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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沂蒙赶紧跑到卧室，看电视里正在播放一个节目，说的是检察机关抓住了大贪污犯，最近法院开庭判决他死刑。宋沂蒙去得晚，没听清楚主持人说这人的名字，当镜头对准他的正面的时候，宋沂蒙惊呆了，这不是司徒总经理吗？记得那一年司徒被抓进去，不知怎的，后来竟然在海口看见了他，可现在忽然又被判了死刑，这一切变化太快，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主持人正在逐条介绍他的罪状，到最后也没听见说有关走私的问题，只是说他在职期间贪污公款五百多万元，以及生活腐化、包养情妇等等，还模模糊糊地播放了那情妇的镜头。
那女人三十多岁，体态丰满，胸脯高高的，可惜看不见她的表情。宋沂蒙越看越觉得那女人面熟，是不是那个高傲的米莹？几年前，从那场舞会以后，米莹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不知去向，也许她死心塌地跟了司徒，做了她的秘密夫人？
那女人披头散发，泪如雨下，伤心地诉说着什么，背后站着两个高大的警察。
镜头一闪而过，无法确定她是不是米莹。
宋沂蒙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荧光屏看着，胡炜忽然拍打着他大声说：“这司徒是坑你们的那个人吧！恶人有恶报，活该！”胡炜的话，宋沂蒙没听进去，他在想着米莹，如果确实是米莹的话，岂不又是自己害的？他朦朦胧胧地又有了一种负罪感，他仿佛又害了一个漂亮的女人。
胡炜见丈夫最近一个时期总是发呆，便十分留心地看了他一眼，惊诧地说：“咦！你的脸色怎么这么惨白？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他见妻子为他着急，十分感动，心想自己混得已经惨不忍睹，别再给她添麻烦了，一点儿胃痛算什么？宋沂蒙一边看电视，一边漫不经心地说：“哪儿的事？我什么事都没有，老婆，你就别为我操心了，好不好？”
胡炜将信将疑地又仔仔细细地把丈夫观察了一遍，满脸不悦地说：“你可别瞒我，告诉你，像你这个年龄，不注意要出大事！”任妻子怎么说，宋沂蒙就是不理她，胡炜也没办法，只好找出一本书，随意翻看。
宋沂蒙见妻子在看书，便伸手把电视机的音量调小一些，生怕妨碍她。
胡炜刚翻了两页，就把那本书扔到一边。昏暗的灯光下，什么也看不清楚，兴许是眼睛花了？胡炜觉得心里很烦，又觉得有些头疼，就靠在简易沙发上休息，不知不觉睡着了。宋沂蒙赶紧把电视机关掉，从床上取过一床被子给她盖上。
这间小小的卧室，不足十平方米，暖气片倒还粗大。他们沾了干休所的光，这香山脚下的小房子，只有一点好处，就是暖气烧得好。外边天寒地冻，室内却是暖融融的。
窗玻璃上凝结满了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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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边的雪不下了，刮起了风，天气越来越冷，窗玻璃上凝结满了冰花。
妻子睡着了，宋沂蒙也斜靠在她的身边打盹，不知不觉也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胡炜连早点也没顾得上吃，就急急火火地起来上班，多少年来天天如此。
宋沂蒙缩在被窝里懒得动弹，“呼噜噜”一直睡到了九点多。忽然，玻璃窗上一阵“哐哐”响，有人来了，在敲玻璃。很少有人这么早来找他，宋沂蒙心想这是谁呀？真懒得答理。这时，门外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宋沂蒙，是我，崔和平！”
宋沂蒙一听说是崔和平，不由得火气涌上胸来，崔和平害了他不浅，弄了个司徒总经理出来合作汽车生意，差点把老命搭进去。司徒一出事，这小子就独自跑到海南岛去了，连个招呼也不打，岂不是个小人！
宋沂蒙磨蹭了一会儿，才大声说：“没锁门，进来吧你！”
话音刚落，屋门“吱吱”地开了，崔和平穿着一件油光光的老式棉猴儿，像猴子一样钻了进来。宋沂蒙穿好衣服，起来一看，发现好几年没见，这家伙更加干瘪，瘦得不像样子，很难想象，这种人怎么可能与林小峤生活在一起？
崔和平进来就东张西望地问：“胡炜没在家？”
宋沂蒙又好气又好笑，心想这家里就这么大点地儿，还用得着这么东张西望的？崔和平见宋沂蒙一个人从被窝里出来，旁边乱糟糟一堆被子和内裤，就“咯咯”笑着说：“老兄，行啦！”往下，他不再说什么，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边从怀里掏出厚厚的一沓子信，扔在床上，边捂着嘴抱歉地说：“这是陆菲菲寄来的信，这些年我也飘泊不定，所以没准时交给你，对不起啊！”听说是陆菲菲的信，宋沂蒙的脸“唰”的红了，一下红到耳朵根儿上。
他一下子把那些信拿过来，看看这些信都封得严严实实，一点也没有被拆过的样子，每封信的正面，都工整地用中英文写着：崔和平先生转宋沂蒙亲启。他又仔细地看了一下信上面的日期，最早的一封是1992年6月写来的，那时候他正在海南，估计崔和平也不在北京。那么多信没有收到，宋沂蒙一阵心痛，也不好埋怨别人，因为崔和平这小子鬼点子太多，嘴硬得很，甭管你说什么，他都有理。
从这些信上写着的地址看来，陆菲菲起码先后在三个国家工作过，通讯地址也有好几次变化，难怪在这几年之间，宋沂蒙给陆菲菲打过好几个电话，一次也没联系上，写过好几封信，都被退了回来。这会儿，宋沂蒙拿着那些信，觉得心里沉甸甸的。
他和陆菲菲的感情经历了太多的曲折，比十字军东征还要艰难，人家万里长征还有个目的地，可他俩的感情，如果从“文革”算起，也有三十多年了，三十年，几乎是人的一生，这是全世界最苦、最重、最难的爱情。
他和陆菲菲之间总是隔着千山万水，见一面就相隔了那么多年。人家谈恋爱的基础单位时间是分分秒秒，而他们则以年为单位，以十年为单位，一晃就是好几个十年。人家都以为时间最宝贵，可是独独只有他们，才觉得时间如此慷慨，它像山涧瀑布一样，一泻而下，一个十年接着一个十年过去了，消逝了，刚发生过的，迅速成为了过去，人生仓皇，回首蓦地一瞬间。
宋沂蒙手里拿着信，觉得浑身一阵松软，他沉思着，默默不语。
崔和平觉得，宋沂蒙这个人，性情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有几分痴情梦想，几分多愁善感，总是负心人，总是憾意多，生活得很累很累，再加上事业不顺利，整个人与1990年刚脱下军装的时候大不相同了。当初的宋沂蒙意气风发、才华横溢，踌躇满志，如今的宋沂蒙志气尚存，却被失意、失败和挫折把腰背压弯了。
崔和平不禁联想起自己，前一段时间，林小峤与他离婚了，他没好意思把第二次离婚的事告诉宋沂蒙，实在太丢人。他觉得自己也十分不幸，年纪老大了，越混越不如人，先后娶过两个老婆都跑了。
别人都说他乐哈哈的，没完没了地寻找幸福，其实那是自我安慰。他常对人说，从“文革”后走过来的那拨干部子弟，多多少少都有着那么一点不幸。无论你有着多么美满的家庭，总是有散伙那一天，无论你做多大的官，总是有退休回家当老百姓那一天。到了那一天，大家还不都一样？
宋沂蒙送走崔和平以后，他的心里很乱，没有勇气去看那久久盼来的信件。他不想走进家门，于是满怀惆怅，冒着寒冷在卧佛寺路口徘徊。他想攀登上山却毫无力气，于是顺手拔起一把乱草铺在几块碎砖上，他坐下来，独自在山脚下，欣赏香山雪后的景色。
山里飘起了大雾，寒意渐浓，浓得把满山的枯枝和松柏变成了珊瑚，半透明的山麓里藏着多少像他一样忐忑不安的人。大雾渐渐漫上了山顶，石头和树木都消失了，分不清哪里是仙界，哪里是人间。寒风里，泉水似乎仍然流着，一直流到了他的脚下，但流得那样滞重，没有一点声响。鸟儿张皇地飞掉了，蛇虫也不见了，它们在某个窟窿里冬眠，它们在等，也许会等上整整一个冬天。山里一切迷蒙，黄了，黄了庙宇，黄了半坡，既黄了又淡了，淡了人心，淡了人情，遍地白雪夹杂着萎叶，满山、满心的荒凉。
他整个身心沉浸在隆冬里，和大山一样被大雾淹没了，寒冷把他的脑子冻结了，不让他沉思，只让他痴愣愣地欣赏、观望，他的血液还在流动，余温尚存，他的心里充满了空空的眷恋。他懒得动弹，静静地坐着，即使冻成了冰塑，他也会这么坐着。
短暂的秋红已经被风吹走，取之而来的是雪霜、雪雾。香山被风剥去了盛妆，依稀只见低垂着的枝头，说它是枯影，一片片晃动，说它是山的灵魂，活的山，活的生命，它到底是什么？
寂寞的枝头那么高，高得让人够不着。枝头那么高，山坡如此遥远，他像那些冬眠的小生灵一样等着、等着，可他又不甘心，他想快一点获得答案，不然到了某种年纪，一切就迟了，对于他来说，冬天就是晚年。冬天过去了，人生也许就结束了，岂能到晚年再品味人生？39
宋沂蒙冻得浑身哆嗦，耳朵痛，他实在忍受不住，刚走下山坡，就发现一辆黑色宝马轿车正好停在他的面前。他吓了一大跳，惊魂未定就听见有人喊：“大哥，我找得你好苦！”原来是广东人吴自强，他这几年跑哪儿去了？
其实他哪儿都没去，当宋沂蒙等人在海南岛折腾的时候，他一直就在北京，莫名其妙真的就发了。有人劝他到香港发展，他不以为然：“香港嘛！地方太老，老人老生意，能做的人家都已经做啦，哪有我发展的余地？”
他认准了北京好，北京的财气旺。在他的眼里，北京是个新地方，新人新生意，该做没人做的实在太多。他开始筹划房地产，他在亚运村北边搞了一块土地，大约三十亩。他从乡政府把地搞过来，然后花了不少钱，把农业用地改为城市用地，而且规划批了商品房建设。正当破土动工的时候，他的钱用光了，他想起找银行。
吴自强拿着一大堆批文，跑遍了所有的银行，几乎没人理他，于是他就去求刘白沙。兵改工办公室的人告诉他说，刘白沙已经到W省担任省长助理，不日还可能高升。吴自强听说刘白沙当了省长助理，高兴得跟什么似的，拎着一皮箱子钞票赶到W省。
刘白沙一听吴自强来了，马上吩咐秘书说：“跟他讲我不在，任何时候都不在！”面对荷枪实弹的警卫战士，吴自强想喊又不敢喊，只好拎着箱子灰溜溜地回到北京。
刘白沙到W省的三年里官运亨通，接连升了两级。苗梁子也跟着去了那里，她的工作性质比较自由，使她有充足的理由到外地采风，她的稿酬足以让她满天飞。
刘白沙觉得自己到了人生转折时刻，省长助理距离副省长不远了，仅仅差了半级。他升了官，他觉得身上的官袍越来越不适合自己，他想再换一件更宽大的官袍，他想把那张皮脱下来，就像蛇蜕一样，被风吹着，挂在树上飘。
可他脱不下来，只好任那皮箍着，箍着不安的灵魂。朝朝夕夕，他渐渐地有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仿佛是天生的，在有了使命感的同时，他也产生了危机感，有了苗梁子在身边，路薇就成了他脖子上的一块赘肉，他决心把这块赘肉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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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起，当年毛欣如的母亲带着警卫员到农村找他，连威胁带利诱劝他和毛欣如离婚，他想起了挂在那警卫员腰间的手枪，他幻想着省政府给民政局下一道指示，民政局一分钟也不耽误，马上就替他们办好了离婚手续。路薇哭着来找他，可是他偏不见。后来他就和苗梁子走进了教堂……
幻想毕竟是幻想。
出乎意料之外，路薇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没有多余的话，只有五个字：我同意离婚。
平平淡淡，连个惊叹号都没有。刘白沙没有来得及像当年毛欣如她爸压他一样，使用特殊手段强迫路薇离婚，路薇也没有重复刘白沙当年的下场。拖了多年的离婚问题居然一下子解决了，刘白沙的心里并不轻松。
他觉得身上裹着的那张皮越裹越紧，当年被人欺侮的刘白沙已不复存在，当年软弱温情的路薇也不复存在。他和路薇一起走出民政局大门的时候，他觉得路薇高大坚强了许多，他的两条腿很软，几乎走不下十三级台阶，甚至好后悔。
箍着身子的那张皮继续收缩，他的肌肤变成了密密麻麻的颗粒，那张先天的皮是完整的，可是，裹在里面的人却没了，他，刘白沙成了一个空有其壳的人。
走出了民政局的门，刘白沙名正言顺地与苗梁子结了婚。W省的公民们所见到的省长助理高大魁伟、风度翩翩、年富力强，他的夫人年轻美貌，婀娜多姿，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摄影师，他们的出现，在W省引起一场轰动。
所有的男人都羡慕刘白沙，所有的女人都羡慕苗梁子，这两个人成了W省的明星。
吴自强在刘白沙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后来，他想方设法，通过一个医院的外科大夫认识了苏行长，这外科大夫给苏行长的丈母娘开过刀。吴自强提着原本打算送给刘白沙的礼物，去见苏行长，一路无人阻挡。苏行长是个年轻有为的金融专业研究生，说话很有水平。吴自强把箱子放在他的大班台旁边，他看都懒得看一眼，冷漠地说：“研究研究……”
啥叫研究研究？吴自强是何等人，一听就明白了，他用手指指放了二十万现金的箱子。那苏行长仍然是一眼没看，也用手指了一指，让吴自强把装钱的皮箱子放进了书柜里。苏行长把书柜的门关严实，然后亲自打电话把信贷科长叫来，让他听吴自强介绍项目情况。起初，那苏行长还在旁边听，听着听着人就没影儿了。行长一走，科长也就开始和吴自强聊天，还聊到了湛江的娱乐城。吴自强聊这个是内行，把科长逗得捧腹大笑。
吴自强以项目做抵押，获得了一笔三千万的贷款。从此，他的房地产事业如日中天，没等北郊的项目完全售出，他又在西郊搞了一项更大的项目。吴自强再不是小打小闹的广东仔，而是一个腰缠亿万的富翁。
那三千万贷款到期，他偏不还，北京人有句话，欠债的是大爷，放款的是孙子。那姓苏的行长打电话吓唬他：“你不还贷款，我们就到法院去告你！”吴自强根本没拿苏行长的话当回事，他知道苏行长不敢到法院告他。为了预防万一，他找了个大律师，据说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博士从密西西比州立法谈到联合国宪章，听了大半天，他一句也没听懂，最后他听清楚一句话，就是要按诉讼标的收取百分之三作为律师费。他掐指一算，三千万的百分之三就是九十万元，这不是要杀人吗？什么哈佛大学的博士，简直是个屠夫！
他想到，律师也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乘人之危的买卖，于是他嘿嘿一笑，你赚钱赚疯了，宰到我头上了！他满面笑容，一口答应，当天晚上就签委托协议，还请洋博士到国际大厦28楼旋转餐厅，代他预定一个高级单间儿，说要好好吃顿海鲜，庆祝一下此次合作成功。那博士高高兴兴地走了，怀揣着九十万元的希望，跑到国际大厦订单间儿去了。
可吴自强根本就没去，他很快就把吃海鲜的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下午抽空儿到法院里转了一圈儿，见里面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有告邻居抽耳光子的，有告街上小孩儿放狗咬人的，也有走道儿崴了脚脖子告市政的，不管告谁都是索要精神损失费，法院也不嫌烦，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