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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Z部干部任用程序，Z部人事部开始对准备提拔的干部进行考察。周燕玲带着一个叫余馨娇的女孩子，来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
余馨娇穿一双刚刚兴起的松糕鞋，一身式样奇特的黑色衣裤，头发的四分之一被染成了棕色，扎扎喇喇地束成一绺一绺的，看上去就像是正在追星的中学生。吴运韬带着他们往人事处走去的时候，余馨娇脸上莫名其妙显出一种痛苦的表情，好像身体的某个部位正在疼痛一样。她问周燕玲：“得多长时间啊？！”话说到一半儿，就被周燕玲用严厉的目光制止了。
人事处处长韩思成的儿子最近出了点儿事情：做阑尾切除手术的时候，让人家把一只肾给切走了，正奔走在医院、法院和卫生管理部门之间，想讨个说法。吴运韬很同情体贴，对他说：“你就跑那事去吧，不要来上班了。有什么事你让苏北帮你一下。”
今天他是特意从法院赶到单位来的。到了单位，韩思成就换成了另一个角色。听到脚步声，韩思成从里面把门打开，说着“欢迎欢迎”，站在门边等人进去。他已经把办公室收拾得整整齐齐，擦得干干净净。
周燕玲指着韩思成说：“老韩你好像是瘦了。”
周燕玲当了多年Z部人事部主任，在下属单位的权威不亚于Z部副部长。韩思成没想到周燕玲会这样亲近地跟他说话，连忙应答：“瘦了好，瘦了好。”
“怎么回事？”周燕玲一边问一边把目光转向吴运韬，就好像吴运韬应当为韩思成的消瘦负责似的。
吴运韬一直慈善地笑着的，这时转换了表情，用歉意的口气说：“老韩工作太辛苦了……我想了，明年无论如何再给他配两个人。”
面色苍白的韩思成说：“倒不仅仅因为工作，我最近……”他发现已经没有人再注意这个话题了，就转了口：“老吴，你看……”
“开始吧？”吴运韬问周燕玲。
“行，开始。”周燕玲已经坐在转椅上，打开公文包，取出一迭迭的纸张，还有—个很讲究的笔记本。
余馨娇被书柜里摆着的一只亮晶晶的铜佛吸引住了，瞪大了眼睛看。
吴运韬说：“老韩你帮助叫人吧。我就走了。”后一句话是对周燕玲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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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思成欠欠身，说：“行了，老吴，就这样。”
“行。”吴运韬和韩思成一块儿出来了。
在楼道，韩思成压低了声音问吴运韬：“先叫谁？”
吴运韬看着前面，面无表情地说：“按名单叫。”
谈话进行着的时候，吴运韬坐在办公室，心里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他不是害怕周燕玲把握不住方向———处事老练的她不会将考察变为对被考察人的真正的讯问，她会认真严肃地把过场走完。
叫别的人韩思成都是用的电话，但是叫苏北的时候，他亲自来了。他来到苏北办公室，苏北正趴在办公桌上打盹———苏北已经深陷在了韩思成儿子失去右肾的案件之中，昨天晚上修改呈递给卫生管理部门的申诉材料，一直到今天早上五点。韩思成心里非常不安，反复说：“你看把你累的，你看把你累的……”
苏北摆摆手不让他说。
苏北往人事处办公室走的时候，脑袋昏沉沉的，脑子里喧嚣着的全是申诉材料里面的话，全是那个动刀的大夫沉着冷静的面容，愤愤不平的情绪和呼唤正义的理性茭织成为可怕的音响。
苏北还记得韩思成在给儿子动手术前跟他讲给主刀大夫送红包的事情。
“那是一个独立的房间，”韩思成说，“房间里没有别的人。我把信封拿出来，从桌子上推给戴眼镜的大夫，说：”这就是那么个意思。‘大夫说：“别，不必要这样。’我说：”嗨！也就是那么个意思……‘大夫又说：“你看这样可不好。’就在他这样说着的时候，他已经把信封拿起来，装到白大褂里面的兜里了。大夫的态度就好起来，嘱咐这嘱咐那的。当时我挺感动的，觉得这红包送得还是对的。”
苏北也不觉得韩思成有什么不对———医院早已经成了道德肮脏的地方，韩思成不过是按照潜规则做了他应当做的事情。
“然后我就去办手续，”韩思成继续说，“过了不到半个小时，那个大夫在厕所门口拦住我，说：”你刚才给我那东西，怎么不见了？‘我说怎么可能呢？我亲眼看见您装到口袋里的呀！他解开白大褂，翻开口袋给我看。我说是不是掉到地上了？我把疼得喊爹叫娘的儿子安放在走廊里的椅子上，就和大夫一道到诊室里去找，桌子底下都看过了，就是没有。我说：“你看这事闹的。’大夫挺好，说：”算了算了，我本来就说没必要。‘老苏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他是不是嫌钱少，让我再送一回呀？“
苏北问：“红包里多少钱？”
“五千块。”
“他不是嫌钱少，”苏北说，“五千块绝对不少了，这是你半年的工资呀！还少吗？”
“那是怎么回事？他明明收了我的钱。”
苏北笑了，突然想透了这件事情，说：“嗨！我知道了，他是告诉你：他没收这份钱。不管到什么时候，他都可以说他没收你这份钱。”
韩思成大为惊讶：“你看现在这人，简直都成精了……”
谁也没想到，送了红包也没保证儿子不出事情。韩思成知道儿子的肾被切走以后，呼天抢地，怪自己给大夫送的钱太少，而且人家大夫也做了暗示……这样，苏北就认为自己有了某种责任———他当时做的分析不是这样的。他开始帮助韩思成打官司。
……
见到正襟危坐的周燕玲和梳着公鸡尾巴一样发式的余馨娇，谈着关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谁具备或不具备担任职务的条件的时候，不知怎的，苏北产生出一种极为荒诞的感觉，就好像这一系列事情都是一个没有理性的人随便组合在一起的。
苏北谈得不好，他的心好像根本不在周燕玲提出的那些问题上，对苏北不很了解的周燕玲也没有感觉到这个人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做出过什么贡献。而对于未来，他也没有谈出什么新的见解，他脑子里晃动着的是卫生管理部门那个｜乳臭未干的工作人员的身影，他的傲慢无礼，他那纤细而苍白的手拿烟的姿势，他朝下乜斜他和韩思成时那种绝对没有文化教养、类似于在街头用扑克牌行骗的小流氓的那种目光……出了大门，苏北恶狠狠地说了一句话：“我想把那个小混蛋掐死！”韩思成迷迷茫茫地说：“这样的人不知道怎么到这样的单位来的？”苏北当时一句话也没说。
现在他也什么都不想说。
第十一章 迷乱
苏北终于完成了写作《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的全部工作！他的案头，整齐地放着用他那台针式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五百六十页文稿。文稿散发出特有的清香，就像小时候领到新课本时闻到的那种清香。
他沏一杯咖啡，一边品呷一边做最后一遍通读，校订一些错字。他心情很好，就像看到亲手操持出来一片绿油油的庄稼一样。他读得极为顺畅，这说明他已经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通读一遍以后，他又把全部稿件整齐地码摞在一起，对自己说：“行了。”
在这八个月时间里，他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王岚来看过他，带来几本苏北喜欢的书籍，其中有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福山的话题实际上是关于历史发展和人类处境的话题，这也是苏北和王岚都感兴趣的话题。思想的力量和魅力会使人从精神上感到圣洁，他们的阅读和讨论充满了乐趣———和王岚在一起总是愉快的，然而这样的机会不是很多。王岚有她的生活和事业，你总不能动不动就打电话要她过来聊天。太寂寞了，苏北有时也会接受文学朋友的邀请，去参加文学界的聚会。但是他从这种聚会中得不到乐趣。
这类聚会上最活跃的人物往往是很少写东西但长期混迹于文坛的人，这些人大都是因为最初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而成为所谓作家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写作和发表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当他们文思枯竭，完全写不出东西的时候，就游走在著名作家中间，以回忆和他们的交往来炫耀虚荣并证明他们的存在。他们在出版界有很多朋友，可以一本接一本出版这类作品集，作品集前面有三分之一篇幅是与著名作家的合影。这类人一不小心就还会成为骗子———在帮助著名作家联系出版文集或作品集过程中，在正式合同文本之外，和出版社暗中达成某种约定，甚至能够在著名作家作品尚未发排付印之际，先领取到一笔编辑费，有时候远远高于作家的稿费；而著名作家还对他们感激不尽，非要拿出一部分稿费予以酬劳；他们非法出卖和转让年老体衰作家的作品版权，和书商结为利益共同体，在赚钱的黑道上左腾右转，呼风唤雨；他们拿着著名书法家画家的字画，出入于政界或文化界高官的府第，在所谓的文学沙龙中把高官哄得像孩子一样高兴，他们就得到某项授权，在国家掏钱的文化活动中担当执行委员会主席……于是，他们在昌平或温榆河畔某个高尚住宅小区有了独体别墅，有了高级轿车，有了随时可以共赴温柔富贵之乡的“女朋友”，有了供子女到国外上学的资财。
刚刚小有名气的年轻作家，在富丽堂皇群贤毕至的场合，会甜蜜地想到这就是“上流社会”，言谈举止间刻意拿出贵族的姿态，翘着手指操持着盘子里的龙虾，闭住嘴咀嚼，并不时用搭在胸前的丝质餐巾揩一揩嘴角，语言中添加一丝英语发音味道，在转述民间流传的黄段子时，用卫生教科书上的词汇代替对隐秘部位的称谓，把富于生气的笑谈改造成既下流又丑恶的东西。而此时此刻，他们远在千里之外荒原上劳作的父母，正在把烤熟的土豆从炭灰中扒出来，当做午餐。他们一边为土豆剥皮，一边遥遥地看着北京的方向说：“娃要是在这搭就好咧，娃小时候就爱吃这号东西。”他们希望远方那个已经成为作家的儿子“有出息”，为此他们已经这样劳作了几十个寒暑。
在这样的人中间，苏北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厌恶，还有剧烈的灵魂痛苦。是的，社会发展了，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你应当为罪恶的人找到成为罪恶的理由并最终原谅他们……他做不到，就像永远不可能从粪便中闻到芳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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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不会把其貌不扬的苏北放在眼里，他们的高脚酒杯准确无误地寻找要找的人，灵活地避开名声不大或者说他们根本不认识的苏北。每次从这种场合出来，苏北都像在灵魂上被皮鞭抽打了一顿，那条条血痕久久无法痊愈，只有远远地避开它。
杜一鸣的儿子杜放在石家庄开办的小吃店生意兴隆，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家中档餐厅，桌子增加到了八张。富起来了的杜放买了楼房，把杜一鸣夫妇接到那里小住，也让他们看一下未来的儿媳。
杜一鸣在电话里对苏北说：“我没想到，苏北，我真的没想到。”
杜一鸣临走的前一天，苏北曾经去送行，当时的杜一鸣情绪极好，拉住苏北的手不放，说：“思想者自有思想者的幸福。”
两个人都笑，好像在为自己的行为解嘲。苏北说：“我们也就仅仅是思想而已。”
“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在想一下都会成为罪恶的年代，就连这点儿可怜的幸福都没有。”
苏北看着变得异常苍老的杜一鸣，不知道为什么，被深深地感动了。
他们相互嘱咐注意保重。
杜一鸣夫妇这一走杳无音信。
苏北曾经多方打听杜一鸣的消息，很多说法都不确切———有的说杜一鸣辗转去了美国，有的说被石家庄某所大学聘请为教授，还有的说掉到一个没有井盖的地下排水道淹死了……最后，就连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杜一鸣其人，杜一鸣是不是有一个和顺温柔的妻子和有出息的儿子，儿子是不是真的像杜一鸣说的那样挣了很多钱，也成为无法确定的东西。
这件事让苏北迷惘了很长一段时间。到处都是谜团，谜团像假酒、毒火腿、地沟油、注水肉一样包裹着人们的生活，让人喘不过气来。在一个充满了欺诈和虚伪的世界里，即使仅仅生物性地活着，也已经是一件极为艰苦的事情，何况你还要从这种生活中寻找精神意义，寻找行和知的理由……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隧道，没有尽头。
真的像有人传说的那样，杜一鸣消逝在隧道的深处了吗？
最近，王岚因为编辑和出版一个老作家文集忙得不亦乐乎，连电话也顾不上打。
老作家的早期作品以对人性的深刻探索和对民主自由的追求而进入文学史，但是他后期作品却平庸堕落到了让人提起来汗颜的程度。可见，生活具有铁一样的手腕，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被改造。人们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低估了一个社会对人强制性改造的力量。在一个就连最激烈的个性也可以被改造的世界里，“五四”时期曾经让年轻人热血沸腾的字眼，似乎成为了散发着灾难气味的东西，人人唯恐避之不及。作为回报，被改造了的作家得到了舒适和地位，在各种各样的教科书中占据着显赫的位置，然而，一个灵魂死亡的人，对人们还有多大的感召力？哪一个正常人会买这样的作家的作品？
苏北很不以为然。
王岚辩解说：“老作家文集带着国家出版经费补贴，三十万块呢。”
苏北赶忙说：“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都是巴不得的事情。我知道。”
“苏北我跟你说啊！”王岚说，“别不食人间烟火，你何必呢？”
苏北说：“我可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你以为我没做过这样的事情吗？”
从那以后很长时间再没有王岚的消息。苏北失去这样一个可以进行精神交流的人，生活出现了很大的空缺。虽然他也能够向罗伯特·罗森述说他的思想和生活，但是，毕竟，和王岚的交往不是罗伯特·罗森可以替代的。而且，他已经几次在和罗伯特·罗森聊天的地方看到褚立炀的身影，他也不敢太随意。
深秋，一个狂风呼啸、落叶纷飞的日子，终于完成老作家文集出版的王岚打电话来，说要在人民大会堂陕西厅召开首发式，让苏北来参加，她说她要对他说一件事情。
苏北来到人民大会堂，在西门外面的台阶上看到穿风衣的王岚。王岚手里提着好几个印着远东文艺出版社字样的纸袋。王岚顾不上和苏北说话，点点头，先跑进去了。
首发式在福建厅举行。苏北找一个角落坐下来，等着王岚。会议开始以后，王岚的事情就不多了，坐到苏北身边，她看上去很疲惫。刚要说话，一位穿着时髦的女记者来叫王岚，为和她一起来的人再要一份车马费。王岚冲苏北做了一个痛苦的表情，又匆匆走了。
过了一刻钟，王岚才脱身，坐到苏北身边，直截了当地说：“钱宽最近可能要被免职，到北京文协当副主席。”
苏北万分惊讶：“为什么？”
“这种体制的单位，还能是为什么？人事倾轧呗！”
“老钱在那里很稳当呀！”
“没有很稳的人，苏北。”王岚提高了声音说，“现在，没有把位置坐很稳的人，没有人。”
苏北不语。
一个评论家正在声嘶力竭地说老作家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
“那么，”苏北问，“谁来当远东文艺出版社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