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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一个人早已活过了他享有一定地位的时期，进入了一个他感到陌生的新世纪，这时候人们便会看到人间喜剧中一幅最奇特的景象。譬如说，今天还有谁想得到乔治·克莱布①呢？在他生活的那一时代，他是享有盛名的，当时所有的人一致承认他是个伟大的天才，这在今天更趋复杂的现代生活中是很罕见的事了。他写诗的技巧是从亚历山大·蒲柏②派那里学习来的，他用押韵的对句写了很多说教的故事。后来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诗人们唱起新的诗歌来。克莱布先生继续写他的押韵对句的道德诗，我想他一定读过那些年轻人写的风靡一时的新诗，而且我还想象他一定认为这些诗不堪卒读。当然，大多数新诗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象济慈同华兹华斯写的颂歌，柯勒律治的一两首诗，雪莱的更多的几首，确实发现了前人未曾探索过的广阔精神领域。克莱布先生已经陈腐过时了，但是克莱布先生还是孜孜不倦地继续写他的押韵对句诗。我也断断续续读了一些我们这一时代的年轻人的诗作，他们当中可能有一位更炽情的济慈或者更一尘不染的雪莱，而且已经发表了世界将长久记忆的诗章，这我说不定。我赞赏他们的优美词句——尽管他们还年轻，却已才华横溢，因此如果仅仅说他们很有希望，就显得荒唐可笑了——，我惊叹他们精巧的文体；但是虽然他们用词丰富（从他们的语汇看，倒仿佛这些人躺在摇篮里就已经翻读过罗杰特的《词汇宝库》了），却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新鲜东西。在我看来，他们知道的太多，感觉过于肤浅；对于他们拍我肩膀的那股亲热劲儿同闯进我怀抱时的那种感情，我实在受不了。我觉得他们的热情似乎没有血色，他们的梦想也有些平淡。我不喜欢他们。我已经是过时的老古董了。我仍然要写押韵对句的道德故事。但是如果我对自己写作除了自娱以外还抱有其它目的，我就是个双料的傻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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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乔治·克莱布（1754—1832），英国诗人。
②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诗人。
三
但是这一切都是题外之言。
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非常年轻，但由于偶然的因缘这本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少人想要同我结识。
我刚刚被引进伦敦文学界的时候，心情又是热切又是羞涩；现在回忆起当时的种种情况，不无凄凉之感。很久我没有到伦敦去了，如果现在出版的小说里面的描写是真，伦敦一定发生了很大变化了。文人聚会的地点已经改变了。柴尔西和布鲁姆斯伯里取代了汉普斯台德、诺廷山门、高街和肯星顿的地位。当时年纪不到四十岁就被看作了不起的人物，如今过了二十五岁就会让人觉得滑稽可笑了。我想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都羞于使自己的感情外露，因为怕人嘲笑，所以都约束着自己不给人以傲慢自大的印象。我并不认为当时风雅放浪的诗人作家执身如何端肃，但我却不记得那时候文艺界有今天这么多风流韵事。我们对自己的一些荒诞不经的行为遮上一层保持体面的缄默，并不认为这是虚伪。我们讲话讲究含蓄，并不总是口无遮拦，说什么都直言不讳。女性们那时也还没有完全取得绝对自主的地位。
我住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我还记得我到一些殷勤好客的文艺家庭中去作客总要乘车在市区兜很大的圈子，因为羞怯的心理作祟，我往往在街上来来回回走好几遍才鼓起勇气去按门铃。然后，我心里捏着一把汗，被让进一间高朋满座、闷得透不过气的屋子。我被介绍给这位名士、那位巨擘，这些人对我的著作所说的恭维话让我感到坐立不安。我知道他们都等着我说几句隽词妙语，可是直到茶会开完了，我仍然想不出什么有风趣的话来。为了遮盖自己窘态，我就张罗着给客人倒茶送水，把切得不成形的涂着黄油的面包递到人们手里。我希望的是谁都别注意我，让我心神宁静地观察一下这些知名人士，好好听一听他们妙趣横生的言语。
我记得我遇见不少身材壮硕、腰板挺得笔直的女人。这些女人生着大鼻头，目光炯炯，衣服穿在她们身上好象披着一挂甲胄；我也看到许多象小老鼠似的瘦小枯干的老Chu女，说话柔声细气，眼睛滴溜溜乱转。我对她们那种总是戴着手套吃黄油吐司的怪毛病常常感到十分好笑；她们认为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就偷偷在椅子上揩手指头，这让我看着也十分佩服。这对主人的家具肯定不是件好事，但是我想在轮到主人到这些人家里作客的时候，肯定也会在她朋友的家具上进行报复的。这些女人有的衣着入时，她们说她们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一个人为什么只因为写了一本小说就要穿得邋里邋遢。如果你的身段苗条为什么不能尽量把它显示出来呢？俊俏的小脚穿上时髦的鞋子绝不会妨碍编辑采用你的稿件。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样不够庄重，这些人穿的是艺术性的纺织品，戴着具有蛮荒色调的珠宝装饰。男士们的衣着一般却很少有怪里怪气的。他们尽量不让人看出自己是作家，总希望别人把他们当作是老于世故的人。不论到什么地方，人们都会以为他们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级办事员。这些人总显出有些劳累的样子。我过去同作家从来没有接触，我发现他们挺奇怪，但是我总觉得这些人不象真实的人物。
我还记得，我总觉得他们的谈话富于机智。他们中的一个同行刚一转身，他们就会把他批评得体无完肤；我总是惊讶不置地听着他们那辛辣刻毒的幽默话。艺术家较之其他行业的人有一个有利的地方，他们不仅可以讥笑朋友们的性格和仪表，而且可以嘲弄他们的著作。他们的评论恰到好处，话语滔滔不绝，我实在望尘莫及。在那个时代谈话仍然被看作是一种需要下功夫陶冶的艺术，一句巧妙的对答比锅子底下噼啪爆响的荆棘①更受人赏识，格言警句当时还不是痴笨的人利用来冒充聪敏的工具，风雅人物的闲谈中随便使用几句会使得谈话妙趣横生。遗憾的是，这些妙言隽语我现在都回忆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最舒适顺畅的谈话莫过于这些人谈论起他们从事的行业的另一方面——谈起进行交易的一些细节来。在我们品评完毕一本新书的优劣后，自然要猜测一下这本书销售掉多少本，作者得到多少预支稿费，他一共能得到多少钱。以后我们就要谈到这个、那个出版商，比较一下这个人的慷慨和那个人的吝啬。我们还要争辩一下是把槁件交给这一个稿酬优厚的人还是哪一个会做宣传、善于推销的人。有的出版商不善于作广告，有的在这方面非常内行。有些出版商古板，有些能够适应潮流。再以后我们还要谈论一些出版代理人和他们为我们作家搞到的门路。我们还要谈论编辑和他们欢迎哪类作品，一千字付多少稿费，是很快付清呢，还是拖泥带水。这些对我说来都非常富于浪漫气味。它给我一种身为这一神秘的兄弟会的成员的亲密感。
①见《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七章：“愚昧人的笑声，好象锅下烧荆棘的爆声。”
四
在那些日子里，再没有谁象柔斯·瓦特尔芙德那样关心照拂我了。她既有男性的才智又有女人的怪脾气。她写的小说很有特色，读起来叫你心绪不能平静。正是在她家里，有一天我见到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那一天瓦特尔芙德小姐举行了一次茶话会，在她的一间小屋子里，客人比往常来得还多。每个人好象都在和别人交谈，只有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感到很窘；既然客人们都在三三两两地谈他们自己的事，我就很不好意思挤进哪个人堆里去了。瓦特尔芙德小姐是个很体贴的女主人，她注意到我有些尴尬，便走到我身边来。
“我想让你去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谈一谈，”她说，“她对你的书崇拜得了不得。”
“她是干什么的？”我问。
我知道自己孤陋寡闻，如果思特里克兰德是一位名作家，我在同她谈话以前最好还是把情况弄清楚。
为了使自己的答话给我更深的印象，瓦特尔芙德故意把眼皮一低，做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
“她专门招待人吃午餐。你只要别那么腼腆，多吹嘘自己几句，她准会请你吃饭的。”
柔斯·瓦特尔芙德处世采取的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她把生活看作是给她写小说的一个机会，把世人当作她作品的素材。如果读者中有谁对她的才能非常赏识而且慷慨地宴请过她，她有时也会请他们到自己家招待一番。这些人对作家的崇拜热让她感到又好笑又鄙夷，但是她却同他们周旋应酬，十足表现出一个有名望的女文学家的风度。
我被带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面前，同她谈了十来分钟的话。除了她的声音很悦耳外，我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她在威斯敏斯特区有一套房子，正对着没有完工的大教堂。因为我也住在那一带，我们两人就觉得亲近了一层。对于所有那些住在泰晤士河同圣杰姆斯公园之间的人来说，陆海军商店好象是一个把他们联结起来的纽带。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要了我的住址，又过了几天我收到她一张请吃午饭的请柬。
我的约会并不多，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我到她家的时候稍微晚了一些，因为我害怕去得过早，围着大教堂先兜了三个圈子。进门以后我才发现客人都已经到齐了。瓦特尔芙德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杰伊太太、理查·特维宁和乔治·娄德。在座的人都是作家。这是早春的一天，天气很好，大家兴致都非常高。我们谈东谈西，什么都谈到了。瓦特尔芙德小姐拿不定主意，是照她更年轻时的淡雅装扮，身着灰绿，手拿一支水仙花去赴宴呢，还是表现出一点年事稍高时的丰姿；如果是后者，那就要穿上高跟鞋、披着巴黎式的上衣了。犹豫了半天，结果她只戴了一顶帽子。这顶帽子使她的情绪很高，我还从来没有听过她用这么刻薄的语言议论我们都熟识的朋友呢。杰伊太太知道得很清楚，逾越礼规的言词是机智的灵魂，因此时不时地用不高于耳语的音调说一些足能使雪白的台布泛上红晕的话语。理查·特维宁则滔滔不绝地发表荒唐离奇的谬论。乔治·娄德知道他的妙语惊人已经尽人皆知，用不着再施展才华，因此每次张口只不过是往嘴里添送菜肴。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说话不多，但是她也有一种可爱的本领，能够引导大家的谈话总是环绕着一个共同的话题；一出现冷场，她总能说一句合适的话使谈话继续下去。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这一年三十七岁，身材略高，体态丰腴，但又不显得太胖。她生得并不美，但面庞很讨人喜欢，这可能主要归功于她那双棕色的、非常和蔼的眼睛。她的皮肤血色不太好，一头黑发梳理得非常精巧。在三个女性里面，她是唯一没有施用化妆品的，但是同别人比较起来，这样她反而显得更朴素、更自然。
餐室是按照当时的艺术风尚布置的，非常朴素。白色护墙板很高，绿色的糊墙纸上挂着嵌在精致的黑镜框里的惠斯勒①的蚀刻画。印着孔雀图案的绿色窗帘线条笔直地高悬着。地毯也是绿颜色的，地毯上白色小兔在浓郁树荫中嬉戏的图画使人想到是受了威廉·莫利斯②的影响。壁炉架上摆着白釉蓝彩陶器。当时的伦敦一定有五百间餐厅的装演同这里一模一样，淡雅，别致，却有些沉闷。
①杰姆斯·艾波特·麦克奈尔·惠斯勒（1834—1903），美国画家和蚀刻画家，长期定居英国。
②威廉·莫利斯（1834—1896），英国诗人和艺术家。
离开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家的时候，我是同瓦特尔芙德小姐一同走的。因为天气很好，又加上她这顶新帽子提了兴致，我们决定散一会步，从圣杰姆斯公园穿出去。
“刚才的聚会很不错。”我说。
“你觉得菜做得不坏，是不是？我告诉过她，如果她想同作家来往，就得请他们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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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给她出的主意太妙了，”我回答。“可是她为什么要同作家来往呢？”
瓦特尔芙德小姐耸了耸肩膀。
“她觉得作家有意思。她想迎合潮流。我看她头脑有些简单，可怜的人，她认为我们这些作家都是了不起的人。不管怎么说，她喜欢请我们吃饭，我们对吃饭也没有反感。我喜欢她就是喜欢这一点。”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些惯爱结交文人名士的人中，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要算心地最单纯的了，这些人为了把猎物捕捉到手，从汉普斯台德的远离尘嚣的象牙塔一直搜寻到柴纳街的寒酸破旧的画室。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年轻的时候住在寂静的乡间，从穆迪图书馆借来的书籍不只使她阅读到不少浪漫故事，而且也给她的脑子里装上了伦敦这个大城市的罗曼史。她从心眼里喜欢看书（这在她们这类人中是少见的，这些人大多数对作家比对作家写的书、对画家比对画家画的画兴趣更大），她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幻想的小天地，生活于其中，感到日常生活所无从享受到的自由。当她同作家结识以后，她有一种感觉，仿佛过去只能隔着脚灯了望的舞台，这回却亲身登上去了。她看着这些人粉墨登场，好象自己的生活也扩大了，因为她不仅设宴招待他们，而且居然闯进这些人的重门深锁的幽居里去。对于这些人游戏人生的信条她认为无可厚非，但是她自己却一分钟也不想按照他们的方式调整自己的生活。这些人道德伦理上的奇行怪癖，正如他们奇特的衣着、荒唐背理的言论一样，使她觉得非常有趣，但是对她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却丝毫也没有影响。
“有没有一位思特里克兰德先生啊？”我问。
“怎么没有啊。他在伦敦做事。我想是个证券经纪人吧。没有什么风趣。”
“他们俩感情好吗？”
“两个人互敬互爱。如果你在他们家吃晚饭，你会见到他的。但是她很少请人吃晚饭。他不太爱说话，对文学艺术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为什么讨人喜欢的女人总是嫁给蠢物啊？”
“因为有脑子的男人是不娶讨人喜欢的女人的。”
我想不出什么反驳的话来，于是我就把话头转开，打听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有没有孩子。
“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两个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