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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台风刚静下来，周榕就从乡下回来了。他告诉周炳，他要去香港走一趟，什么时候回来，很难说定。他又告诉周炳，黄群家里有一个时事讨论会，要他接手去搞。最后他把跟金端碰头的地点和时间，也告诉了周炳。周炳喜出望外，又惊疑不定地接受了这个在他认为是极其崇高的委托，只简单问道：“你到香港去，不用跟妈妈说一声么？”周榕眼圈红了，想了一会儿，说：“不告诉他们吧。只叫区苏一个人知道就算了。没得叫他们多操一份心！”周炳心里想道：“看样子，二哥好像是个共产党员了。”可是又不好问的。随后他想到自己这回可以结束半年来那沉闷无聊的潜伏的生活，可以和心爱的朋友们嘻笑谈天，大家一起商量革命的大事，那喜悦之情从心的深处像喷泉一般直往上涌，才把那疑问冲淡了。坐下不久，周榕就把一个新买回来的藤箧子打开，动手收拾行李。周炳帮着他递这递那，一面把自己读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所想的事情，大概对他讲了一遍。周榕一边听，一边笑着点头。后来周炳把写给陈文婷的信，拿出来给他哥哥看，并且说陈文婷曾经发过誓，是要真心革命的，应该叫她也参加工人们的时事讨论会。周榕看了那封信，仔细想了一想，就说：“阿炳，只有你这一点，我不能够赞成。说老实话，陈家这几姐妹，我很难看出她们之间有什么区别。至于发誓，那是不能当真的。不，我是说她们的发誓不能当真。你记得么？李民魁、张子豪、陈文雄、何守仁，加上我，我们早几年以前就发过誓要革命的，可那又算得什么呢？难不成你当真去质问他？”周炳听到哥哥拿李民魁、何守仁这些人去比陈文婷，心中大不以为然，但是又不好说什么，就闭起嘴巴不吭声。
周榕去了香港之后，十月一日那天晚上，周炳到“西来初地”里面一条又脏又窄的小巷子参加时事讨论会。这里是公共汽车的卖票员何锦成的住家。他家里如今只有一个六十好几岁的老母亲，和一个两岁多的儿子，小名为“多多”。他老婆何大嫂原来也是香港的工人，罢工回来之后，在一间茶室里当女招待。去年十月，有一次反动的茶居工会派出许多武装去捣毁酒楼茶室工会，她为了保卫革命的工会，和那些化了装的侦缉、密探冲突起来，当场中枪身亡，到如今已经整整一年了。周炳到了他家，跟何锦成谈了谈外面白色恐怖的情况，不久，沪、粤班船海员麦荣，普兴印刷厂工人古滔，沙面的洋务工人黄群、章虾、洪伟都到了，大家就谈起来。讨论的题目自然而然地集中在国民党的逮捕、屠杀等等白色恐怖的措施，和广州工人怎样对待这种白色恐怖的问题上面。讨论会一下子转为控诉会。他们计算了一下，仅仅在西来初地这条街道附近的一千多居民当中，从今年四月到现在的半个年头里，就叫国民党胡乱杀死了十七个人。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的，他们都能够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地数出来。他们有些是共产党员，有些只是普通的工人和学生，也有一些只不过跟那些侦缉、密探个人有点过不去，还有一些简直什么原因也没有。这十七个人算起来仅仅包括这附近一带的遭难者，顶多不过占了全城的千分之一；再数远一点，就简直数不清，更不要说全广州，全广东，全中国了。大家越谈越激动，越谈越愤恨，都认为非来一次狂风暴雨般的革命不可。——没有一场像前几天那样的台风，这广州全城是没有法子洗得干净的。何锦成更是沉痛激烈。好像只有今天晚上就暴动起来，他才称心。散会的时候，他向大家提议道：
“都别忙走。请你们到我家母的房间里去看一看吧！”
大家跟着他走进他母亲的房间。房间很小，仅仅放下了两铺床，和一张小茶几。一铺床上睡着三个小孩子，一铺床上睡着四个小子，年纪都在两岁到五岁之间。茶几上那盏小煤油灯照着他们的脸，使大家刚刚看得见。何老太太在厨房里洗衣服，房间里没有别的人。何锦成给大家介绍道：
“那边是一对姐、弟和一对兄妹，这里三个是三家人，我们的多多也在其中。只有他算是还有个老子，其他四家都是孤儿，娘、老子全没了！你们看，他们睡得多好，连一点危险也不知道呢！”
周炳跟着他的手势往床上看，孩子们的确睡得很好，不但不知道危险，连蚊子叮着也不管。他们穿的衣服都很破烂，脸上又黄又瘦。那床板和席子都因为太旧而变黑了，并且发出霉臭的气味。蟑螂和盐蛇在他们身边爬行。两边床上都没有挂帐子，蚊虫在他们身上盘旋飞翔，嘤嘤地叫唤。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全都甜蜜地、驯良地、甚至有点放肆地睡着了，睡得很熟了。麦荣走到床前，逐个孩子拿手去摸，又对周炳说这是谁家的，父母怎么死的；那是谁家的，父母又怎么死的。末了，说：“幸亏有个慈善心肠的何老太，不然的话，他们准是活不成的了！看敌人下多么毒的毒手！”章虾和黄群两个女的心肠软，对着这些无辜的孤儿，忍不住哽哽咽咽地哭起来。周炳想起自己的大哥和表姐，也在一旁陪着掉泪。
从西来初地出来之后，古滔一个人朝东走，其余黄群、章虾、洪伟要回沙面，麦荣要回白蚬壳，周炳要回河南，都朝南走。在路上，周炳掏出一封封了口的信，要黄群托冼大妈交给胡杏，让胡杏转交给陈文婷。他在这封信里，再约陈文婷到长堤先旋公司门口见面。第二天，黄群起了个绝早，把那封信交到她表舅母的手里。冼大妈挑起一担箩筐，马上就过江，从黄沙一直走到三家巷，找着了何家的丫头胡杏。胡杏一见冼大妈，就诉起苦来道：“冼大妈，你看何家的人新样不新样？一个疯了的少爷，拿一把锁锁在一间空房子里不就行了？偏要我陪着他吃，陪着他坐，陪着他拉屎、拉尿，还得陪着他睡觉！那又是个糊涂人，浑不省一点人事，整天害怕人家把他当共产党抓去杀头，就一天到晚都把照片往肚子里吞，也不知道要吞掉多少照片！平常没事，就扯碎我的衣服，狠狠地打我，整天说我没把门关好，让侦缉跑了进去！一听见有人打门，就要我紧紧抱住他，说有人要来抓走他！唉，看样子我是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一定是活不成的了！”诉完苦就哭。冼大妈听得心里十分难过，只得拿些好话安慰她道：“阿杏，年纪轻轻的，怎么想到那上头去呢？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耐心熬着，难道就没个出头之日！”随后就掏出信来，说周炳要她给转信。冼大妈走后，胡杏忘记了自己的苦难，一跳、跳起来，就到隔壁陈家去找陈文婷。陈文婷现在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但是她对学校失去了兴趣，只是去一天、不去一天地，在学校挂了个名字。学校当局知道她是一位极其富有的大家闺秀，又是局里一位科长的小姨子，只好装聋作哑，听其自由。当时她在楼下客厅里和胡杏见了面，把周炳的信拆开看了，随后又冷冰冰地问胡杏道：“我有几句话，想告诉你炳哥。你能够替我转告给他么？”胡杏看见她不像往日那样有说有笑，心中正在狐疑，听见她这样问，连忙回答道：“这可不成呀！我不晓得他在什么地方呀！”陈文婷说：“不晓得就罢了。下回有人送信来，你该问问他的回信地址。”胡杏答应了，就走了。
这是周炳第三次约她会面了。她为了去、还是不去的问题，整整想了一天，越想越烦恼，越想越拿不定主意。论理智，她是应该走一遭的；但是论感情，她实在提不起兴趣。她自己追问自己道：“为什么提不起兴趣？是叫白色恐怖吓坏了么？是对这万恶的社会屈服了么？是放弃了自己的革命理想了么？”问了之后，她又自己给自己证明：绝对没有这样的事儿！但是到底为什么提不起兴趣？从前求之不得的约会，现在为什么索然无味？这她就说不上来了。到了晚上，李民天来找陈文婕，谈起周炳的为人来，陈文婷就拿了他的信给他们看，要他们替她出出主意。陈文婕带点好奇心说：“既然这个美貌青年有了医治咱们这个不幸的社会的秘方，又不能跟我和二姐谈，只能跟你一个人谈的，依我想，竟不妨去看一看。”那农科大学生李民天说：“算了吧！目前时局这么动荡不安，犯不着去冒这样的危险，阿婷，你自己也该拿定主意。如果横竖不能勉强合起来，倒不如早点撒手，免得双方痛苦！”事情还是没个定准。不久，哥哥陈文雄也回来了。他从四妹手里接过周炳的来信看了，用英文说了一句：“一个典型的傻瓜！”随后又对陈文婷说：“四妹，你瞧！咱们这个社会并没聘他当顾问，他却总是在杞人忧天！你呢，你本人怎么说？”
陈文婷不胜悲楚地说道：
“最近，我成了个悲观主义者！对社会上的一切，我都没精打采。对他，——不消说，他在仪表上永远是一个出色的人物，我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尽一切的可能减少他的痛苦！”
陈文雄只用英文说了一句话：“四妹，你是对的。”事情就结束了。这第三次的约会，陈文婷还是没有去。
30 迫害和反抗
自从在西来初地何锦成家里开过时事讨论会之后，周炳曾经按照周榕所说的地点和时间，去找金端同志碰头，却没碰上。他心里十分着急。……十月间，在南昌起义的红军回到广东，但是在潮汕失败了，没有来到广州，而汪精卫、张发奎、陈公博那些老爷们却回到了广州，简直把周炳气得要死。十月底，沪、粤班船海员麦荣一回到广州，就到济群生草药铺来看周炳，对他说：“老弟，不用躲了，到外面去跟那些老爷们较量较量吧！”周炳问起情由，麦荣就说：“汪精卫、张发奎、陈公博想赶走广西军，霸占广东地盘，就扮成国民党左派的样子，欺骗我们，要我们帮助他们。我们说，帮助也可以，但是有条件。条件也很简单，就是：政治犯要放，工会、农会的自由要保证，什么改组委员通通滚蛋，四月十五以前的协议要恢复，省港罢工工友的权利要保持。——他们不干。我们‘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就说，你们不答应，我们自己来动手！如今，所有的工会都公开活动起来了！”周炳一听，十分高兴，就问：“我呢？我该怎么办？”麦荣说：“我已经跟金端同志商量过，他同意你参加我们海员的‘工人自救队’，你意下如何？”周炳巴不得立刻离开这牢笼一般的后院子，出去参加革命的斗争，哪里有第二句话？当下他就和麦荣一道出来，朝河南凤安桥一家“德昌铸造厂”走去。路不远，一会儿就到了。麦荣和德昌铸造厂的大师傅孟才说明情由，因为有别的事，就把周炳交给他，自己先回船上去了。孟才看这周炳，约莫二十岁年纪，身躯雄伟，面貌英俊，见人十分和气，心中暗自喜欢。周炳看这大师傅，约莫四十来岁，身材也很高大，举动沉着有力，手臂长得特别粗壮，那上面布满了青筋，又布满了一片片的花纹，一望就知道是一个海员，心中也暗自欢喜。两个对看了一会儿，孟才就把他引进工厂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细谈。这一谈又谈了一个钟头，谈得十分投机。最后，孟才问他道：
“你加入工人自救队以后，就要一生一世，拥护咱们这面铁锤镰刀的红旗，不承认那面青天白日旗。——你做得到么？”
周炳坚定地站起来回答道：“自然是这样。我心里面没有别的旗子。”
孟才拿了一本最近才出版的《布尔塞维克》杂志的创刊号给他，叫他拿回去好好阅读，——明天上午八点钟，到德昌铸造厂来正式“开工”。从此以后，周炳就从济群生草药铺搬到凤安桥去居住，参加了这个秘密的地下兵工厂的工作。他们这个厂是专门制造手榴弹壳的，连周炳一共是七个人。总的负责人是中队长麦荣，他经常来往上海、广州两地，专管原料的运输和供应。在厂里负责的是大师傅孟才，他是工人自救队的中队附兼小队长。此外还有四个队员。一个叫李恩，三十岁多一点，是香港罢工回来的海员。一个叫冼鉴，二十八、九的年纪，原来是制造迫击炮的兵工工人，现在是这里的技师。一个叫冯斗，比冼鉴年纪稍为大一点，原来是一个汽车司机。一个叫谭槟，年纪在三十五左右，原来是一个手车夫，后来参加了手车工人组织的“剑仔队”，不久以前才调到德昌铸造厂来的。周炳本人也是铁匠出身，虽说不是这一行，到底容易学会。这些人对他也十分爱护，总是耐心教他，百般地鼓励他。加上这些人比他年纪都大，都是他的父兄辈分，知识多，阅历广，革命经验丰富，他跟着他们工作，心情十分痛快。他常常想道：“说什么都是假的！在患难之中，就只有革命的同志好！”除在厂里工作之外，周炳还参加了外面的许多活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他参加了四、五次示威游行。有海员工会和轮船公司和“改组委员会”做斗争的，有五金工人、洋务工人、印刷工人、运输工人和“改组委员会”做斗争的，有铁路工人跟火柴工人对汪精卫做斗争的，有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和反动的御用工会做斗争的，也有省港罢工工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国民党当局做斗争的。那些由工贼、流氓、侦缉、密探组成的“改组委员会”和全副武装的警察、保安队经常包围、殴打、袭击、逮捕、甚至枪杀工人，工人们也被迫起来和他们对抗。每次游行示威的结果都要发展成为一次流血的武装冲突。……
十一月二十四日这一天，周炳天没亮就起来了。脸也不洗，就坐下给陈文婷写信。这封信写得特别长，特别带劲儿。虽然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他约了陈文婷三次，陈文婷二次都没有来，但是这一回，他觉着情况不一样。他对于陈文婷三次不来，连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他深信陈文婷是真心革命，也真心爱他的，偶然不来，一定有意想不到的原因。他只是告诉陈文婷，叫她对那种种白色恐怖，不要害怕。他写了些目前革命的势力如何雄厚；大家怎么一心一德，奋不顾身地在干；多少英勇事迹，简直可歌可泣等等。最后，他告诉陈文婷，国民党目前虽然凶恶，但再凶恶不了几天，革命马上就要成功，工人马上就要掌握政权。写完之后，他自己重复了一遍，觉着很满意。——这封信写得很真诚恳切，又包含了一种颠扑不破的真理。他认为她看了信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