫不含蓄地要求将黄以恒重点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