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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转回房去取来了他的项圈、皮带，还有早晨以后动也没动的一满捧巧克力，把它们全部投了下去。
坑｜穴边是挖出来的一堆新土，托马斯一铲一铲把土填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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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特丽莎回想起她的梦：卡列宁生出了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突然，这几个词听起来有点象墓志铭。她想象有一块纪念碑立在两颗苹果树之间，上面刻着：这里安息着卡列宁，他生了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
花园已沉入了黄昏，正处在白昼与黑夜之间。一轮较洁的月亮悬在清空，一盏灵堂里忘记关掉了的灯。
靴子都沾着泥巴，他们把锹和铲子送回放工具的地方，那里，他们的工具立了一排：耙，水桶，锄头。
他坐在平常读书用的桌子前。在这种时候，特丽莎通常会从身后走过来，靠上去，把脸贴到他的面颊上。然而这一天她吃了一惊。托马斯不是在读书，面前是一封信，尽管上面打出来的字不超过五行，托马斯却不解地久久盯着它发呆。
“什么事？”特丽莎额觉心里一沉。
托马斯没有回头，拿起信递给她。信上说他当日务必赶到邻近某镇的机场去报到。
他终于转过头来，特丽莎从他的眼中看到了自己新察觉出来的恐惧。
“我跟你一起去。”她说。
他摇摇头：“他们只要见我一个。”“不，我跟你一起去。”她重复一句。
他们坐上托马斯的小卡车，不知什么时候赶到了机场。雾很浓，他们仅仅能看清机场上少许几架飞机模糊已极的轮廓。从一架走到另一架，发现所有的门都关着，不能进去。直到最后，他们才发现有一架飞机的门开了，门口靠着一架活动登机梯。他们爬上去，接受了门口一位乘务员的点头招呼。这是一架小飞机——仅仅能容纳三十位旅客——眼下座位全空着。他们互相搀扶走入座椅之间的过道，占了两个相邻的座位，没有注意周围的一切。特丽莎把头靠在托马斯的肩头，最初的恐惧之潮已经退去，被随之而来的悲凉取代了。
恐惧是一种震击，是高度盲目的瞬间，缺乏任何美的隐示。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一种尖锐刺耳的光芒而不知有什么事在等着我们。在悲凉这一方面，它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已知的东西。托马斯和特丽莎知道什么东西在等待他们，恐惧之光已失去了它的严厉，温和的蓝色光辉泳浴着这个世界，使它美丽。
特丽莎读信的时候，没有感觉到任何对托马斯的爱，恐惧之感吞灭了所有的感情和本能。而现在，她意识到自己简直一刻也不能离开他了。紧靠着池（这时飞机正在冲过浓浓雨云），她的恐慌消退，渐渐体味到自己的爱，一种她认为无边无际的爱。
飞机终于着陆。他们走向乘务员打开的机门，站在登机梯的顶端时仍然互相搂着腰。他们看见下面站着三个人，都带着兜帽，握着步枪。没有什么可以拖延的，在这里根本不可能逃脱。他们慢慢走下来，脚刚接触到机场的地面，那三人中有一个举起枪对准了他们。没有枪声，但特丽莎感到托马斯——一秒钟前还紧靠着她，搂着她的腰——栽倒在地上。
她努力抱起他，但他不能支撑住自己，倒在水泥跑道上。她俯下身去扑在他身上，用自己的身体盖住他，但她突然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托马斯的身体在眼前飞快地缩小。她是如此震惊，呆呆地站着如同一根木头。托马斯的身体缩得更小了，越来越不太象他，最后变成了极小极小的一颗，开始滑动，奔跑，飞越停机坪。
射杀托马斯的人取下面罩，给了特丽莎一个舒心的微笑，转身开始追击那个小玩意儿。小玩意儿东窜西窜，似乎不顾一切地试图躲避什么东西，找一个藏身之洞。追击持续了一会儿，直到那个人突然一个猛扑才告结束。
那人站起来回到特丽莎面前，手里抓着什么东西。是一只兔子，一只害怕得哆哆嗦嗦的兔子。他将其交给特丽莎。一刹那间，特丽莎的恐惧和悲凉都消失了，高兴地把这只动物抱在怀里，很高兴这只兔子属于她，可以把它紧紧地贴着自己的身体。她突然欣喜地哭了，哭着哭着，直到泪水蒙住了双眼。她带着兔子回家，感到自己已经接近了她的目标，她想要呆在那里并永远不再抛弃的地方。
她在布拉格的街头游荡，没费什么事就找到了自己的房子，她小时候同爸爸妈妈一起住过的房子。但爸爸妈妈已经定了。有两个她不曾见过的人招呼抛，但她知道那是自己的老祖父和老祖母。他们脸上都有树皮般的深深皱纹，特丽莎很高兴将同他们住在一起。不过跟下，她希望能与自己的小动物先单独呆一会儿。她很快找到了自己五岁时住的那间房，当时父母决定她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了。
房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有一盏灯，那盏灯从未停止过燃烧，似乎一直预料到了她的归来。灯架上栖息着一只蝴蝶，宽大的翅翼上印上了两个大大的斑圈。特丽莎知道这只蝴蝶就是自己的终点。她在床上慢慢躺下来，把兔子紧紧贴住自己的脸。7他正坐在平常读书用的桌子前，面前摊着一个已经开了的信封和一封信。“好几次了，我收到一些信，没有告诉过你，”他对特丽莎说，“是我儿子写来的。我努力把我和他的生活完全分开，看我到底落个什么下场。几年前，他被大学开除了，眼下在一个村子里开拖拉机。我们的生活也许是分开了，不过它们还是朝一个方向运动，象平行线。”“你于嘛从不告诉我这些信？”特丽莎大松了一口气。
“不知道。我以为这事令人很不愉快。”“他经常写吗？”“时不时写。”“写些什么？”“他自己。”“有趣吗？”“是的，有趣。你该记得，他母亲是个热情的追随当局者。这样，他很早就同她断了关系。后来，他接济一些象我们这样倒了霉的人，跟着他们转入了政治活动。他们中间有些人已下了大牢。但他也跟他们分手了。他在信里，称他们是'永远革命派'。”“是不是说，他与当局讲和了？”“不，根本不是。他信了上帝，还认为这事至关重要。他说我们不必留意当局，完全不理它，应该根据宗教的指示来度过日常生活。他宣称，要是我们信上帝，就可以按我们的行为方式，对付任何形势，把它们变成他叫作'人间的天国'的一种东西。他说在我们国家，教会是唯一能逃避国家控制的自愿者团体。教会帮助他反对当局，他真正信仰上帝，所以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入了教会。”“你为什么不问他？”“我以前钦佩信徒，”托马斯继续说，“我以为他们有一种奇异的先验方式，来察觉我身边的事情。你可以说，象特异功能者。但我儿子的经历证明，忠诚实际上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他摔了一交，被抛弃了，天主教收留了他。他还不知道天主教是什么，就行了忠诚。所以决定问题的是感激，很可能。人类的众多决定都简单得可怕。”“你给他回过信吗？”“他从没留下回信的地址，”他说，“邮戳只标明了地区名称，我只好给那个集体农庄寄了一封信。”特丽莎想起自己曾经怀疑托马斯，感到有点羞愧，希望能补偿一下自己的过失，有一种给他儿子做点什么事的冲动：“为什么不给他写上一句，邀请他来看看我们？”“他看起来象我，”托马斯说。“一讲话，上嘴皮扭得象我的一样。让我来看自己的嘴皮劈哩啪啦谈什么天国——这个想法莫名其妙。”特丽莎哈哈大笑起来。
托马斯也与她笑成一团。
“不要这样孩子气，托马斯！”特丽莎说，“你和你前妻的事，毕竟是一本老帐了，与他有什么关系？他又有什么办法？干嘛因为你自己年轻时找错了人，来伤害这个孩子？”“坦白地说吧，一想到同他见面，我就怯场。这是主要原因，使我什么也没干。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搞得我这样顽固，始终不想见他。有时候，你打定主意却不知道为什么，惯性力量使你坚持下去。这东西一年年强化，很难改变。”“请他来吧！”她说。
下午，她从牛棚回来的路上，听到大路上有人声。近了，才辨出是托马斯的小卡车。他弯着腰正在换轮胎，一些人围着他等待完工。
她不能使自己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他看上去象一位老人，头发变灰了，今非昔比了，不在于从医生变成了司机，而在于不再年轻了。
她回想起最近一次与集体农庄主席的谈话。对方告诉她，托马斯的车子情况很糟糕。他象是在开玩笑而不是抱怨，但她听出他是有所担心。“托马斯对人里面的东西，比对机器里面的东西当然内行得多罗！”他哈哈大笑。接着，他承认他去过当局那里好几次，要求他们同意托马斯归队干本行，哪怕在地方上干干也好。但他得知警察局仍然不批准。
她走到一棵树的树干后面，不让卡车旁边的人看见自己。她站在那里久久地观察丈夫，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自责：他从苏黎世返回布拉格是她的错，他离开布拉格也是她的错，甚至就是在这里，她未能给他留下一丝安宁，卡列宁病死那阵子，她还用隐秘的怀疑来折磨他。
她总是隐秘地责怪托马斯爱她爱得不够，把自已的爱视为无可指责，视为对他的一种屈尊恩赐。
现在，她看出了自己是不公正的：如果她真是怀着伟大的爱去爱托马斯，就应该在国外坚持到底！托马斯在那里是快乐的，新的一片生活正在向他展开！然而她离开了他！确实，那时她自信是宽宏大量地给他以自由。但是，她的宽宏大量不仅仅是个托辞吗？她始终知道托马斯会回家来到自己身边的！她召唤他一步一步随着她下来，象山林女妖把毫无疑心的村民诱入沼泽，把他们抛在那里任其沉没。她还利用那个胃痛之夜骗他迁往农村！她是多么狡诈啊！她召唤他跟随着自己，似乎希望一次又一次测试他，测试他对她的爱；她坚持不懈地召唤他，以至现在他就在这里，疲惫不堪，霜染鬓发，手指僵硬，再也不能捉稳解剖刀了。
现在他们已经山穷水尽了，还能向哪里去呢？他们不可能再获准出国了，不可能再找到一种回布拉格的办法了：那里不会有人给他们工作。他们甚至没有理由移居到另一个村庄。
仁慈的上帝，他们定完了所有的路程，只是为了让特丽莎相信他爱她吗？
托马斯终于成功地换好了轮胎，爬到驾驶座上。人们也开始上车，发动机吼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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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家洗了个澡。躺在热水里，她总是对自己说，她用了自己一生的软弱来反对托马斯。我们所有的人总是倾向于认为，强力是罪犯，而软弱是纯真的受害者。但现在特丽莎意识到，在她这里真理恰恰相反。即使是她那些梦，在一个男人的感觉中仅仅是软弱而非坚强的梦，也展示了她对托马斯的伤害，迫使他退却。她的软弱是侵略性的，一直迫使他投降，直到最后完全丧失强力，变成了一只她怀中的兔子。她无法摆脱那个梦。
她从浴盆里站起来，穿上一些好看的衣服，希望自己以最好的姿容使他愉悦快乐。
她刚刚扣完最后一颗纽扣，托马斯和集体农庄主席，还有一位脸白异常的年轻农工，闯了进来。
“快！”托马斯叫道，“来点烈性酒！”特丽莎跑出去，取回一瓶思利沃维兹，往一个酒杯里倒出一些。年轻人一口就饮得干干净净。
他们告诉她事情经过。那位小伙子刚才肩胛骨脱臼；痛得叫爹叫妈。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只好叫托马斯。托马斯三下五除二就把骨头复位了。
小伙子又喝下一杯，对托马斯说：“你太太今天真成了绝色佳人！”“呆子！”主席说，“特丽莎从来就漂亮。”“我知道她从来就漂亮，”年轻人说，“但今天她穿上了这么漂亮的衣服。这身打扮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你们准备出门吗？”“不，不是。我是为托马斯穿的。”“你这个幸运的魔鬼！”主席大笑着说，“我那老太婆做梦也没想过要为我来穿衣！”“难怪，你总是同猪娃去散步，猪娃代替了你老婆。”年轻人也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算了，摩菲斯特怎么样？”托马斯问。“我至少——”他想了想，“至少一个小时没有看见它了。”“它一定在想念我。”主席说。
“看见你这身打扮，我就想跳舞，”年轻人转向托马斯问，“你允许我跟她跳舞吗？”“我们都去跳吧。”特丽莎说。
“你来吗？”年轻人问托马斯。
“你们打算到哪里去？”托马斯问。
小伙子说了附近一个小镇的名字，那里的旅馆酒吧有一个舞厅。
“你也来，”年轻人已经喝下了第三杯思利沃缎兹，用指令的口气对集体农庄主席说，又加上一句：“要是摩菲斯特太想念你，我们就把它也带上。这一来我们有两个可以出场的猪娃啦！娘们一眼看俩大饱眼福，不来求才怪呢！”他又哈哈大笑。
“要是诸位不觉得摩菲斯特丢人，我就听你们的。”他们挤上了托马斯的小卡车——托马斯开车，特丽莎坐在旁边，两个男人带着半瓶酒坐在后面。车子还没有出村，主席发现大家忘了摩菲斯特，大叫大嚷让托马斯把车开回去。
“不要急，一只猪娃也开得了锣。”小伙子让主席安静下来。
天渐渐黑了，道路开始急转弯爬高。
他们来到镇上径直开到旅馆。特丽莎和托马斯从未到过这里。他们下到地下室，找到了酒吧、舞厅以及几张桌子。有一位大概六十来岁的人在弹着钢琴，年纪与他差不多的一位妇人拉着小提琴。演奏的名曲已有四十年历史了。有五、六对舞伴飘在舞池的地板上。
“这里没有人跟我跳。”小伙子朝四周扫了一眼，立即邀特丽莎跳舞。
集体农庄主席和托马斯坐在一张空桌旁边，要了一瓶葡萄酒。
“我不能喝，”托马斯提醒他，“我要开车。”“别傻，”他说，“我们在这里过夜。”他起身去服务台，订两个房间。
特丽莎与小伙子从舞池里归来，主席接着邀她，最后才轮到托马斯。
“托马斯，”她在舞池里对他说，“你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我的错。由于我的错，你的句号打在这里，低得不可能再低了。”“低？你说什么？”“要是我们呆在苏黎世，你仍然会是一位外科医生。”“你会是一位摄影师。”“这是作一种愚蠢的比较，”特丽莎说，“你的工作对你来说意昧着一切；我不在乎我干什么，我什么都能干。我只失去了一样东西，你失去了所有的东西。”“你没注意到我在这里很快乐？特丽莎？”托马斯说。
“外科是你的事业。”她说。
“追求事业是愚蠢的，特丽莎，我没有事业。任何人也没有。认识到你是自由的，不被所有的事业束缚，这才是一种极度的解脱。”他坦率的声音不容怀疑。特丽莎回想起几个小时前他修理卡车时的一幕，想起自己亲眼看到他如此老态。她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一直希望他变得老一些。她再次回想起自己儿时的房间里那只紧紧贴着自己面颊的小兔。
变成一只兔子意味着什么？这意昧着丧失所有的力量，意昧着一个人比任何人都虚弱。
他们随着钢琴和小提琴的旋律翩翩飘舞。特丽莎把头靠着托马斯的肩膀，正如他们在飞机中一起飞过浓浓雨云时一样。她体验到奇异的快乐和同样奇异的悲凉。悲凉意昧着：我们处在最后一站。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