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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很长时间以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就中心的工作问题进行如此充分的讨论。
“你谈的非常重要，苏北。”吴运韬轻轻抚摸着笔记本，“中心的事情，还是需要领导班子里的每一个成员关心，这方面，我以前注意不够。金超的事情，我是这样看的，这个人本质上是好的，工作能力差一些，让他带这样一个单位，也真的难为他。我同意你对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现状的分析，看样子必须再迈一步了……”
吴运韬没再提苏北的那封辞职信，也没就辞职信中提到的问题发表见解，但是，两个人都清楚，他的所有话头，包括这次如此直接地谈论中心和金超的工作，都是那封信引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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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班子的整体力量是相当强的，要是把每一个人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完全能够改变目前状况，”苏北停顿了一下，好像在想要不要把下面的话说出来。“比如夏昕，他对国外成功的管理经验非常关注，做过深入研究，对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问题，也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多听听他的意见，我相信，至少在管理问题上，会有新的起色，管理上来了，效益也会跟着上来……”
吴运韬连连点头，又翻开已经收起来的笔记本，记录着苏北的话。
此时，他好像突然意识到苏北是一个长期肩负领导责任的人，是《西北文学》主编，是一个曾经被K省准备提拔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人。这些闪现到脑海里的意象，强化了他决定改正他做过的事情的意识。
现在的吴运韬极为真诚，苏北当然能够感觉到这一点。
“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问题上，我和夏昕的很多见解是相同的，金超的最大局限是不善于听取意见，这些意见实际上都是对他工作的支持，他应当能够弄清楚这里面的道理……”
吴运韬不愿意听苏北对金超如此直接的指责。
“我知道了，”吴运韬仰靠在沙发上，思考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苏北。小康对我们抱着很大的期望，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要发展，不能永远停止在目前水平上……这事咱们有时间再说。”
苏北因为说了太多的话有些亢奋。
吴运韬扭转了话题：“你现在还在写小说吗？”
“有时间也写一点儿。”
“还是不要放弃，”吴运韬意味深长地说，“我还记得胡杨说的一句话，意思是苏北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多了一个出版家，少了一个作家。其实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但是，现在很难为你提供创作的条件。小康把这样重要的事情交给了我们，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你说是不是？所以，我在想，我们现在恐怕不能想别的，还是要一心一意地想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怎样发展起来，因为我们身上肩负着责任，这样，你的创作就要服从于工作大局了……但是你不要放，我可不想担毁了一个作家的恶名……”
两个人都笑起来。
吴运韬拍拍苏北的手，说：“那我就走了。”
苏北送吴运韬到门口。
此刻，他觉得世界正在变得温暖起来。往外面看去，最近一直灰蒙蒙的天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辽阔高远起来，一群耀眼的白鸽响着动人的鸽哨掠过对面的大楼……这个城市真的这样可爱吗？
他仍然继续收拾屋子里的物品，然而，他越来越不知道应当怎样归拢他的东西了。
吴运韬最终还是没有出席金超为张柏林举行的送别宴请。
宴请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附近的“粤海美食城”举行。金超来到他惯常使用的包间的时候，于海文已经先到了。
于海文仍然是一个普通编辑，但是因为和金超的关系很近，在编辑人员中地位很特殊。这个像孩子一样耿直纯正的人，很多年来一直处不好和领导的关系，不招人待见，吃了不少亏。有一天，发行部里面一个快六十岁的“高人”指点他：“你他妈明明是孙子，还老是把自己个儿当爷爷，那不是找着倒霉吗？领导不整你，领导干吗要整你？领导一个公事公办就把你整了……小子！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真的，于海文就想，我他妈吃的亏都是领导公事公办办出来的！
彻悟了的于海文简直换了一个人，成了所有人的孙子。碍于这个人原来见火就着的耿直性格，成了孙子的于海文也没人敢欺负，相反，无论办什么事情，的确比原来顺当多了。
“高人”退休以后，于海文带了很重的礼去看他，感谢指点之恩。
“高人”说：“你客气了，海文。这哪里是我的功劳？不管谁，活过三十岁，就都明白了……”
现在，于海文已经能耐受任何一个领导，尤其是金超的责骂。
看到金超，于海文马上把自己矮化成什么事情都不懂的人，热情地端开高背靠椅，让金超坐。
“海文，”金超对于海文说，“那套书先别做了。”
“怎么了？”于海文问。
“先别做了，我感觉有人跟吴运韬说了什么，昨天他打电话问我租型的事。”
于海文忽闪着眼睛看金超。那套教辅书的租型手续是一个月以前办的。
金超说：“最近谨慎一点儿，别给我添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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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于海文说，“但是这事……你看是不是这次先做了……”
“还做什么做？”金超火了，“停下来！停下来！”
于海文一缩肩膀，连连点头，说：“行行行，停下来。”
正在这时，司机吴凯推门说：“张柏林来了。”
话音未落，外面一个高声就响起来：“你们北京的路也太难走了，在三元桥就堵了二十分钟。”
张柏林跨身进来，大咧咧走到桌前，先脱去藏蓝色风衣，搭在椅子背上，然后坐下来，叫道：“茶！”服务生小姐斟上茶。
吴凯已经退出去了。按照规矩，司机不和领导一起吃饭，他可以在另一个地方自己点菜，如果不吃，可以拿到每餐五十元的补贴。吴凯有一个凶恶的妻子，在花钱上限制很严，所以他很看重这笔可以不向妻子交账的钱。吴凯一般不吃，这样，他每个月就可以拿除工资以外一千多元的补贴。吴凯把车座放平，仰在上面，等着。
喝茶吃酒聊天，时间过得很快。
张柏林进入到微醺状态，指点着硕大的龙虾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知道农民的苦楚……这玩艺儿……够一家人吃一年了吧？所以说你不能指望世界上有公平。那我不吃行不？不行。你金超好心好意请我，我说：”不，我要廉洁呀！‘你金超不是得骂我？所以，吃还是要吃，但是我们要带着感情吃。啥意思嘞？就是吃的时候不要忘记农民兄弟的苦难，想着他们，想着他们不容易……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的农民本分不能改变。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金超笑着说：“柏林，你喝高了。”
张柏林挥舞着手臂，说：“高？没！没高。你听我说，金超，在咱们班，要说出息，你，我，就是这！说级别，你大，副厅，我比不上。论实际的权力，金超，你不要不爱听，我比你大。为啥？那我就要问你老人家了：你管多少人？哦，二百多号人；我哩？二十三万！哪个大？哪个大？！所以我说，你们北京的官不值钱……”
同样喝高了的于海文指着张柏林对金超说：“丫真够神的！”
金超含着笑看张柏林，承认他说的有道理。
“我看了，你们北京的官也不好当。还得哈巴着下面的人，这成了甚了？！你到我崤阳县看看去，看我那官是咋当的！还能受活成这个样子？我跟你说，金超，你比我有本事，到什么时候我都得承认你比我有本事，要不咋你考上大学到了北京哩？但是要说当官，你恐怕就不如我了。你可能会说了，在北京当官有北京的规矩……我懂。但是你为啥非要在北京当官？前些日子我还对一个来咨询的局级干部说：在北京，局级干部稠得和粥一样，要是在K省……我就给他摆了那么多的好处，最后，人家就同意了嘛，我估计能给他安排个县长。说是职级降低了，但是，他手里的权力却不知道大了多少！这人就是聪明人。我再打个比方，你金超要是舍得放下你这个烂熊中心，到我崤阳县去当个县委书记什么的，你看那气势吧！你看你发财吧！”
金超说：“柏林，你喝多了。”
张柏林挺起身子，正色问道：“你不是请我喝酒么？”
“是啊，我是在请你喝酒。”
“你咋会是这号人？请人喝酒却一股劲儿说人喝多了，你这是咋了？！”
张柏林指着金超，真的急了。金超只好把张柏林的酒杯再一次斟满。
金超今天很节制，他打算晚上到纪南那里取一篇评论稿件。
纪南已经退休———退离了工作岗位，同时也被文坛退离，现在他找一个发表文章的地方都很难了。金超感念他曾经给他提供巨大的支持和帮助，遇到组织什么学术活动，总是邀请纪南参加。
纪小佩还和父母亲住在一起。时间是医治一切精神创伤的良药。离婚给金超和纪小佩心灵上造成的伤害正在愈合，金超到纪南这里来，经常会碰到纪小佩，他们已经处得像朋友一样，有时候还能在一起聊聊天儿。
他们彼此很少说到各自的生活。
就金超来说，两个人没离婚的时候他都无法诉说事业上的酸甜苦辣，更何况现在你面对的是已经和你脱离夫妻关系的人呢？但是他很想知道纪小佩的生活状况，他甚至在心底里渴望听到纪小佩生活得不好的消息，以此证明被纪小佩看不起的世界观在生活中的强大力量。还有，或许出于好奇吧，他也很想知道那个给纪小佩写信的人，是不是如愿以偿地即将成为纪小佩的第二任丈夫。
纪小佩守口如瓶，她就像上大学的时候那样内心安宁，在她那里，生活是一条在开花的原野上舒缓地流淌的河流，金超看不到他期望看到的东西。纪南也从来不说女儿的情况，就像他和金超之间从来没有纪小佩这个因素一样。
纪小佩和金超离婚以后，纪南夫妇又一次陷入到由于对女儿教育引导的失败而深深自责之中。他们甚至认为是他们毁坏了女儿的生活，从而肩负起了更多的责任，下决心要帮助女儿重建生活。老两口有明确的分工：先于纪南退休在家的母亲专门料理纪小佩的生活，为她提供可口的饭菜，为她收拾出一个令人愉快的生活环境，就像十年前做姑娘时回到家里那样；纪南则密切关注纪小佩的精神生活，想方设法为她营造一个能够进行思想交流的空间，频繁邀请学术界的朋友到家里来聚会，吸引小佩加入到谈话之中，或者鼓励小佩参加各种学术活动，让她在她喜欢的领地呼吸新鲜的气息。这时候纪小佩还没有把那个给她写了九十多封信件的人介绍给她的父亲母亲。那个人还在连篇累牍地写着既不是情书也不是学术文章的信件，就好像在他心中有一个数字目标一样。纪小佩在这些信件中了解的东西，比从历史教科书中了解的东西要多得多。她总是在用她的生命等待着信件，或者是邮寄，或者是在某种场合悄悄递给她，或者直接送她的宿舍……
纪小佩渡过了最为难过的那段时光，离婚带来的可怕的精神动荡就像地磁的扰动一样，不久就归于平息，她的生活渐渐回复到了正常状态。在这些人中间，她又找到了感兴趣的话题。历史，从谈话中、信件中了解的历史，以它特有的方式说明着她所无法了解的世界，她在过去中为未知的生活找到了解释，她不再茫然，她好像突然来到了一个清朗之地，她像小孩子一样跳着唱着……她感谢父亲和母亲，感谢所有出现在她生活中的人。
父亲退休前后，纪小佩的生活走上了正轨，纪南也就放下心来了。虽然父亲对她说过，生活多么崇高他就有多么崇高，生活多么卑鄙他就有多么卑鄙，但是在她看来，父亲不像他说的那样崇高，也不像他说的那样卑鄙，他只是一个想让他的妻子女儿生活得好一些的老人。他的学术活动以至于所有的精神生活，都以此为最终目的。你可以说他不是一个好的学者，但是你无法否认他是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
父亲说：“小佩，如果你选择了一生研究学问，我觉得，你还应当开阔一下视野……”
父亲第一次这样说的时候，她没有在意；第二次这样说的时候，她回答说：“你不认为我读研究生是在开阔视野吗？”父亲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第三次这样说的时候，父亲直截了当告诉她：“你应当到国外去，国外有比国内更好的研究历史的条件。”
这个时候，纪小佩对父亲的话已经没有理解上的距离，就好像这是一个在他们中间经常在谈论的话题，严肃认真地探讨了达到那里的可能的路径，确定了行进的方向。
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这不仅仅是纪小佩一个人的努力，而是全家的努力，纪小佩研究生毕业时如愿考入了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所，并且获得了全额奖学金。更为重要的是，和她一同赴美国深造的还有那个一直给她写信的人———周肇基。
我们已经知道，周肇基最初写的信件已经被暴怒的金超撕碎了，尽管这样，纪小佩的信件编号也已经到了39号。
最近两年，周肇基的研究方向发生了很大改变，他已经从纯学术领域转变到了对中国当代社会状况的研究与思考上来，并且获得了许多有名望的学者的欣赏和鼓励，他的几篇论文在国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写给纪小佩的第39号信件中，周肇基比他公开发表的论文更直接地阐述了他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思考。他对纪小佩说，拉美国家与欧美国家最大的区别在于：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实现了全社会的共同富裕，而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却是造成了近一半人口的贫困化。他说，中国发展到现阶段已逼近一个临界点，走过这个临界点就是今天的欧美国家，走不过这个临界点就是今天的拉美国家。在临界点前的一段时间，工业效益一般会有一个较大的提高。产业内部结构和物流信息的整合，使得产品结构链顺利衔接、供求关系低成本化、技术和工艺逐渐提高，导致了效益增加。表现到微观经济中就是企业为了追求效率逐渐地剥离人员，导致大量的失业人口产生。而失业率的增加是贫富差距的直接原因，这就是资本内涵式增长造成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根源。经济的发展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被排挤出了经济发展受益者的行列。欧洲各国跨过这个临界点时并没有表现出像罗斯福新政这样明显的形式，但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帮助欧洲各国以渐进的方式跨过了这个关口。例如用法律的方式维护劳工权益、增加社会保障和福利等。在这个问题面前纯粹的经济学手段往往是无效的，只能用政治性的手段来表达社会公平，所以说，这个问题最终是一个政治问题。周肇基痛心疾首地说，今天中国的情况与拉美很相近，这是中国经济进入临界点的信号。如果再有一次大的通货膨胀，将下层人民推进赤贫境况，后果当然会十分严重。
对这些很专业的观点，纪小佩已经没有了理解上的困难———周肇基的思想是那样直接地作用于她的思考，她头一次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找到一条科学的连线，这个连线一旦形成，很多过去无法理解的历史的或者现实的谜团，就都清楚了。所以，虽然周肇基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