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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来，便随口说：“像，当然像！”
刘白沙又接着问道：“爸，钢丝床上怎么闹斗争呀？”
司机老廖，开车的时候注意力一点也不集中，他听见小刘白沙的话，不禁“扑哧”笑了。司机一笑，倒让老爸提高了警惕，他忙严厉教训儿子：“小杂种，谁教你的？”刘白沙不服气：“不是你说的吗？爸！”
老爸瞠目结舌，肚子气得鼓鼓的，满脸铁青，老爸真的要发火了，司机老廖不敢再笑，刘白沙也不敢穷追不舍地问。那天回家以后，老爸把刘白沙好揍一顿。
后来，刘白沙再也没听老爸说过钢丝床上闹斗争之类的话，反右倾、整社、四清，接着一连串儿的政治运动都来了，老爸的嘴巴封得很紧，再也不敢胡乱讲话。从那时起，老爸很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般发言稿都由秘书拟好，经过多次修改才敢在会议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他不准妻子和儿女们随意在纸上写字，不准在晚上拉紧窗帘之前打开电灯，不准听收音机短波广播，不准随便议论国家大事或者某一位领导，不准在机关食堂里吃大米饭熘肝尖儿，更不准哪个女同志到家里来看望他，谈工作也不行。
爸爸从那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芝麻粒儿大的事儿都看成不得了，可是老爸哪次运动也没跑得过去。
1959年他虽说没轮得着上庐山，可是并没有躲过一劫。因为他说过周小舟本是个有水平的文化人，还说贾拓夫曾经冒死救过刘志丹。结果，他犯了方向性错误！被批判了半年。
1960年他就更倒霉了，那几个爱搓脚丫的人在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把几个要命的数字搞错了，把粮食的亩产量说成总产量，这还了得？结果被一个新华分社的记者写内参捅到中央。刘白沙的老爸是这几个人的头儿，是一小撮儿官僚主义的头儿，因此被降了一级。
“文革”时，刘白沙的爸爸当然更是逃不过去，造反派揪住那句“钢丝床上闹斗争”不放，说他是走资派、大流氓，害得他好长时间翻不过身来。
直到1978年，他才被彻底解放，并很快就被重用，担任了要职。那是个大平反、大换班的年月，许多老同志，经过千难万苦，好容易熬到了平反昭雪、重新出来工作，可是年纪都已经大了，身体也都不行了，总之心有余而力不足。刘白沙他爸爸就不同了，他心宽体胖、头脑清醒，开会一开开到夜里十二点，谁能比得上他？
大家都纳闷，这老头子怎么越活越精神了，莫非有啥养生术？刘白沙把这话转达给他爸听，他爸听了那份儿得意，颇为神秘地跟儿子说：“信不信，这是吃臭鸡蛋吃的！”他爸终于又敢开玩笑了，说完了哈哈大笑，刘白沙也跟着笑。
爸爸的性格对刘白沙影响很大，自从当了官，他嘴巴上干净了许多，他时刻想着他是老爸的儿子，努力学着老爸的样子。
他也规定了许多个不能，除了在酒店不看外国电影之外，还有不准在会议桌上坐错了座次，不准与部长系同样的领带，不准让死对头抓住了他的短处，以及不准在开会的时候打盹儿等等。这些不能都有着新的时代内容，比起老爸那几个不准，深刻多了。
他外表看起来庄重，开会的时候一套套的，要求别人甭提多严格，其实那些都是装的，他骨子里还是好色。
在市兵改工办公室，刘白沙的行为检点是有了名的，很多人都说他是正人君子。他出差在外，尤其注意影响。男人放单飞等于获得了自由，在大酒店里与女服务员随便开个玩笑，看个外国片儿什么的也不算问题。在这方面刘白沙与其他男人并无差别，他喜欢和漂亮的女孩子耍贫嘴，也常看那些有刺激性的外国片儿，可是他却特别小心，从不在同事面前露马脚。
有一位同是副局级的老朋友来酒店里看他，敲门前先在门外听，听了一会儿，清清楚楚地听见里面有“呼嗤、呼嗤”喘气声，还有个女人在“嗷嗷”地叫，于是这人乐了，心想可真抓住了刘白沙的现行儿。
等那人敲门进去一看，只见刘白沙神态自若地坐在床上搓脚丫子，电视里放的是小猫、小狗的动画片。其他什么事都没有。刘白沙胡乱应付一番，把那人哄走了，然后关上门，重新换台，接着看黄片儿，一边看一边得意地嘿嘿笑：“妈的！想抓咱的现行儿，门儿都没有！”
他任兵改工办公室副主任不久，有关部门从方便工作出发，专门给他配备了一名女秘书，得到这个消息，他暗吃一惊，第一感觉就是有人要害他。于是他把综合处长找来，大发雷霆：“谁要女秘书？哪个想要就说话，反正我不要！作为党的干部，时刻要考虑影响，懂吗？”
刘白沙的谨小慎微，甚至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依照他的逻辑，用了女秘书就会产生不好的影响，这等于说有了女秘书就一定会出事儿，一群干部领着一群大肚子女秘书，岂不是一幅深有寓意的漫画？于是乎，大家知道这刘主任原来是这么一个人，严格要求也罢，死要面子也罢，说白了就是装洋蒜！
刘白沙活得很累，他既要看上面的脸色行事，同时也要防备同僚和底下人设计陷害他，他懂得人们关心的是什么，厌恶的是什么，在一些敏感问题上总是特别小心。他不敢胡乱训人，不是他不想训人，主要怕得罪人，怕人报复他。为了这，刘白沙在兵改工办公室处心积虑，苦心经营，整天琢磨些“与人奋斗”的事儿。
一个姓褚的处长上了三年的在职研究生，最后考试不及格，他为了使自己的履历表好看，于是就花五十块钱买了个毕业证书。刘白沙知道以后不仅不追究，还经常在会上点名表扬他，说他这能干那能干，结果弄得这个处长见了刘白沙的面儿就心虚，他老是感到刘白沙的眼神儿里有一种怪怪的东西。
兵改工办公室一把手调走了，上面下了一个通知，把兵改工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破格提为部长助理，分管工改办。这人的岁数比刘白沙小，资格比他浅，学历比他低，一转眼就成为他的上级领导，这件事让他很是恼火，他关起门来，独自发了半天火。可在新领导的面前，他毕恭毕敬，谦逊得一塌糊涂，有事没事都要登门请示。背后却一遍遍地咀咒：脑袋那么小，屁股那么大，笨得跟什么似的，就不相信他部长宝座能够坐多久，看谁活得过谁！
在刘白沙的眼中，官场上的事就跟草原上的生存斗争一样，只有一只可怜的小羊，为了争夺生存的有限空间，老虎来吃，豹子来吃，狼来吃，鹞鹰也来吃，这些凶残的野兽们为争夺这只小羊，互相戒备、互相敌视，最后拼斗起来，打了个你死我活。小羊被撕碎后，草原上的小鸟和爬虫也会争着去咀嚼残羹剩肴。
刘白沙从延安回到北京后不久，很快又结了婚，妻子叫路薇，出身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是一个贤惠的、有着传统性格的女人。那时刘白沙还没有正式工作，路薇开了一家小小服装店，凭着微薄的收入，把刘白沙的女儿小妹扶养大，路薇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妻子。
为了缩短和丈夫的距离，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平衡，路薇凭着毅力考上人大函授学院，而且一直读完了本科，她学的是桥梁工程专业，毕业后在北京市道桥公司当助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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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刘白沙已不是以前的刘白沙了，他当了副局级干部，差一就点进入了高层，他的生活范围里有着许多美丽、出色，足以让他心动的女人。他突然想起，这些年工作岗位老是变，那老婆是不是也该换一换了？他老是想着报复背叛了他的毛欣如，怎么报复？那就找一个真正的好女人，年轻的、惊艳人间的女人，看你们毛家眼红不眼红！
路薇只是他生活中的一座小桥，走过来后就不想再走回去。
那天，他被朋友拉去北京饭店观看服装模特儿表演，认识了时装报社的摄影师苗梁子。
这苗梁子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擅长美术摄影，又师从著名摄影大师学习美术摄影，由于天赋和勤奋，她成就斐然，三十岁就蜚声摄影界，还成了中国美术摄影家协会的理事。她探访过很多名山大川、寺庙古刹，到过西藏、新疆，云南等不少充满神话的地方，创作了数不清的优秀作品。她的《摩梭人的屋檐》在东京国际摄影大赛中获得了金奖。
她人长得不俗，颧骨微高，脸颊丰盈，有着印度女郎般的大眼睛，鼻梁纤巧，红唇性感，皮肤白净，举止婉约大方，人们都说她是中国美术摄影界第一美人。只可惜机缘不到，三十出头了，这位才貌双全的苗梁子还待字闺中。
那天，刘白沙与苗梁子，两个人一见面就坠入爱河，真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没多久两个人如胶似漆，再也分不开了。于是便在外边租了房子，悄悄地住在一起。
苗梁子可不是让人占便宜的女人，刘白沙有这顶乌纱帽，还有高干背景，正是她心目中的理想配偶，现在刘白沙已经落到自己的怀里了，她怎么能轻易放过？她死活要嫁给刘白沙，还逼着刘白沙跟妻子离婚。
刘白沙金屋藏娇，正感觉美得不行，苗梁子的逼婚让他从乐不思蜀的美梦中醒过来，他越想越害怕，他这个副局级来之不易，假若让外人知道自己乱搞男女关系那还了得！他既舍不得娇滴滴的美人，也舍不掉那顶乌纱帽，他左右寻思，认准了万水千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赶快离婚，与苗梁子组织一个新的家庭。于是，刘白沙很快向路薇提出离婚要求。
路薇天生的脾气好，不吵也不闹，任凭丈夫软硬兼施，只是死活不松口。她一眼就看出丈夫有了花花肠子，说什么感情有了距离、共同语言没有了，全是骗人鬼话，一准是在外头有了新的女人！她知道刘白沙虽然好色，但是更加喜好那顶乌纱帽，心想不离你有什么法子，你闹吧！闹大了，让部领导知道你乱搞，你喜新厌旧，难道你不害怕，搞女人把官儿搞丢了，看你还敢乱搞？11
宋沂蒙刚上任，大有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干一番事业的劲头，起初，总经理戴学荣对宋沂蒙的积极做法还是很支持的，宋沂蒙的请示报告打上来，一般不做大的改动，每次都用大号铅笔写上：同意。
有一次，宋沂蒙建议召开群众座谈会，对中层领导干部的工作状况进行评议。这看来是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意见。戴老板一反常态，把这份建议书搁置了三天，未做任何答复。紧接着，宋沂蒙又呈报了第二份建议书：《关于在干部、职工中进行思想状况分析的请示报告》，可是，这份东西很快就被退了回来，上面用红笔写着：暂不拟行。
宋沂蒙心里发毛，两份报告被枪毙，这可不是好兆头，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妥。左思右想，他感到这两份东西都的确太敏感了，可能触动了哪根神经。他很后悔，不该那样急功近利，可是报告送上去也收不回来，他越想越后悔。
冬天到了，一个迹象出现了，公司机关内部出现了人事变动，综合处新来了一位正处长，是个中年女同志，原来是戴学荣总经理的秘书，名字叫马珊。同时，她还被增选为总公司的党委委员。
马珊是个东北人，人高马大，体重也很有水平，从背后看，简直就是一个男子，该有肉的地方有肉，不该有肉的地方也有肉。从正面看，她的皮肤不黑不白，脸庞圆是圆，就是稍微有点扁，将近四十岁的人了，脸上还长着不少青春痘儿，人家说她是老闺女，这么大了还嫁不出去，心里一定着急上火。眼睛小是小点儿，可是个双眼皮儿，鼻子方方正正，嘴唇薄薄的，一看就是快人快语、能说会道。这马处长很有表现欲，说起话来眉飞色舞，走起路来也有派头，一个女同志迈着阔步，处处惹人注目。
她出生在哈尔滨的一个铁路职员家庭，曾经在商店里当过售货员。实际上也就是个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后来也不知从哪里弄到个研究生学历。后来，她从省分公司调到总部工作，成为中央直属企业人才库里的一分子。那两年，公司缺少这样高学历的年轻人，她先是在业务部门干了一年，很快就成为戴总跟前的红人，担任了戴学荣总经理的秘书，升为副处级。现在又放到综合处，直接担任正处长，掌握着重要权力，是总公司炙手可热的人物。
据说，这位新处长很欣赏《红与黑》中的于连，那个为了挤进上层社会而不择手段的小人物。只不过于连是个男人，而她是个女人。在某种意义上，她与那个男人一样，都出生于贫困人家，都想出人头地。人们只知道13世纪的法国是浪漫的，而不知道20世纪的中国更加浪漫，中国这么大，天地这么宽，机会这么多，人人都在生存中竞争，今天你是下层人，明天你就可能是人上人，而完全不必担心丢掉头颅。
马珊捧着《红与黑》，从东北来到北京，准备在这个大舞台上小试身手。
新处长上任当天，宋沂蒙就感到了压力，他一眼就看出，这个身材魁梧的马处长是个精明强干的人物。这种人别看长得粗点儿，心眼儿准保比绣花针尖儿还要细，你无论如何也看不透她的内心。她夸你的时候，也许手里就握着拉弦儿的手榴弹，在她手底下干活儿，不得不留点神。宋沂蒙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紧把自己的工作情况向新处长做了详细的沟通汇报，并且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检讨。
马珊也一眼看透了他，马珊觉得宋沂蒙对地方情况不熟悉，内心里却是野心勃勃，他脑子聪明却不知从何入手，不爱说话、手头勤快、思想顾虑很多，他有着一般男子汉的锐气，胆子却很小。
宋沂蒙万万没料到，新处长对他的工作十分支持，听完汇报以后，马珊乐呵呵地对他说：
“检讨什么呀！小宋，我觉得前一段处里的工作挺有成效的，你搞政工比我内行，今后得向你学习呀！我来之后，你别有顾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没的说！”马珊没有称宋沂蒙为宋副处长或者宋处长，而是学着戴老板的口吻，管宋沂蒙叫小宋，等于把他当做了自己人，也是一种信得过的态度。听马珊这么说，宋沂蒙也踏实多了，提着的那颗心总算落了下来。
马珊对宋沂蒙很放手，对他分管的那块儿工作，不过多地干预，原先被老板搁置的报告，也经过马珊做疏通工作，很快被批下来。宋沂蒙把马珊看作观音菩萨，因此对她十分尊重。正副处长两人有一间共用的办公室，宋沂蒙很积极，每天上班以前，都会主动地把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暖水瓶灌得满满的，其他零活儿，例如取报纸、接待客人等等，他都抢着做了。
马珊很满意。两位处长的合作十分默契，而且愉快。但宋沂蒙很快就领教了这位女处长的厉害。
这天，马珊一改平日衣着朴素、整齐的习惯，外面罩了一件奶黄｜色的羽绒服，里面穿着中式对襟布面夹袄，下面穿着一条裤线熨得直直的毛哔叽裤，脚上穿了一双擦亮的半高跟皮鞋。人显得格外干练、精神。
综合处是一间大屋，里面有个套间就是两个处长的办公室。马珊“咯噔噔”地走了进来，处里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在她的身上扫来扫去。这些人的资历大都不浅，谁也不服谁，马珊的到任，让他们的内心不平衡，可是表面上谁也不说什么。
马珊进了处长办公室，冲着正在看报纸的宋沂蒙投以一个亲切的微笑：“哟，小宋这么早就来啦？”宋沂蒙连忙起身招呼，马珊今天格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