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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六一大早，郑天良就让沈一飞开着县委的一辆旧的桑塔纳送他到了王桥集乡，路况太差，沙石路坑坑洼洼，车子开到半路坏了，郑天良下车后，看光秃秃的土地在阳光下就像被撕碎的枯黄的古书铺在冬天的风中，郑天良站在风中抽了一支烟，又撒了一泡尿，上车后，他感到有些冷。沈一飞捣鼓了好半天才将车子弄响，破旧的车子与破烂的道路相互折磨，车轮下面发出古怪的声音，像一个残废的老人发出的哮喘声。
沈一飞现在的态度很好，他上下车前都主动为郑天良开车门，郑天良就不客气地对他说：“像你这样把注意力放到开车门上的司机，我对你能否把好方向盘很不放心。”沈一飞态度谦恭地说：“黄书记叫我一定要将郑县长服务好，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郑县长多多批评。”
郑天良问：“黄书记叫你给我开车门了？”
沈一飞不支声。郑天良并没有考虑如何让黄以恒兑现配一辆新桑塔纳的事，他在想如何让第一期五百万资金尽快到位，通往县城的这条路简单地维修一下就要花四五十万，而实验区的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占地一万二千平方米，即使建简单的铺面，加上道路水电改造，至少要六百万，五百万根本不够，还有王桥集位于合安县的“西伯利亚”，要想让外省的商户们都来交易，首先是王桥集联结外省边界的三条公路四十七公里按初等级标准修建，至少也要三百多万，还有二期的小商品批发交易市场的资金两千万能不能保证得了，县里的“五八十”工程资金缺口大概还有一个亿左右，这种矛盾怎么解决。好在合安县现在是全省经济改革的试点县，有省市领导的支持，银行里有的是钱，银行里的钱是国家的，国家当然不会在乎合安县两三个亿资金的。社会主义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拿国家的钱办小家的事，花国家的钱比花老子的钱还轻松，有时儿子不还老子的钱，老子跟儿子动手打架，但花国家的钱没人来跟你打架，钱不是银行私人的，你花的钱都用在了建设上，又没贪污，怕什么呢？因此官员们最担心的不是欠债，而是借不到债，一些地方官员的政绩就是靠从银行搞来多少钱而评定的，不搞白不搞，为了借债搞一点不正之风就像儿子借老子钱的时候给老子送一包点心一样文明礼貌。郑天良没本事搞钱。
郑天良是在酒桌上找到王桥集乡党委书记陈凤山的。
虽然年初六正式上班，从上到下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工作要做，县里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叫“初六上班点个卯，十五小酒没喝好，二十上班手不熟，三十才算节过了”。王桥集乡政府院子里空空荡荡，办公室除了一个值班的办事员外，还有几只麻雀在屋檐下叽叽喳喳地叫着，它们似乎缺少过年应有的食物，声音有些烦燥。郑天良问陈凤山在哪里，值班的说在郭乡长家里喝酒。
郑天良找到陈凤山时，他们在郭乡长家已经将八瓶白酒掀了个底朝天，酒肉的气息四处蔓延，一个个喝得红光满面，郑天良要是平时，可能就要发火了，但今天是过年第一次见面，而且在行政关系没理顺前算是站在别人的地盘上，他就忍住了。他进去后只说了一句：“各位诸侯新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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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凤山歪歪斜斜地站起来紧紧握住郑天良的手说：“郑主任，你也不先打个电话来，来来来，先喝两杯！”其他乡干部依次站起来跟郑天良握手，他们的手上沾满了酒和油汤。
沈一飞说郑县长已经在乡政府食堂吃过饭了。陈凤山就说那就晚上到他家接着喝。这时已是下午三点半了，郑天良说：“老陈，我们还是先把合署办公后的工作议一议吧。”郑天良用了一种商量的口气。
陈凤山一听说工作，马上就借着酒性发作了：“他黄以恒搞什么名堂，实验区连个招呼都不打立即上马，一味地命令我们先配合，可王桥集乡干部们怎么安排，他就像对待没娘老子的孤儿一样不管不问了，连个交待都没有，你叫我们怎么工作？”
郑天良解释说：“县委还没来得及做过细的分工安排，但你们都是实验区筹委会的成员，王桥集乡改为综合实验区后，我们现在要立即着手平整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的土地，先让机器开进去，尽快拿出工程设计方案和建设招标的条件。这些前期规划工作必须在正月十五前要完成，不然就不可能在年底跟县城工业区同时举行落成典礼。”
陈凤山将一杯白酒一口喝下去，声音吵哑地说：“郑主任，钱呢？五百万到位多少了？我听说才划过来二十万开办费，工程一上马，花钱如流水，现在搞工程的，可不都是优秀共产党员，‘不见票子不拉弦’。我说这话绝没有对你郑主任的不敬，我是对黄以恒没有信心，更何况你本来就是被黄以恒排挤出来的。”
郑天良沉不住气了：“你老陈怎么能这样说话，建实验区是市委的决定，我也是市委任命的，而不是黄以恒任命的，怎么能说出排挤这种没有原则的话呢？没钱由我来找县里和市里，但你们作为实验区筹委会成员，下午，不，马上跟我一起回乡政府开会！上班时间还在喝酒，成何体统！”
郑天良一扳起脸发火，所有乡干部们的酒全醒了，他们抹着脸上的虚汗，纷纷离开一桌子残羹剩汤，他们从鸡鸭鱼的残骸中站起来，像一群喝醉酒的俘虏被郑天良押进了乡政府会议室。他们知道郑天良的脾气。
13
陈凤山原来跟黄以恒在县政府办是同事，省农校毕业的，不知什么原因，提为副科级秘书后就被下派到了合安县的“西伯利亚”王桥集乡，他对黄以恒很不满，郑天良的理解是可能是因为两人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而且自认为能力不弱，而一个上去了，一个却下来了，心中难免有些怨言，而郑天良在这种时候，却必须要从大局出发，维护黄以恒的威信，春节过后，他更加明确了这一原则。
陈凤山对郑天良说：“郑主任，我比你更了解黄以恒。”郑天良对陈凤山说：“我不希望你再说一些人际关系上的事，我们要多谋事，少谋人。”陈凤山说：“你不谋人，人要谋你。郑主任，你要不是有省委魏廷旺副书记给你谋一下人的话，你还不是在东店乡跟我一样喝得醉熏熏的。”郑天良说：“我即使在东店乡也不会像你这样不思进取，自甘沉沦。”陈凤山苦笑了笑：“郑主任，我肯定会支持你的，但我支持你就把实验区办起来了？”郑天良说：“我只要你支持就够了。”
郑天良知道陈凤山心里憋着一肚子窝囊，这个自命不凡的人当然不敢跟他摆老资格，他在朝阳公社当书记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普通的办事员，但陈凤山心里不服黄以恒是能看得出来的，而现在的黄以恒根本不需要陈凤山这类角色来评定功过是非，他是市里省里树的典型，连郑天良现在都不得不让他三分。陈凤山并不一定反对建实验区，他真正反对的是没有让他主政实验区，副县级职位是他们这些乡长书记们一生而为之奋斗的最高理想，可这个理想却偏偏在机会来的时候又失去了，他对黄以恒过激的评价就在所难免了。
从年初六开始，郑天良就将乡政府的大小官吏们全都作为人质绑架在乡政府的会议室里，家在这里的回家吃饭，家不在这里的一律吃食堂，谁都不许喝酒，包括陈凤山在内，还没人敢反抗郑天良，郑天良觉得在乡镇这一级他总是能那么一呼百应如行云流水，这也许真应验了老反革命吴成业的那句话：“你只适合在乡镇当一把手。”这话究竟是说他的能耐只能在乡镇当头呢，还是说县一级的衙门根本就容不下他这样的人呢？无论往哪一方面想，都不是好兆头。不过，在这关键时期，他不愿往深处想。
吴成业是年初七到王桥集的。吴成业最初在电话里答应了郑天良的请求，可沈一飞车子开回去接他的时候，他却不愿来，他说如果设计的交易市场被否定了还不如不来，郑天良在电话里骂他道：“你这个老反革命，怎么就喜欢跟革命唱对台戏呢。你要是不来，我明天早上就赶回去吃住在你家里，只到你答应为止。”吴成业在电话里说了一句：“好吧，我答应你，但一个无赖是干不成大事的。”郑天良说：“我从来没说让你来帮我干大事，不就设计一个交易市场吗，也就四五百万的盘子。”
到正月十五晚上九点多钟，前期规划已经完成，交易市场的图纸是吴成业设计，一个十字小街向四面幅射，两层青瓦白墙的带有徽派建筑特点的铺面古色古香错落有致，郑天良说：“你可千万要为我省钱哟！”话说得小心翼翼不敢得罪。吴成业说：“每个铺面除了马头墙要多花三四百块砖头外，造价比农民家建房子都要省百分之二十的钱，比黄以恒找人设计的通往省市的那条窗口道路上的农民新村造价每幢要省百分之三十五的钱。你看能给我多少奖励吧？”郑天良说晚上我奖励你吃红烧猪蹄，吴成业对陈凤山说我的智慧就值三个红烧猪蹄，陈凤山笑着不答腔，郑天良说：“不，你最少也得值四个猪蹄。”设计方案一致叫好，而平整土地的工作在初八就开始了，陈凤山动用乡农机站的推土机，又招了两百多民工，昼夜不停地奋战在工地上，因为是在乡政府边上的农田里建市场，所以也不存在拆迁的事，农户们在献出土地后，每户只要花八千块钱，就可以得到一个铺面，而每个铺面的造价是一万四千多块钱，其余都由政府贴了。工程建设分工已经明确，水、电、路、工程招标、质量监督、招商入住、包括建澡堂、办学校、邮局、厕所等等都已经落实到人了，郑天良总负责，主要是筹划资金到位，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按计划年底举行落成典礼已不成问题。所有的人眼睛都熬红了，他们有人胆大妄为地跟郑天良开玩笑说：“郑主任，你的政绩主要是靠绑架人质实现的。”郑天良并不生气，他说：“反正喝酒喝不出政绩来，小平访问日本的记录片里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日本人靠玩命干出了奇迹，即使像吴成业这样的科技分子，他不玩命，就不会设计出大家都满意的图纸，也不会让他的科技知识变成生产力。”郑天良说完这句话，走到窗前听远处工地上的推土机还在轰鸣着，他对一屋子乡干部们说：“走，到食堂去，我请你们喝酒。”
夜幕下的王桥集，正在酝酿着郑天良压抑了好几年的欲望和梦想。
吴成业在离开王桥集前一天晚上跟郑天良进行了一次长谈，吴成业从来不把郑天良和黄以恒当成领导，他把他们当成是同学，从关系上说他跟郑天良更近一些，所以平时来往也多一些，但吴成业跟郑天良就没说过什么好听的话，今天也不例外，他坐在郑天良的单人宿舍里，手里捧着一把自带的紫砂茶壶，说：“老郑呀，你要是想干事呢，就在下面干；你要是想当官呢，就在上面干。”
郑天良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好像在上面干的人就不是干事的，当官跟干事在你这里就是对立的，岂有此理。”
吴成业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水，嘴角上还挂着漏出来的一滴：“当官和干事在你身上就是对立的。在上面干，既要会当官也要会干事，或者说既要会干事更要会当官，你是属于那种会干事不会当官的人，当官对你来说不仅干不成事，而且还会当不成官，失败是注定的。”
郑天良将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恼火地说：“难道我现在不是既在当官又在干事吗？”
吴成业说：“假如我说你现在既不是在当官，又不是在干事呢？”
郑天良真火了：“我不听你胡说八道了，你这样的老反革命除了牢骚之外，就不能说一点好听的话，说一点安定团结的话，唯恐天下不乱。”
吴成业摆摆手：“不说了，不说了，我们下几盘象棋吧！”
郑天良跟吴成业摆上棋盘，一直杀到夜里两点半，总比分是八比七，郑天良赢了，吴成业说：“在实验区这个地方，我必须让你赢。”
郑天良说：“好像你让我赢的一样，我这是凭实力赢来的，不服，再来一盘。”
这时，沈一飞喊两位吃夜宵，食堂做了两碗骨头汤泡锅巴，郑天良吃完后还问这是谁安排的，沈一飞说黄书记要我做好服务工作，是我让食堂做的。看着眼皮发涩的沈一飞，郑天良并没说反感的话，只是说：“你赶快去睡觉吧，明天还要送吴局长回去。”沈一飞走了，郑天良望着他孤独而凄凉的背影，心里有了一丝怜悯。
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的资金只到位三百万，这比黄以恒答应的去年年底全部到位不仅晚了两个月，而且还有两百万没到齐。郑天良给黄以恒打电话要求在五百万之外再追加一百万建设投资，因为当务之急是要修好王桥集到县城的三十五公里公路，还有通往外省交界的三条四十七公里道路，单这一项工程就需要一百多万，如果路修不好，市场建起来也没人来经营，另外还要在三省边界的县市要提前做宣传、打广告，这也需要一大笔资金，如果资金紧张的话，郑天良建议小商品批发商城缓建，用这笔资金来完善道路交通、电网改造和自来水工程，小镇上至今还没有自来水。郑天良说起来没完没了，他在向黄以恒求援，黄以恒在电话里说：“你说的意见很好，我完全同意，现在你是实验区的一把手，要放手把工作抓起来，有些事你可以不向我汇报，我完全信任你。资金的事我再来协调，争取尽快到位。”
郑天良放下电话的时候，想了一会儿有些惘然了，一期投入本来说好了是要提前到位的，现在还要协调，“尽快到位”还要“争取”，他想问哪一天到位，但他似乎要是这样问，就是对黄以恒的不信任，此时，他突然感到自己在这个边远的“西伯利亚”离开黄以恒还真是无法干下去，在县里的时候怎么一点这种感觉都没有呢。有一个民间传说中说，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小妾，总认为自己很漂亮，给一个有钱而没有牙齿的老爷做偏房很冤枉，同床异梦，后来有一天老爷对小妾说“你到扬州看一看琼花吧”，于是就给她带足了盘缠上路了，到了烟花三月的扬州的时候，小妾发现钱没有了，她原以为自己很漂亮，肯定人家会争着给她吃的穿的，可没人给她免费的午餐，除了进窑子当妓女，无路可走，于是小妾开始怀念那个没有牙齿的老爷来，她一身褴褛蓬头垢面地回到了老爷的怀抱，哭着说：“我再也不离开老爷了”，老爷抚摸着小妾的头说：“我没有牙齿有钱，你有漂亮的脸蛋没有钱，你做偏房一点都不亏，谁也没欺负谁，我们之间很公平。”郑天良小时候听这个传说时没任何感觉，他今天回忆起这个传说的时候有了一些感觉，但究竟是什么感觉，还是想不透彻。郑天良想问题就像他下棋一样，只能看到下一步，而一个优秀的棋手，下棋看五步。这是吴成业说的。
郑天良将到位的三百万挤出二十万来修连接县城的三十五公里路，本来要四十万，现在沿途有四个乡镇愿意动用农用拖拉机无偿运送沙石、民工无偿上路在狗啃过一样的路基上铺沙石，这样就省下了二十万。他们热烈欢呼县里拿钱修路，乡镇长们也都说还是郑县长体恤民情，可谁也不知道这是实验区的钱，县里的钱都用在五条商贸大道和工业区工程上了，全县除了连接省市的那条道路铺了柏油，其余都是伤痕累累，像被鞭子抽烂了脊背。郑天良还拿出了五十万先将连接外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