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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来没遇到把他真正当人的领导，只有吴运韬，使他感觉到被关心爱护的温暖。脸色苍白的师林平从来不向金超隐讳他把吴运韬看作自己的父亲。如果是另外什么人，金超也许会嘲笑，但是师林平这样看吴运韬，仿佛成了很自然的事情，就连金超自己都受了感染，觉得把吴运韬看作父亲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现在，即将启动辉煌前程的两个年轻人，也就更想不到把吴运韬看成自己的父亲有什么不好的了。
这天，纪小佩早早就回来了，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等着金超回来。
她反省了自己。最近一些日子，她总是想办法拖延在单位的时间，在那里读书，写那篇《康有为〈大同书〉在近代中国的意义》。这是一项很繁复的工作，她尽量在那里面发现乐趣，她实际上发现了乐趣，思考的乐趣。
越是这样，她越是想独自呆在房间里，不要有任何其他人。她总是下意识避免和金超呆在一起，她知道这样不好，她痛苦，他也痛苦，但是她无法不这样做。如果哪一天她在单位实在呆不住，不得不早一些回家，她就给金超留一张条，到菜市场去买菜，一直耗到很晚才回来做饭，做饭的时候不用金超伸手，她愿意一个人一边做饭一边想事情。到了休息日，从来不爱逛商场的她有时也和同事一道去逛商场了，买回来一些有用没用的东西。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爸爸妈妈那里了，不是她不想回去，她是怕掩饰不住内心那种错乱的、无法诉说的感觉。她怕妈妈看出来为她着急。
这是每一个人走向生活时都遇到的吗？她在报上看到一篇谈婚爱的文章，那里有一个男人，不断地在外面寻花问柳，她妻子竟然能够容忍，原因是女人认为世界上的男人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吗？金超就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这样的。这样想来，她又觉得是自己太任性了。她甚至归结为是她的家庭为她营造了一个过于纯洁透明的环境，她对生活的另一面太缺少了解。这样说来，金超有什么错呢？她应当做出努力，建设好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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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金超的脚步声，她马上迎了出去。金超神采奕奕，沉浸在心中那件事情当中，并没有注意到纪小佩与往日有什么不同。回到屋里，他马上抱住了小佩，亲吻起来。
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样亲吻了。
在亲吻的间隙，他告诉了她对于他、他以为对于她也同样重要的消息。
她惊叫一声：“是吗！？”
他们坐在床上，他拿出任命文件让她看；她以夸张的热情把文件拿过来，看着，赞叹着。他们一同沉浸在喜悦之中。
纪小佩鲜明地意识到，她实际上没有那样喜悦；她并不真的认为这件事是那样值得人喜悦。但是她理解他。她知道这件事之于他的生活，以往的生活和以后的生活的意义。所以，她像他一样喜悦着。
这的确是一个喜悦的夜晚。
……
金超沉浸在幸福之中。他成百上千次像回味初恋一样回味吴运韬和他谈话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次都能从这件事的不同部位吸吮到幸福，都能从不同的层面领悟到更深刻的含义。每天早晨醒来，他都模糊地意识到某种重大而光明的东西充溢在他的心头，并允诺给他带来更大的幸福。
他控制不住自己不到吴运韬的办公室去，那里成了他的圣地，在那里他能更真实地证实自己的幸福，再一次听到吴运韬的鼓励与赞赏，同时，一种畸形的愿望，也在他内心深处萌发了出来：要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在他面前像一个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儿子。
春天，金耀接到金超寄自北京的信。
金超告诉这个不成器的弟弟，他在北京的奋斗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他被任命为编辑室主任，他特别说明：“处级，相当于县长或县委书记。”他对没什么文化的弟弟写道：“人生就是这样，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他让金耀把这个消息转告家人，他就不另外写信了。
当时全家人都在北山上平整土地和为苹果树剪枝，金喜财老汉顺便在地边掏出了一条土地，可以种几钵番瓜，就让金耀回家来取番瓜籽，金耀遇上了乡邮员。
读罢信，金耀大叫一声，也顾不得回家了，像旗帜一样高举着那封信，高叫着：“我哥当县长了！”跑过金家凹的主要街道，然后往北山窜过去了。
北山上有很多做农活的人，都直起腰嘲笑地看着他。当他们听清他的呐喊以后，善良的庄稼人就不再用嘲笑的目光看金耀了，好像他那样奔跑和呐喊是理所应当的一样。人们不约而同撂下镢头，挖上一锅旱烟，站到已经吐出草芽的山坡上，议论着这件事的意义，羡慕极了。
精灵鬼孟三早就忘了村长金秋明把金喜财家的水浇地夺过来分给他这件事———那是他向金秋明贿赂三百元办到的事情———以金家凹村最聪明人的身份对大家说：“谁家有金超这么一颗儿子，死也值了。”
住在村西头的白胡子老汉刘拐子把身体的全部力量都支到右腿上，喜眯眯地望着北京的方向，点着头说：“超超这娃的前程，真格大着哩！”
金喜财老汉远远看见金耀从山下跑上来，哇哩哇啦地叫，先打了个愣怔：狗日的果然疯了。他本能地把老伴和女儿金秀护在身后，攥紧了镢把，心里盘算着：这个人若是再伤我家里的人，就用这镢头把狗日的挖死。
金秀耳朵尖，先听出了一点儿名堂，从父亲身后挣出来。金喜财老汉还在胡乱咒骂使他万分痛苦的逆子，金秀根本听不清哥在喊什么。十九岁的她愤怒地甩过头来，喝令父亲闭上嘴。金喜财老汉嘴没闭上，却蓦然间没了声音———他没想到女儿也会这样。
现在就连金喜财老汉都听清“我哥当县长”这句话了。
稍顷，金耀从一道坡坎下面露出汗淋淋的头，用最后一点儿气力爬上了坡坎。他脸色煞白，好像要死。母亲惊叫一声，先扑过去抱住了他。他站不住，连带着把母亲也拐着倒在了地上。金喜财老汉俯下身子，问：“这娃咋了？”
金秀把信从哥手里抽出来，急切地看了两行，“呀！呀！”地叫起来。
金喜财急了：“我日你妈叫喝啥了么叫喝？咋了？！”
金秀一旦把事情说清楚，一家人就都“疯”了。那封信在四个人手里夺过来夺过去，很快就碎了。
“那就把咱谷庄驿伍俊德乡长也管了么？”
金耀喘着气说：“管了管了！”
“那我要跟娃说把狗日的撤了，这伍俊德乡长这么多年就不做人事么。”
老汉以为他那宝贝儿子当的是崤阳县县长。母亲说她明儿就去县城看儿子。金秀费了很多口舌才让两位老人明白金超没回来，还在北京哩，他当的官不是县长本身，只是“相当于”县长。“说啥了嘛！”她白了金耀一眼。
两位老人有些失望，但是意识到儿子终归是当了县长的———整个金家凹村，甚至于整个谷庄驿乡的地界上，有几个人是当了县长的？伍俊德乡长想打谁就打谁，想骂谁就骂谁，不是还得看我家金超的脸色？我家金超不想让狗日的当乡长，狗日的不是得要饭去？他除了当乡长再能弄啥？
金喜财老汉不自觉嘟囔了一句：“等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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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剧烈的变动之后，进行干部调整一般来说会比较顺利，这是因为人事变动里面有了某种政治需要的信息，而政治需要往往是强制性的，不可非议，不可反对。这样，大到领导人的更迭，小到一个单位基层干部的调整与配备，就像国宾车队经过的时候护卫队对行人的驱赶一样是不讲条件的，任何多余的程序上的耽搁，都会对国宾的安全构成威胁。
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这次调整中层干部也是这样，徐罘和吴运韬不必要考虑程序问题，比如对即将提拔使用的人，由人事部门到群众中去广泛征求意见，了解所谓的“民意”，或者对要退下来的同志做好安抚工作，直到他们满意为止……这些很麻烦的过程都不需要了。任命就是命令。“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文件下发之前，无论被免职的还是被提拔重用的，事先都没得到一点暗示，所有人都从这份突然而至的文件中看到组织对自己未来所做的安排，并从中看到对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未来的安排。既然这种强制性安排得益于弥漫在整个社会的严峻气氛，是国家意志某种形式的延伸，那么，这样一个小单位，能有什么话可讲呢？
如果没有这样的背景，王莹琪不可能如此平静地接受这种无端的安排。
这个当年成立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时候曾经和邱小康一起就这个单位的发展进行过认真讨论的人，这个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成立那一天起就在为它的发展勤奋工作的人，这个位置和待遇对于她从来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的人，从来没想到过，她的生活会被某种力量改变为一种陌生的东西，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性格开朗，经常因正义感而激动愤怒的女性，虽然出生在高级干部家庭，对社会不公正和腐败现象却深恶痛绝，常常不分场合大放厥词，言辞要比出生在平民家庭的人更加极端和肆无忌惮，最终导致追随杜一鸣到外面参与活动。尽管这里面有必然因素，但是，也不全因为如此。
其实，王莹琪对杜一鸣一直是有看法的，她认为杜一鸣未必有多么深刻的思想，他的激烈言行很大程度上是哗众取宠，是知识分子式的空洞喧嚷，是生存需要的某种技艺。她到那里去听人演讲与对杜一鸣是否认同无关，与杜一鸣是否对她进行了招引无关，仅仅是她后来所说，“在错误的时候做了错误的事情”。她作为一个有良心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只是要表达正义感，而呼喊是最便捷的方式。
整顿的时候，她尽可能“说清”了自己。她仅仅去过一次，虽然被人检举说她曾经在说那里过有严重问题的话语，但那不是她的主张，那只是对社会上一种说法的复述，褚立炀不把它作为罪状写入卷宗，所以也就不是什么事情。她从来没有认为去过一次会导致某种后果，她一直相信领导会有把握。徐罘和吴运韬对她都客客气气，吴运韬还专门暗示给她：你那点儿事算什么？
当秘书科丁玲把文件轻轻递到她手里，看到“免去王莹琪第二编辑室主任职务”几个字的时候，她就好像被人猛然用棍子击打了一下。位置对不占有位置的人不是什么要紧的东西，但是对于要失去它的人却极为紧要，她难以想象在没有位置的情况下怎样做日常那些事情，难以想象怎样在金超的管制下去工作……她的第一个冲动是去找徐罘，问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她犯了什么错误？但是，在她抓起文件的一刹那间，又冷静了下来：生活经验告诉她，从来没有任何一级组织收回已经下发的文件，哪怕是将一个人或一群人毁灭的错误文件。组织是一部依照自己的程序进行运转的机器，你不具备任何使它停止运转或重新制造某种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力量。它可能会在以后的某个时候纠正错误，但绝对不会是现在，组织深知，任何对组织行为的否定都意味着对组织权威的削弱。组织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你去质问徐罘，充其量不过是发泄一下愤怒，在一个不值得你信赖的人面前暴露你的弱点，不会解决任何问题。
她又坐下来，思索事情的来龙去脉。她是一个睿智的人，不难对事情做出接近实质意义的判断。她终于可以对长久以来不敢下结论的事情下结论了：吴运韬是一个坏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所有不正常的事情都是由这个表面上看来温文尔雅的人制造出来的。她毕竟是在核心圈里的人，她了解很多内情。过去，这些内情仅仅是互相不关联的碎片，但是现在，一条清晰的线把它们连在了一起，她看到吴运韬的全部伎俩。
一个巨大的事实，蓦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她和夏乃尊一样，被吴运韬紧密罗织的网罩在里面了。
吴运韬为什么要对她罗织这个网？王莹琪一时还想不透，但是，她已经隐隐约约意识到有两个因素值得注意：一、自从吴运韬来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那天起，他就在有意识地培植自己的势力，金超是他选择的人之一。为了让金超发挥出打手的作用，他必须为金超安排一个位置，把经济效益最好的编辑室交到金超手里；二、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王莹琪是惟一能有机会和通道与邱小康说话的人，吴运韬对此从来没有掉以轻心，他最初是想利用她，当他发现王莹琪不那样好利用，而且，王莹琪和邱小康的联系通道并不像人们估计的那样通畅，他决定逐步削弱她，将其边缘化，消散她和邱小康之间关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任何话题，并进一步把她消散成为邱小康视野之外的东西。这样，借助于某些无法辩解的问题免掉她的职务，当然是最好的办法。
王莹琪冷笑起来。她嘲笑吴运韬把人看得太简单了，把人看得太不值钱了。世界上的人并不都像你吴运韬这样可怜……她突然想到一个比喻：一个乞丐根本无法想象国王的生活，他处心积虑地想着怎样阻止国王抢吃他刚刚乞讨来的一个发霉的馒头。
王莹琪心情愉快。
吴运韬把她找到办公室，用世界上最诚恳的态度和语言对她说：“没办法，这次，这次，政治表现是硬杠杠……”
“老吴你别说了！”王莹琪阻止他，“你以为我在乎这个位置？是吗？你以为我在乎它吗？”
“当然，我知道……”
“所以你别说了，我会很好地配合金超的工作，你别说了。”
王莹琪不愿再做停留，转身走了。
吴运韬阴沉地看着王莹琪的背影。
任命文件在职工中也没有引起什么议论，除了上面说到的原因之外，同时也和这次干部调整的幅度不大有关：全中心业务和职能部门十一个处级干部，保留不动的占到三分之二强。再者，权力在有资格分配或分配到权力的人那里是好东西，在老百姓眼里它什么都不是，连一根萝卜都不如，有什么关心的必要呢？权力在这个人手里和在那个人的手里，能够有多大的区别呢？所以，没有人说什么。人们早来晚走，做手头的事情，月底拿一份工资，仅此而已。对于他们来说，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八个小时，仅仅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很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妻子或丈夫冷淡了，互相不愿意碰，夫妻情事质量越来越糟糕，那么，就要想了：这狗东西会不会有了外遇？子女的书包里出现了那个年纪的人不该看的光盘，不该玩的游戏软件，是不是这孩子不好好学习，在外面接触了不三不四的人？得了病，跑了多家医院，没有一家把这病看出名堂，能够感觉到的只是身体日渐虚弱，暗暗盘算还会在世上走几天？男子正在被昔日爱得死去活来的小情人敲诈，把应当给女儿买计算机的钱买了铂金项链，小情人说：“你不行，你根本不懂这个……发票呢？我去换。”女人嫌自己的男人没本事，“你看人家王六，当官才几年？房子就买了，车就买了……你当不上官弄别的也行啊，你什么都不行，你连卖盗版光盘都不行———你干吗非要到那个停车场去？你不知道那里有人瞥着你呢？”利用单位管理漏洞暗暗赚了钱的人，耻笑着另一些人对官位的追逐，和自己的老婆吹嘘说：“让丫忙去！你看丫最后怎么着！直到把丫逮起来，丫也未必能赚到我这个数……”被兄弟姐妹算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