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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到一起，住到阜成门去了。
站在这里，苏北才切切实实感觉回到了生命起始的地方，觉得经历二十五年漂泊，这回真正落到了地面上。他落到了一个宁静生活和工作的港湾。
在单位，虽然适应新的环境需要一个过程，虽然他知道这里同样会充满了人生争斗，但是，他感到心满意足，感到心里异常踏实。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他的角度：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妥善安排自己的创作。现在他再也不用为一个单位的运转殚精竭虑了，日子一下子显得清闲而自在，生命好像又回到了初始的地方。时间耽搁得太久了，他要静下心来写一直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
在一个环境里，完全置身局外的人会获得非常好的观察角度。他为自己有这样一个角度感到高兴。他找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作为搜集素材的札记，准备用它来记录对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人和事的观感。
这已经是他写的第35本《札记》，从到洛泉地区插队第一天到现在没有一天间断。这么多年来，札记成了他最可信赖的朋友。如果不能够用笔书写，他的生活就将一片灰暗，他在最没有光亮的地方看到光亮，在最寒冷的地方找到温暖。生活的巨大转折也许会带来些许新鲜，但是，他知道它龌龊、肮脏的本质不会改变，他还会每天看到和听到巨大的社会不公，还会在社会的沉沦中体会沉沦的痛苦，在遍寻友谊与爱情而不得中品尝寂寞与孤独，还会需要能够倾听他诉说的伴侣。这个伴侣只能是他的《札记》。每天晚上趴在床上向笔记本倾诉的时光是最好的时光。
他在札记本的起始篇中详细记录了和徐罘、吴运韬交往的细节，对他们这种知遇之恩充满了感激之情。报答他们的最好方法，就是尽快做些事情，现在他想的就是怎样做些事情。
金超对苏北的了解极为有限———吴运韬没向他透露关于苏北在K省的一切细节，金超既不知道苏北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作家，也不知道他到这里之前是《西北文学》的主编，在金超印象里，这是一个有些书生气的返城北京知青，苏北的言谈举止也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说明他的经历的佐证。
金超告诉苏北：“我的家乡就在你插队的洛泉地区……”
苏北很惊讶，说：“世界怎么这么小？老吴是K省人，我爱人去的是你的母校，而你的家乡又是我插队的地方……这简直是小说了。”
金超也笑，说：“这可能就是咱吴主任说的那种‘缘分’，他说人和人相遇都是出自缘分。”苏北点头赞同这种说法。
金超满意地看到，苏北是一个踏实工作的人。编辑室里有一些以前很难处理的积压稿件，有的还是很著名的作家的作品，金超就交给给苏北处理。苏北很认真地读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分别拿出了处理意见，这时候金超才发现这个不事张扬的人学养深厚，在当代作家中有很多朋友，这可以从苏北接到的电话中听出来。有质量的作家是出版单位的资源，很显然，苏北在这方面有绝对的优势。那些交给苏北的退稿，都是有名望但又写不出好作品的人，很难缠。以前曾经被列入出版计划的，竟然也被苏北很顺当地当面退还给了作家。让人惊讶的是，没有一个作家因此来找金超或者吴运韬的麻烦———过去，他们总是想方设法躲避这类作家———金超甚至接到某位一度宣称要起诉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大作家的电话，说苏北的意见非常好，“切中要害”，说他已经将这部作品作为一次失败，不再用它来烦人了……金超和吴运韬说到这件事，毫不掩饰对苏北的赞赏。
吴运韬说：“那当然。”
吴运韬头一次向金超介绍了苏北的情况，说他是一个作家，在K省曾经当过一个大型文学双月刊的主编，发表过不少作品。苏北的情况一方面使金超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他觉得苏北过于庞大了。苏北过于庞大是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还无法预料，但这是一件让人不踏实的事情。
“你放心，”深谙处事之道的师林平对金超说，“老吴最终还得依靠你和我这样的人……”金超不置可否。师林平嘲笑金超无知，“金超你记住，你、我，和吴主任的友谊，是经过历史检验的。”金超点点头。
师林平压低了声音说：“金超我告诉你，有一次，老吴对我说，人分为三种：一种是贴心而又能够共事的人，一种是你可以使用但绝对不能相信的人，还有一种就是既不能相信又不能使用的人。”
师林平正色说：“你想想，你我是哪种人吧！”
他们开始分析自己在吴运韬心中的位置。他们愉快地发现，他们属于第一种人，这么多年来，无论何时何事，吴运韬没有动摇过对他们的信任，在他当了主任以后，马上把他们安排到了中层领导岗位……那么李天佐呢？毫无疑问属于第三种：既不能相信又不能使用。还可以把王莹琪或者夏昕放到这里面来。至于新来的苏北，金超和师林平都认为，充其量算作第二种，他们都有极为深切的体会，一个人要取得吴运韬的信任不是那样容易的，苏北即使成为第一种，也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
这样想来，苏北不是什么威胁。金超心情舒畅地工作，心情舒畅地和苏北相处，再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苏北上班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从胡同口坐三站电车，再乘地铁，坐七站，出站以后再走一刻钟；一种是从家里出来，走两站，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班车点乘班车，直接到单位。他选择了后者。
班车是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单位的政治晴雨表。
在班车上，热情的问候和调侃中，有会心的理解同时也可能有不可调和的憎恶；嘻嘻哈哈的玩笑话说的也许是一个谁都不愿明说的严重事件：“锣鼓听声，说话听音。”恶毒的诅咒有可能用热烈的赞扬来表达；由衷的感叹说出来的有可能是一句粗俗的咒骂；暗恋着的姑娘总是远远地避开她的白马王子的座位，被爱火燃烧的小伙子对他所爱的姑娘表现出谁都可以注意到的冷漠；巴结领导的方式早已经超越公开谄媚的原始阶段，进入到了一种了无痕迹的炉火纯青之境；利用非法手段赚取不义之财的人不断诉说生活的艰难，生动描述在农贸市场上为一捆菠菜和小贩发生的争吵，一贫如洗的人夸夸其谈星期天全家在和平门烤鸭店的一顿大餐；富于心计权谋的人躲在一个角落里哦哦啊啊地装傻，没心没肺的人炫耀着自己的聪明，把众人皆知的某人的一段丑闻或者领导层的某种动向作为秘闻说着；在一对要离婚的人面前总是有一些热心的说合者，随后这些说合人就成为足以对离婚者造成伤害的小道消息传播者———或者男方东西太小没有灵性，或者女方得了什么病见了男人那东西就吐……最后还不无遗憾地说：“俩人都是挺好的人，你说出这样的事多让人可惜呀……”
中国人的生存智能是在长时间的不正常年代里形成和积淀起来的，这是一种强大的集体无意识。当两千多年前一个身材瘦小、面色苍白的儒生在咸阳被秦始皇活埋的时候，他的后人一定刻骨铭心地记住了这样一条血淋淋的教训，你不要对皇上说他不爱听的话。他又用这个教训后辈。后辈已经削为平民，躬耕于乡间，见不到皇上，皇上对他也就失去了作用于人生的意义，但是乡间还是有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于是古训成了“你要顺从所有有权有势的人”。
历史长河，滔滔不息，人生百代，此伏彼起，你知道，—个种姓，一脉血缘，要经历多少荣辱沉浮，多少苦辣酸甜？
很少有人能够说出自己的来历，哪怕是仅仅上溯五代人的来历，我们血缘的脉络早已干涸消失在历史的粗大线条之中了，但是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却潜藏着先祖留给我们的关于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的密码。我们并不意识到这些密码，在它蜇伏着的现世人生中出现某种无法规避的选择之时，它才唤起我们的生物性本能，命令我们怎样做和怎样说。但是我们并不完全被动，作为大自然的一个链条，我们的肉体还肩负着繁衍的功能，所以我们有肉体的欲望，有由此生发的种种精神渴求。我们的一生实际上只是索取和得到两者之间的一个过程。我们要索取，我们就工作，就争权，就夺利，人生就处在“匮”的状态，一种失衡的状态；我们得到了，“匮”变为“盈”，我们就达到了平衡。这是最好的状态。但这种状态在人生中是极为短暂的，如电石火花，转瞬即逝。我们似乎永远处在巨大的不平衡之中，我们总是在争斗，和宇宙，和大自然，更多的是和人。
生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既丑又美的东西的，这对谁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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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车上三十多个人，处在各自不同的人生状态，各自不同的人生位置，可以想见，这个小小的世界也必定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处在“失衡”的状态，但是，如前所说，我们中国人的生存智能让这些人以各自的方式把它控制在了平衡之中，所以，班车又很有乐趣。
你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其貌不扬的人。其貌不扬的中国人深藏的智慧和生存机智足以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媲美。美国《纽约时报》刊载过一个在中国游历的美国人的专稿，那位美国人告诉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美国人：即使你在青海高原与一个用牛粪火烧饭的妇女交谈，你也要提醒自己：你是在和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对话。
班车上的说笑在继续：“看北京晚报了吗？昨儿一辆夏利从燕莎桥开下去了，翻了个过儿司机愣没死嘿……”
“现在那儿人特多，根本没法儿玩儿。”
“其实你犯不上，现在这兄弟姐妹之间，有几个好的？还不是自个儿过自个儿的日子？你过得好，他还眼红呢；过得不好，也不可能有谁来帮你一把。”
“可不是嘛！”
“我一直认为，崔健是中国最好的诗人，只有他把诗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说句不客气的话———整个新时期文学对时代与社会的认识都抵不过崔健的《一块红布》……”
“那是一些掌握了评论话语权的骗子，你不可能指望他们有真知灼见，他们当紧要解决的是道德问题而不是学术观点问题。”
“我爷爷那会儿在天津开武馆……”
“中国作家中如果有一百个像王小波这样自由思索、敢于拒绝官方荣誉的人，中国文学就有希望了。”
“后来丫用手指我，我说你他妈指谁呢？‘啪’的一下就给了丫一耳切子，哎哟把丫打的哟，血当时就从鼻子流出来了……”
“那怎么办？我只能这样。再者话说了，你主任都不当回事儿，我着哪门子急？不就是十几万块钱吗？损失就损失了。”
“有那么一句话：持身不可太皎洁，一切污辱垢秽，要茹纳些；与人不可太分明，—切善恶贤愚，要包容得。这才是做人的学问。”
“弗洛伊德是个大流氓。”
“后来我跟我姐说，你不能离开单位，哦，对了，我给你卖快三十年命了，忽然有一天我说算了，组织甭管我了，我自谋生路去呀……能这么便宜他吗？！我说我姐夫当老板那是人家有本事，你凭什么为这个把单位饶了去？傻冒呀？公家给了咱这碗饭，咱就往下吃呗……”
“不不不，那你是说错了，王朔的价值不在这儿，王朔的价值在于他讥笑了从来没有人敢讥笑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并不都是坏的。”
“散文堕落了，我从来不看眼下走红的那些散文家的散文……”
“这次我先放过他去，你看我最后怎么整他……”
又有人说到吴运韬昨天在全中心职工大会上的讲话，说到师林平因为加班工作昏倒在办公室。
于海文嚷嚷说：“谁知道丫是真昏倒还是装神弄鬼？说不定是丫装孙子迷糊老吴呢！”
那时候于海文还没有对吴运韬恨得咬牙切齿，所以还叫他“老吴”，没有用“丫”这个字代称他。
和苏北隔过两个人，一个不紧不慢的声音说：“老吴就喜欢这样的人。”
另一个年纪已经不小的人说：“我一看见师林平和老吴说话那种样子就恶心。一个人竟然能够把自己作践成这个样子，可见这人不是个普通人，我们这些人都没有这个本事……人家老吴用他也就是对的，要是我也用这样的人，想睡了人家给你递过来枕头，想坐了给你屁股下面塞来个凳子，多得呀！”
人们就笑。这话实际上已经有谴责吴运韬的味道了。
苏北坐在班车最后一排座位靠窗的地方，眯住眼睛打盹。
没有人把苏北放在眼里，没有人顾及苏北的反应，这也是一个环境中出现不了解的外来人时常有的情形。
谁都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人，眼下正在做一件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在首都机场候机大厅，苏北见到了已经交往二十多年的著名作家胡杨。
胡杨其貌不扬，由于长年伏案写作，眼睛看上去显得有些浮肿。胡杨的小说、散文蜚声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美国和西欧国家也给予他很高评价，称他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最有创造性的作家，但作家本人仍然保留着作为一个人的“原生态”，就连他说的话也是地地道道的K省中部方言，这种接近山西、陕西口音的方言虽然不像金超初到北京时说的话那样拗口，没有到过K省的人听起来仍很困难。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人，因为一本《国色》，在中国大陆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文学地震。
《国色》刚刚出版之际，忠实贯彻有关部门意图的文学评论家在没有弄清上级意图之前，鉴于胡杨的巨大名声，在远东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钱宽的盛情邀请下，撰文说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的重大收获，评价相当高。里程碑式的作品容易引起注意，果然，有关部门的意图就传达了下来，认为《国色》的性质是消极的，应当引起注意。据说传达下来的意图是出于这样的背景：有人对一位德高望重的将军说最近出版了这样一本书，将军非常激动，就像当年面对国民党军队一样，用拐杖嗵嗵地拄着地板，命令说：“把狗日的抓起来枪毙！”当然，时代毕竟不同了，没有人真的执行，胡杨没有被抓起来，也没有被枪毙，但是，有关部门不能不过问这件事了，主抓这件事的就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办公室主任沈然的丈夫谢东方同志。谢东方同志在一次小范围通气会上严厉宣称：依据原则，远东文艺出版社必须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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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个传言，远东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钱宽很紧张，对责任编辑王岚说：“这事要控制一下。”但是，在这样的时候，你是无法控制舆论的，一向善于看风使舵的评论家马上否定了自己对这部作品的最初评价，解释说评价一部作品需要时间，现在看来，这部作品在主调上是缺少时代亮色的，是消极的……随后，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潮流，全面否定胡杨二十余年的文学耕耘，继而对当下的文学从整体上进行了所谓“反思”，说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正在丧失……这更增加了钱宽的压力。那段时间，钱宽几乎每天接到谢东方的电话，这位年近六十岁的老者也经常到谢东方的门上去，点头哈腰地说好话，听训斥。最终，远东文艺出版社没有被撤消，有关人员却受到严重冲击，责任编辑王岚被开除留用，社长兼总编辑钱宽则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