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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这两个组也就形成了蒋介石的侍从室的核心。
在后来1946年，侍从人员先后由重庆所谓还都南京，这时的侍从室所属单位已改为参军处；文官处，参军长商震；文官长吴昆昌，设在长江路。
侍卫长室也改为警卫室，主任是黄埔军校二期生黎铁汉，随蒋的官邸，设在紫金山麓的香林寺。
蒋介石有时到官邸各办公室巡视。
1946年的一天，蒋在侍卫官护卫下，走进香林寺附近的国防部电台，他看到发报机上有灰尘，就责问电台台长几天擦一次，台长回答，每天小擦，一星期大擦洗，蒋介石拖着台长的右食指在发报机上划，满指是灰尘，便怒目责怪他不诚实，马上下令把少将台长禁闭起来。
南京气候干燥多灰尘，在场的人都知道台长说的是实话，但谁也不敢代其解说。
二．
侍六组的业务是直接秉承蒋的意旨处理的。
除了侍一，侍二两处主任可能知道有关的一部分情况以外，其业务对侍从室内部也是严密封锁的。
至于侍一处和侍二处的工作，则由两处“主任”直接对蒋负责。
抗战时期，蒋介石以战时体制为借口，不断打破行使政治权力的常规程序，使得侍从室这个政治怪胎的权力极度膨胀。
这一时期，侍从室在组织架构上，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变化。
特别成立了以军统大特务唐纵为组长的侍六组后，他们对中，军统情报进行综合，分析，
整理，运用。
这两大变化把侍从室真正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集权机构，也把侍二处进一步变成了这个集权机构的核心。
从此，陈布雷通过侍六组这一个特务统治的中心环节，进一步介入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核心秘密，其地位之特殊，身份之神秘，威权之集中，侍二处确实成为国民党权力机器中最有效率的办事机构。
陈颖弘，蔡映雪，赵欣茹，孙美萍，朱凤春，潘淑琴，柴倩如，田秋芬受在南京授降仪式结束后，由于她们出色的表现被安排到了侍二处的侍六组。
这也是有人梦想把别动队从她们手中夺走，是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
陈颖弘出乎意料地说服了唐纵，终于保住了大部分别动队员，并改变了番号，成了侍二处的秘密直属特别部队。
事情交给其他部门处理，往往是“娘希匹”，只有开场，没有终场，只有交给侍二处办理事情，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
于是，凡是有重大事项，蒋大都只肯交给侍二处办理。
追根溯源，侍二处的办事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侍六组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在侍六组，亦即侍从室情报组成立前，蒋介石掌握军统，中统情报的传递渠道分别是侍二组与侍四组。
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侍二组与侍四组对军统，中统情报大都是照收照转，原汁原味地往蒋介石手上一送，便算了事，不存在综合，分析等去粗取精的问题。
而且，真正重要的情报大都由特务头子戴笠或徐恩曾谒蒋面报或直接封送蒋的案头。
这时候，侍从室往往也就成了空心大萝卜。
第一二二章。 放言极谏讲真话
一。
侍从室虽然只是一个幕僚机构，所谓位不算高，权亦不算大。
然而，由于他的服务对象是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万乘之君”，这样一个近水楼台的位置，无异于封建时代的宦官机构，其权力拓展的空间，可以说小到无孔不入，大到无边无际，其实际权力，绝不是任何一个浮在面上的中枢机构所能比拟的。
在蒋的眼里，权力重于生命，芝麻大的权，常常看得比磨盘还大。
侍二处的一班幕僚经办文牍时，无不多方揣摩蒋的心理，以窥其意图，把握办事的分寸和诀窍。
就以文件呈核来说；侍二处每日收到的建议书，报告书之类的文件，几乎是天天一大筐，无论蒋是怎样的三头六臂，毕竟他的一天，也只有24小时，所看公事，自然有限。
于是，蒋便来个规定：每天只准送呈10件。
超过这个数字，就要训斥：“为什么不按规定行事？
我又不是事务官，要你们干什么？”
话虽这样说，可是作为幕僚人员，就有些难办了。
一方面，下面送来的公事，自称样样都是军国大事。
以幕僚的眼光，哪里能件件弄得清爽：谁重要，谁不重要。
另一方面，蒋看公事，总是下面欲其多，而本人欲其少。
若是做幕僚的按一二三四，分出轻重缓急，权衡去办，往往因此而得罪那些权门，由此种下祸根。
侍从室要求严格，凡人侍从室的人，品行，仪表要端正，要具有军事学历和部队阅历。
具有高中文化程度者，需参加笔试；口试，并要求有一定来历。
初进人员要先在第二处上校秘书沈昌焕处领取《曾文正公家 书》全集及《圣经》，平时要熟读。
因蒋介石欣赏曾国藩教子；持家；忠孝仁爱的儒家思想，所以要求侍从人员必读。
每逢星期天有基督教的牧师来讲《圣经》，必须去听讲和祈祷。
充当蒋的近侍之臣，最大的优势，既不是她的善于“宣达领袖意旨”，也不是他的肯为主上“分忧分劳”，而是她的放言极谏，敢讲真话。
这是陈颖弘的一贯特色，也是陈布雷等官邸派近侍之臣所不敢做或者根本做不到的。
大体说来，一般臣下要在蒋面前进言，是很不容易的。
在蒋那儿，不要说政见不同的人，往往要吃闭门羹。
就是蒋的亲信和心腹幕僚，真要是贡献了让蒋不高兴的宝贵意见，往往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所谓“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事情，并不少见。
以陈颖弘的地位来说，当然不能算是持有政见不同的人，但也不一定算得上是蒋的心腹。
像她这样不上不下，不亲不疏的身份，其实是很难在蒋面前畅所欲言的。
然而，陈的放言极谏的角色，年轻女人的魅力，却扮演得颇为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罕见的现象。
陈颖弘的进谏方式，既不是一味的阴柔，溜须悦容；也不是一味的高亢，大唱反调，更鲜有令蒋难堪的局面出现。而是知时务，审时度势，顺其自然。
什么场合能说，什么场合则不能说，能谏则谏，不能谏则止等等，都有精到的把握。
她在态度上则是落落大方，光明正大，有什么说什么，让蒋感到陈颖弘的这些意见，大都是出自真心诚意，出于爱护自己，不是在玩手段，也不是为了邀宠献媚。
如此，从蒋这一方面来说，对于来自陈颖弘的进谏，爱听不听，要睬不睬，都无所谓。
接受与否，接受多少，都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这也就使得蒋，陈之间的关系比较轻松自然，双方都不需要刻意适应对方，而增加额外的精神负担。
正是因为有种种轻松的氛围，陈的种种进言，蒋反而往往容易接受。
从这方面来说，陈颖弘称得上是位善于进谏的“情报专家”。
二．
每星期一为休假日。
轮到休息日，前一天下午3点离队，第三日上午10点前归队，不能误时。每日除三餐外，必须随叫随到。
在侍从室，要求虽然严格，但在各种生活待遇上，则较外单位为优，服装；鞋袜均由军需署供应。
月薪也较外单位优厚，例如一个中校军衔，月薪是17万法币，再外加三分之一，共23万元，以当时物价来讲，生活是优裕的。
休假日，去戏院；电影院等娱乐场所不必花钱，而且在座位上受到优待，乘公交汽车不用排队买票先上车。
侍从室官兵供给待遇，由侍一组按照原来的成规统一办理，是很特殊化的。
因为侍从室属于国民党军委会的组织系统，所以在这里的工作人员不论文职，军职，所有官兵基本上都是比照国民党政府规定的陆军宫佐和士兵工资待遇标准发给。
除按照军衔级别发给工资外，还另加发本人工资的2 / 3 ，作为津贴，并且宫兵一律由公家供给伙食，按照不同的伙食标准，分别就餐。
侍二，侍四两组的工作人员因为要经常在夜间办公，还为他们准备了夜点。
侍从室的工作人员平时一律著便服（中山装），大约每隔两年左右还发给每人呢料和哔叽 料的中山装各一套，以便在###或随蒋出发各地时着装用。
一切生活待遇比起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任何机关都是特别优厚的。
经常伴随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接触的各种各样人物及复杂多变的军政生活，斑驳迷离，所接触的人和事较广，有战役的实况，也有各方军政人物的活动。
蒋夫人也是蒋介石的外交助手。
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光芒四射，瑕瑜互见。
她有与生俱来的聪明，美丽与手腕，加上孔宋家族的强力支援与美国背景，使她在权力，财力与魅力的交织中，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议与影响的女人。
在陈颖弘眼中的蒋夫人是个善良的，非常会做协调工作的人，有时，脾气暴躁的蒋介石打了手下人，夫人就出来做抚慰工作。
经常是在侍卫挨打挨骂后，夫人就立刻出来送礼物，并说一些宽慰的话，让侍卫平息心头的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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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蒋夫人如发现有侍卫不开心，她会主动去问，去了解一些原因。
夫人在侍卫们的心中有着不小的份量。
陈颖弘是蒋夫人比较疼爱的侍卫室的人员之一，她是可以不用通报就直接进入夫人房间的少数的特殊人员。
这当然也和她负责情报分析有关，她游刃于蒋介石，蒋夫人和戴笠之间虽然非常艰险，但也得到不少的情报信息来源渠道。
宋美龄是一个十足的夜猫子，夜间生活可以说是她的生命精华。陈颖弘与宋美龄那段日子，有很多机会做晚班工作，和她经常夜间相处，她独特的生活习性，在她的脑海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就因为她的作息同一般人，是完全相反的，别人是一日之计始于晨，她则是一日之计始于夜，所以，要谈她，势必从夜晚的生活来谈，才会真正掌握宋美龄的神韵。
宋美龄比较欣赏外国片子，她看电影的时候全神贯注，但是，电影后来不加字幕，她的英文能力很强，根本不须翻译，就可以完全明了片中的情节和对话，所以她每每看得津津有味。
而蒋介石似乎对电影是持可有可无的态度，这和他看不懂洋片，不懂英文有关。
第一二三章。 笼罩着战争阴云
一。
抗日战争授降仪式后，国内时局的特点既存在着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严重危险和局部内战的既成事实，又存在着实现和平的迫切需要和可能。
当时的局势是十分复杂的。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当人们还都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时候，中国的上空却已经笼罩着一片阴云。
一直在保存实力；坐待胜利，准备内战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动手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把刀锋指向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在八月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商大计”。
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
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来达到两个目的：
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来，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
蒋介石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这样，他最后仍然可以轻松地消灭已变成赤手空拳的共产党。
还可以用谈判来取得准备全面内战，特别是调兵遣将所必需的时间。
李克农清楚，洞悉蒋介石的心态，弄清此时蒋介石在想什么，才能弄明白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谈判的真实原因，才能制定出克敌制胜的对策。
作为一名善于分析人们心理的情报专家，李克农在紧张地收集各种各样有关蒋介石的情报，认真地在分析，推敲，很快他便将注意力放在国民党军令部派驻延安的两个联络参谋孙继武；王伯伦身上。
根据长期对这两个联络参谋的监视和了解，李克农判断，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
渝谈判，一定会密令孙继武；王伯伦加紧活动，收集延安方面的情况，从他们的来
往密电中，可以真切地了解、洞悉蒋介石的心态。
他果断地命令：严密监视孙继武；王伯伦；侦破其电台的活动。
8月15日晚，李克农掌握的情报系统从重庆获悉：重庆各报已被告知，明天一早各报要全文公布蒋介石致毛泽东的“函电”。他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告知已获取了密电码，可以破译重庆与延安间国民党特务的电讯联络。毛泽东高兴地说：“蒋介石看我沉默，便展开了舆论攻势。
我起草电文回复蒋介石。”
电文很短，回避了毛泽东是否去重庆这一关键问题。
明眼人一看便知：毛泽东并未表示要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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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文发走后，毛泽东在枣园亲自接见了军令部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孙继武；王伯伦。
孙继武迫不及待地询问毛泽东对蒋介石“寒电”的反应。
毛泽东当面告诉他们先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的电报后，再作考虑。
得到毛泽东明确回答后，孙继武欣喜若狂，匆匆忙忙赶回自己的住所，打开电台，向重庆汇报了自己会见毛泽东的经过，明确指出：毛泽东决不会去重庆。
二．
特务头子康泽得到周励武的“第一手”确切情报，自以为得计，随即将这所谓 “第一手”情报送到蒋介石手中，并马上复电嘉奖孙继武，命他们随时注意毛泽东的动向。
收到毛泽东“铣电”后的蒋介石，正在踌躇满志。
当又接到康泽送来的孙继武的第一手情报时，乐得心花怒放，笑逐颜开。忍不住说道：“果然不出所料，毛泽东决不敢来重庆。”
李克农经过反复考虑断定：蒋介石是假戏真唱，心虚得很，他决不是希望毛泽东去重庆与他谈判，而是估计到毛泽东不敢去而故意逞强，他的真正心态是：既想把假戏当真戏唱，以此获得舆论上的优势，又害怕毛泽东真的到重庆与他谈判。
如果真去，则他那一套诬蔑共产党破坏和平，准备内战的鬼话会不攻自破，他的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会被撕去。
李克农暗自吃惊，蒋介石这一手也真够毒辣的！
他向毛泽东认真谈了自己的分析，报告了蒋介石的意图。
毛泽东决定再给蒋介石吃一颗定心丸，增加他的错误判断。
22日，他提笔给蒋介石回了第二封电报，这就是著名的养电，电文不长，全文如下：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
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
接着，依照李克农的安排，毛泽东再次接见国民党联络参谋孙继武；王伯伦。
一见面，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