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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儿，我要说明的一点是，作家与现实要有距离，要有坐标系寻到自己的方位。任何文学艺术靠迎合是无法生存的。但正是为了这一点，从另一个角度讲，文学是摆脱不了政治的，不是要摆脱，反而需要政治。这种政治不是狭隘的政治，而是广义的政治。这如同我们都讲究营养，要多吃水果、蔬菜，但必须得保证主食。我说这种话的意思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是怎样的一个民族。中华民族是苦难的民族，又加上儒家文化的影响，造就了强烈的政治情结。所以，关注国家民族，忧患意识是中国任何作家无法摆脱的，这也是中国作家的特色。如何在这一背景下、这一基调下按文学规律进行创作，应该以此标尺衡量每一个作家和每一件作品。而新的文学是什么，我以为应是有民族的背景，换一句话说就是政治背景，但它已不是政治性的。如果只是纯粹的历史感、社会感、人生感成为中国人所强调的所谓“深刻”，那可能将限制新的文学的进步。我的话不知说明白了没有。
三、关于寻找什么样的一种语感。
在强调向西方文学学习中，我喜欢用一个词，就是境界。向他们的思想内容看齐，向他们的价值观看齐，这样的话，我不说，我说的是境界，境界是对作品而言的。这一点，必须得借鉴和学习，但对于形式，我主张得有民族性的。一切形式都是为内容服务的，中国八十年代小说界有了“意味的形式”，这是文学新思维改变的开始。当时的目的是为了冲击当代文学注重政治、注重题材、注重故事的那一套写法的。从那时起，使中国的作家明白，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的确也写出了许多出色的作家。但是，再有意味的形式是替代不了内容的，或者说不能完全替代内容。这个时代由不注意设计和包装变成了太注重设计和包装，日久人会厌烦的。机器面到底不如手工面。既要明白要有“有意味的形式”，形式又要具有民族性，这是我的主张。换一句话说，要写中国的文章。我在我四十岁时写过一篇东西，其中反对过一个提法，即“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的观点是：民族的东西若缺乏世界性，它永远走不向世界。我举个例子，我们坐飞机，飞到云层之上是一片阳光，而阳光之下的云层却是这儿下冰雹那儿下雨，多个民族的文化犹如这些不同的云层，都可以穿过云层到达阳光层面。我们民族的这块云在下雨，美国民族的那块云在下冰雹，我们可以穿过我们的云到阳光层面，不必从美国的那块云穿过去到达阳光层面。云是多个民族文化不同而形成的。古今中外的任何宗教、哲学、艺术在最高层面是相同和一致的。我们学习西方，最主要的是要达到阳光层面，而穿不过云层一切都是白搭。
说散文（3）
四、关于继承民族传统的问题。
这样的话许多人都在讲，尤其是我们的领导。但是，我们到底要继承民族的什么东西？现在，我们能看到都是在继承一些明清的东西。而明清是中华民族最衰败的时期，汉唐以前才是民族最强盛期，但汉唐的东西我们提得很少，表现出来的更少。现在我们普遍将民族最强盛期的那种精神丢失了。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比如北方和南方的文学，北方厚重，产生过《史记》，但北方人的东西又常常呆板，升腾不起来。南方的文学充满灵性，南方却也产生了《红楼梦》，又在明清期。关键在能不能做大。国人对上海人总认为小气，但上海这个城市却充满了大气。什么是大气，怎么样能把事情做大，就是认真做好小事才能大气起来。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特别喜欢废名的作品，几乎读过他所有的书，后来偶尔读到了沈从文，我又不满了废名而喜欢上了沈从文，虽然沈从文是学习废名的，但我觉得废名作品气是内敛的，沈从文作品的气是向外喷发的。我是不满意当今的书法界，觉得缺乏一种雄浑强悍之气，而大量的散淡慵懒、休闲之气充满书坛。我也想，这是不是时代所致？当一个时代强盛，充满了霸气，它会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如我们现在看汉代的石雕陶罐，是那么质朴、浑厚、大气，那都是当时的一般的作品，他们在那个时代随便雕个石头，捏个瓦罐都带着他们的气质，而清朝就只有产生那些鼻烟壶呀，蛐蛐罐、景泰蓝呀什么的。所谓的时代精神，不是当时能看出来的，过后才能评价。人吃饱了饭所透出来的神气和饿着肚子所透出来的神气那是不一样的。
五、关于“大散文”和清理门户。
“大散文”这个概念是我们《美文》杂志提出来的。我们在杂志上明目张胆地写着大散文月刊。这三个字一提出，当然引起了争论，有人就说：什么是大散文？哪一篇散文算是大散文？我在创刊词中曾明确说了我们的观点。提出这个观点它是有背景的，一九九二年我们办了这份杂志时，散文界是沉寂的，充斥在文坛上的散文一部分是老人们的回忆文章，一部分是那些很琐碎很甜腻很矫揉造作的文章，我们的想法是一方面要鼓呼散文的内涵要有时代性，要有生活实感，境界要大，另一方面鼓呼拓开散文题材的路子。口号的提出主要得看它的提出的原因和内核，而不在口号本身的严密性。这如同当时为什么杂志叫《美文》，是实在寻不到一个更好的名字，又要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散文杂志。任何名字都意义不大，而在于它的实质。你就是叫大平，你依然不能当国家主席，邓小平叫小平，他却改变了中国。我们杂志坚持我们的宗旨，所以十多年来，我们拒绝那些政治概念性的作品，拒绝那些小感觉小感情的作品，而尽量约一些从事别的艺术门类的人的文章，大量地发了小说家、诗人、学者所写的散文，而且将一些有内容又写得好的信件、日记、序跋、导演阐述、碑文、诊断书、鉴定书、演讲稿等等，甚至笔记、留言也发表。没有发表过散文诗和议论缺斤短两一类的杂文。在争论中，有一种观点，叫“清理门户”，这是针对我们大而化之的散文观的。提出“清理门户”观点的是一位学者，也是研究散文的专家，是我所敬重的人，也是我的朋友，他的观点是要坚持散文的艺术抒情性。我们不是不要散文的艺术抒情性，我们担心的是当前散文路子越走越窄，散文写作境界越来越小，如果仍在坚持散文的艺术抒情性，可能导致散文更加沦为浮华而柔靡的地步。要改变当时的散文状况，必须矫枉过正。现在看来，我们的“大散文”观念得到社会普遍认同和肯定，国内许多杂志也都开办了“大散文”专栏，而《美文》也产生了较为满意的影响。
六、关于“有意思的散文”。
“大散文”讲究的是散文的境界和题材的拓宽，它并不是提倡散文要写大题材，要大篇幅。我们强调题材的拓宽，就是什么都可以进入散文写作，当然少不了那些闲适的小品。闲适性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似乎是散文这种文学形式所独有的，历史上就产生过相当多的优秀作品，尤其在明清和三十年代。但这类文章一定得有真情，又一定得有趣味。我们经常说某篇文章“有意思”，这“意思”无法说出，它是一种感觉，混杂了多种觉，比如嗅觉、触觉、听觉、视觉。由觉而悟，使我们或者得到一种启示或者得到愉悦。这一类散文，它多是多义性的，主题的模糊，读者可以从多个角度能进入的。这类散文，最讲究的是真情和趣味。没有真情，它就彻底失败了，而真情才能产生真正的诗意。这里我谈一个文学艺术作品秘结的问题。这是我在阅读别人作品和自己写作中的一个体会。任何作品都有它产生的秘结。有的是在回忆，有的是在追思，有的是在怀念。比如，我们读李商隐的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都觉得好，我们之所以觉得好是它勾起了我们曾经也有过的感情，但这些诗李商隐绝对是有所指的，他有他的秘密，只是这秘密谁也不知道。历史上许多伟大文学艺术作品被人揭开了秘结，而更多的则永远没人知道。这就说明，文学艺术作品绝对要有真情，有真情才产生诗意。现在有些散文似乎蛮有诗意，但那不是真正的诗意。如有些诗一样，有些诗每一句似乎都有诗意，但通篇读完后，味似嚼蜡，它是先有一两个好句子然后衍变成诗的，而有些诗每一句都平白如话，但整体却留给了我们东西，这才真正称做诗。我是害怕那些表面诗意的浮华的散文。现在人写东西，多是为写东西而写东西，为发表而发表，这是我们现在作品多而好作品少的一个原因。试想想，你有多少诗意，有多少情要发？我以前读《古文观止》，对上边的抒情散文如痴如醉，然后我专门将其中的一些作者的文集寻来阅读，结果我发现那些作者一生并没有写过多少抒情散文，也就是那三五篇，而他几十万的文集中大量的诗词、论文、序跋，或者关于天文地理方面的文章。我才明白，他们并不是纯写抒情散文的，也不是纯写我们现在认为的那种散文的，他们在做别的学问的过程中偶尔为之，倒写成了传世的散文之作。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一些并不专门以写散文为职业的人写出的散文特别好，我读到杨振宁的散文，他写得好。季羡林先生散文写得好，就说余秋雨先生，他也不是写散文职业的。说到趣味，散文要写得有趣味，当然有形式方面的、语言方面的、节奏方面的许多原因，但还有一点，这些人会说闲话。我称之为闲话，是他们在写作时常常把一件事说得清楚之后又说些对主题可有可无的话，但是，这些话恰恰增加了文章的趣味。天才的作家都是这样，有灵性才情的作家都是这样。如果用心去读沈从文、张爱玲、林语堂他们的散文，你就能发现到处都是。
说散文（4）
七、关于事实和看法。
我们已经厌烦那种政治概念性的散文，现在这类作品很少了。但现在哲理概念性的散文又很多。政治概念性和哲理概念性在思维上是一致的。有许多散文单薄和类型化，都牵涉到一个问题，即对事实的看法，也就是说事实和看法的关系。到底是事实重要，还是看法重要？应该说，两方都重要。事实是要求我们写出生活实感，写出生活的原生态，这一点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那些政治概念性和哲理概念性的作品就是缺少这些具体的事实，所以才不感人。但有了事实，你没有看法，或不透露看法，那事实则没有意义，是有肉无骨，撑不起来，但是，有一种说法，事实是永远不过时的，看法则随着时间发生问题。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比如“文革”前一些农村题材的作品，人物写得都丰满，故事也很好，但作品的看法都是以阶级分析法来处理的，现在读起来觉得好笑。这就要求，你的看法是什么样的看法，你得站在关注人、关注生命的角度上提出你的看法，看法就不会过时。好的散文，必须是事实和看法都有，又融合得好。
八、散文的杂文化。
阅读三四十年代一些散文大家的作品，和阅读一些翻译过来的外国的散文，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即那些大散文家在写到一定程度后，他们的散文都呈现出一种杂文化的现象。当然，我指的杂文并不是现在我们所流行的那种杂文，现在的杂文多是从古书里寻一些典故，或从现实生活中寻一些材料，然后说出自己的某种观点，我指的是那种似乎没有开头结尾没有起承转合没有了风景没有了表面诗意没有了一切做文章的技巧的那一种写法，他们似乎一会儿天一会儿地，一会儿东一会儿西。这种散文看似胡乱说来，但骨子里尽有道数。我觉得这才算好散文。我可以举我一个例子，我写过很多散文，有的读者来信，说他喜欢我早期的散文，但我自己却喜欢我后来的散文，我这里举我的例子并不是说我的散文就好，绝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为什么有人认为我早期散文好，而我自己又为什么觉得后来的好，我想了想，早期的散文是清新，优美，但那时注重文章的做法，而那些做法又是我通过学习别人的做法而形成的，里边可能有很漂亮的景物描写，但内涵是缺乏的，其中的一些看法也都是别人已经有过的看法，这是我后来不满意的。后来的散文，我的看法都是我在人生中的一些觉悟，所以我看重这些。我们常说智慧，智慧不是聪明，智慧是你人生阅历多了，能从生活里的一些小事上觉悟出一些道理来。这些体会虽小，慢慢积累，你就能透彻人生，贯通世事。而将这些觉悟大量地写到作品中去，作品的质感就有了，必然就深刻，一旦得意就可以忘形，不管它什么技巧不技巧了。这就像小和尚才每日敲木鱼做功课，大和尚则是修出来的。也就是巴金说的，最大的技巧就是没技巧。也就是为什么“老僧说家常话”。
九、关于书斋和激｜情。
新时期的散文从九十年代热起来以后，应该说这十多年是比较繁荣的。发展到眼下，散文界正缺少着什么？最主要的我觉得是激｜情。因为缺乏了激｜情，读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