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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怎样？”
“他们跟我讲‘道’！”
“道？”
“道！”
“什么道呢？”
“就是吗，什么道呢？白莲教和黑虎玄坛都是道！你信了他们的道，你就得到他们的承认，你入了门。入了门的就‘享受’义气。这就是说，你在道之外，还得到一种便利与保障。所谓便利，就是别人买不到粮食，你能买得到，和诸如此类的事。所谓保障，就是在有危难的时节，有人替你设法使你安全。我问他们抗日不呢？他们摇头！他们说日本人很讲义气，没有侵犯他们，所以他们也得讲义气，不去招惹日本人，他们的义气是最实际的一种君子协定，在这个协定之外，他们无所关心——连国家民族都算在内。他们把日本人的侵略看成一种危难，只要日本人的刀不放在他们的脖子上，他们便认为日本人很讲义气，而且觉得自己果然得到了保障。日本人也很精明，看清楚了这个，所以暂时不单不拿他们开刀，而且给他们种种便利，这样，他们的道与义气恰好成了抗日的阻碍！我问他们是否可以联合起来，黑门与白门联合起来，即使暂时不公开的抗日，也还可以集中了力量作些有关社会福利的事情。他们绝对不能联合，因为他们各自有各自的道。道不同便是仇敌。不过，这黑白两门虽然互相敌视，可是也自然的互相尊敬，因为人总是一方面忌恨敌手，一方面又敬畏敌手的。反之他们对于没有门户的人，根本就不当作人待。当我初一跟他们来往的时候，以我的样子和谈吐，他们以为我也必定是门内的人。及至他们发现了，我只是赤裸裸的一个人，他们极不客气的把我赶了出来。我可是并不因此而停止了活动，我还找他们去，我去跟他们谈道，我告诉他们，我晓得一些孔孟庄老和佛与耶稣的道，我喜欢跟他们谈一谈。他们拒绝了我。他们的道才是道，世界上并没有孔孟庄老与佛耶，仿佛是。他们又把我赶出来，而且警告我，假若我再去罗嗦，他们会结果我的性命！他们的道遮住了他们眼，不单不愿看见真理，而且也拒绝了接受知识。对于我个人，他们没有丝毫的敬意。我的年纪，我的学识，与我的爱国的热诚，都没有一点的用处，我不算人，因为我不信他们的道！”
老人不再说话，瑞宣也楞住。沉默了半天，老人又笑了一下。“不过，你放心，我可是并不因此而灰心。凡是有志救国的都不会灰心，因为他根本不考虑个人的生死得失，这个借用固有的组织的计划既行不通，我就想结合一些朋友，来个新的组织。但是，我一共有几个朋友呢？很少。我从前的半隐士的生活使我隔绝了社会，我的朋友是酒，诗，图画，与花草。再说，空组织起来，而没有金钱与武器，又有什么用呢？我很伤心的放弃了这个计划。我不再想组织什么，而赤手空拳的独自去干。这几乎近于愚蠢，现代的事情没有孤家寡人可以成功的。可是，以我过去的生活，以北平人的好苟安偷生，以日本特务网的严密，我只好独自去干。我知道这样干永远不会成功，我可也知道干总比不干强。我抱定干一点是一点的心，尽管我的事业失败，我自己可不会失败：我决定为救国而死！尽管我的工作是沙漠上的一滴雨，可是一滴雨到底是一滴雨；一滴雨的勇敢就是它敢落在沙漠上！好啦，我开始作泥鳅。在鱼市上，每一大盆鳝鱼里不是总有一条泥鳅吗？它好动，鳝鱼们也就随着动，于是不至于大家都静静的压在一处，把自己压死，北平城是个大盆，北平人是鳝鱼，我是泥鳅。”老人的眼瞪着瑞宣，用手背擦了擦嘴角上的白沫子。而后接着说：“当我手里还有足够买两个饼子，一碗开水的钱的时候，我就不管明天，而先去作今天一天的事。我走到哪儿，哪儿便是我的办公室。走到图画展览会，我使把话说给画家们听。他们也许以为我是疯子，但是我的话到底教他们发一下楞。发楞就好，他们再拿起彩笔的时候，也许就要想一想我的话，而感到羞愧。遇到青年男女在公园里讲爱情，我便极讨厌的过去问他们，是不是当了亡国奴，恋爱也照样是神圣的呢？我不怕讨厌，我是泥鳅！有时候，我也挨打；可是，我一说：”打吧！替日本人多打死一个人吧！‘他们永远就收回手去。在小茶馆里，我不只去喝水，而也抓住谁就劝谁，我劝过小崔，劝过刘师傅，劝过多少多少年轻力壮的人。这，很有效。刘师傅不是逃出去了么？虽然不能在北平城里组织什么，我可是能教有血性的人逃出去，加入我们全国的抗日的大组织里去！大概的说：苦人比有钱的人，下等人比穿长衫的人，更能多受感动，因为他们简单真纯。穿长衫的人都自己以为有知识，不肯听别人的指导。他们的顾虑又很多，假若他们的脚上有个鸡眼，他们便有充分的理由拒绝逃出北平！“当我实在找不到买饼子的钱了，我才去作生意。我存了几张纸，和一些画具。没了钱，我便画一两张颜色最鲜明的画去骗几个钱。有时候，懒得作画，我就用一件衣服押几个钱，然后买一些薄荷糖之类的东西，到学校门口去卖。一边卖糖，我一边给学生们讲历史上忠义的故事，并且劝学生们到后方去上学。年轻的学生们当然不容易自己作主逃出去，但是他们至少会爱听我的故事，而且受感动。我的嘴是我的机关枪，话是子弹。”
老人一口把水喝净，叫茶房给他再倒满了杯。“我还不只劝人们逃走，也劝大家去杀敌。见着拉车的，我会说：把车一歪，就摔他个半死；遇上喝醉了的日本人，把他摔下来，掐死他！遇见学生，我，我也狠心的教导：作手工的刀子照准了咽喉刺去，也能把日本教员弄死。你知道，以前我是个不肯伤害一个蚂蚁的人；今天，我却主张杀人，鼓励杀人了。杀戮并不是我的嗜好与理想，不过是一种手段。只有杀，杀败了敌人，我们才能得到和平。和日本人讲理，等于对一条狗讲唐诗；只有把刀子刺进他们的心窝，他们或者才明白别人并不都是狗与奴才。我也知道，杀一个日本人，须至少有三五个人去抵偿。但是，我不能只算计人命的多少，而使鳝鱼们都腐烂在盆子里。越多杀，仇恨才越分明；会恨，会报仇的人才不作亡国奴。北平没有抵抗的丢失了，我们须用血把它夺回来。恐怖必须造成。这恐怖可不是只等着日本人屠杀我们，而是我们也杀他们。我们有一个敢举起刀来的，日本人就得眨一眨眼，而且也教咱们的老实北平人知道日本人并不是铁打的。多喒恐怖由我们造成，我们就看见了光明；刀枪的亮光是解放与自由闪电。前几天，我们刺杀了两个特使，你等着看吧，日本人将必定有更厉害的方法来对付我们；同时，日本人也必定在表面上作出更多中日亲善的把戏；日本人永远是一边杀人，一边给死鬼唪经的。只有杀，只有多杀，你杀我，我杀你，彼此在血水里乱滚，我们的鳝鱼才能明白日本人的亲善是假的，才能不再上他们的当。为那两个特使，小崔和那个汽车夫白白的丧了命，几千人无缘无故的入了狱，受了毒刑。这就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从一个意义来讲，小崔并没白死，他的头到今天还给日本人的‘亲善’与‘和平’作反宣传呢！我们今天唯一的标语应吉是七杀碑，杀！杀！杀！……”
老人闭上眼，休息了一会儿。睁开眼，他的眼光不那么厉害了。很温柔的，几乎是象从前那么温柔的，他说：“将来，假若我能再见太平，我必会忏悔！人与人是根本不应当互相残杀的！现在，我可决不后悔。现在，我们必须放弃了那小小的人道主义，去消灭敌人，以便争取那比妇人之仁更大的人道主义。我们须暂时都变成猎人，敢冒险，敢放枪，因为面对面的我们遇见了野兽。诗人与猎户合并在一处，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我们必须象一座山，既满生着芳草香花，又有极坚硬的石头。你看怎样？瑞宣！”瑞宣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他看钱伯伯就象一座山。在从前，这座山只表现了它的幽美，而今天它却拿出它的宝藏来。他若泛泛的去夸赞两句，便似乎是污辱了这座山。他说不出什么来。
过了半天，他才问了声：“你的行动，钱伯伯，难道不招特务们的注意吗？”
“当然！他们当然注意我！”老人很骄傲的一笑。“不过，我有我的办法。我常常的和他们在一道！你知道，他们也是中国人。特务是最时髦的组织，也是最靠不住的组织。同时，他们知道我身上并没有武器，不会给他们闯祸。他们大概拿我当个半疯子，我也就假装疯魔的和他们乱扯。我告诉他们，我入过狱，挺过刑，好教他们知道我并不怕监狱与苦刑。他们也知道我的确没有钱，在我身上他们挤不出油水来。在必要的时候，我还吓唬他们，说我是中央派来的。他们没有多少国家观念，可是也不真心信服日本人，他们渺渺茫茫的觉得日本人将来必失败——他们说不上理由来，大概只因为日本人太讨厌，所以连他们也盼望日本人失败。（这是日本人最大的悲哀！）既然盼望日本人失败，他们当然不肯真刀真枪的和中央派来的人蛮干，他们必须给自己留个退步。告诉你，瑞宣，死也并不容易，假若你一旦忘记了死的可怕。我不怕死，所以我在死亡的门前找到了许多的小活路儿。我一时没有危险。不过，谁知道呢，将来我也许会在最想不到的地方与时间，忽然的死掉。管它呢，反正今天我还活着，今天我就放胆的工作！”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小茶馆里点起一些菜油灯。“钱伯伯，”瑞宣低声的叫。“家去，吃点什么，好不好？”老人毫不迟疑的拒绝了：“不去！见着你的祖父和小顺子，我就想起我自己从前的生活来，那使我不好过。我今天正象人由爬行而改为立起来，用两条腿走路的时候；我一松气，就会爬下去，又成为四条腿的动物！人是脆弱的，须用全力支持自己！”
“那么，我们在外边吃一点东西？”
“也不！理由同上！”老人慢慢的往起立。刚立稳，他又坐下了。“还有两句话。你认识你们胡同里的牛教授？”“不认识。干吗？”
“不认识就算了。你总该认识尤桐芳喽？”
瑞宣点点头。
“她是有心胸的，你应该照应她一点！我也教给了她那个字——杀！”
“杀谁？”
“该杀的人很多！能消灭几个日本人固然好，去杀掉几个什么冠晓荷，李空山，大赤包之类的东西也好。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这些病，在国家太平的时候，会使历史无声无色的，平凡的，象一条老牛似的往前慢慢的蹭；我们的历史上没有多少照耀全世界的发明与贡献。及至国家遇到危难，这些病就象三期梅毒似的，一下子溃烂到底。大赤包们不是人，而是民族的脏疮恶疾，应当用刀消割了去！不要以为他们只是些不知好歹，无足介意的小虫子，而置之不理。他们是蛆，蛆会变成苍蝇，传播恶病。在今天，他们的罪过和日本人一样的多，一样的大。所以，他们也该杀！”
“我怎么照应她呢？”瑞宣相当难堪的问。
“给她打气，鼓励她！一个妇人往往能有决心，而在执行的时候下不去手！”老人又慢慢的往起立。
瑞宣还不肯动。他要把想了半天的一句话——“对于我，你有什么教训呢？”——说出来。可是，他又不敢说。他知道自己的怯懦与无能。假若钱伯伯教他狠心的离开家庭，他敢不敢呢？他把那句话咽了下去，也慢慢的立起来。
两个人出了茶馆，瑞宣舍不得和钱老人分手，他随着老人走。走了几步，老人立住，说：“瑞宣，送君千里终须别，你回家吧！”
瑞宣握住了老人的手。“伯父，我们是不是能常见面呢？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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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便常见！我知道你想念我，我又何尝不想念你们！不过，我们多见一面，便多耗费一些工夫；耗费在闲谈上！这不上算。再说呢，中国人不懂得守秘密，话说多了，有损无益。我相信你是会守秘密的人，所以今天我毫无保留的把心中的话都倾倒出来。可是，就是你我也以少谈心为是。甘心作奴隶的应当张开口，时时的喊主人。不甘心作奴隶的应当闭上嘴，只在最有用的时候张开——喷出仇恨与怒火。看机会吧，当我认为可以找你来的时候，我必找你来。你不要找我！你看，你和野求已经把我窃听孙子的啼哭的一点享受也剥夺了！再见吧！问老人们好！”
瑞宣无可如何的松开手。手中象有一股热气流出去，他茫然的立在那里，看着钱先生在灯影中慢慢的走去。一直到看不见老人了，他才打了转身。
他一向渴盼见到钱先生。今天，他看到了老人，可是他一共没有说了几句话。羞愧截回去他的言语。论年岁，他比老人小着很多。论知识，他的新知识比钱诗人的丰富。论爱国心，他是新时代的人，理当至少也和钱伯伯有一样多。可是，他眼看着钱伯伯由隐士变为战士，而他还是他，他没有丝毫的长进。他只好听着老人侃侃而谈，他自己张不开口。没有行动，多开口便是无聊。这个时代本应当属于他，可是竟自被钱老人抢了去。他没法不觉得惭愧。
到了家，大家已吃过了晚饭。韵梅重新给他热菜热饭。她问他为什么回来晚了，他没有回答。随便的扒搂了一碗饭，他便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到底钱伯伯怎样看我呢？”他翻来覆去的想这个问题。一会儿，他觉得钱老人必定还很看得起他；要不然，老人为什么还找他来，和他谈心呢？一会儿，他又以为这纯粹是自蔚，他干了什么足以教老人看得起他的事呢？没有，他没作过任何有益于抗敌救国的事！那么，老人为什么还看得起他呢？不，不！老人不是因为看得起他，而只是因为想念他，才找他来谈一谈。
他想不清楚，他感到疲倦。很早的，他便睡了觉。
随着第二天的朝阳，他可是看见了新的光明。他把自己放下，而专去想钱先生。他觉得钱先生虽然受尽苦处，可是还很健康，或者也很快活。为什么？因为老人有了信仰，有了决心；信仰使他绝对相信日本人是可以打倒的，决心使他无顾虑的，毫不迟疑的去作打倒日本人的工作。信仰与决心使一个老诗人得到重生与永生。
看清楚这一点，瑞宣以为不管他的行动是否恰好配备着抗战，他也应当在意志的坚定上学一学钱老人。他虽然没拚着命去杀敌，可是他也决定不向敌人屈膝。这，在以前，他总以为是消极的，是不抵杭，是逃避，是可耻的事。因为可耻，所以他总是一天到晚的低着头，不敢正眼看别人，也不敢对镜子看自己。现在，他决定要学钱先生，尽管在行动上与钱先生不同，可是他也要象钱先生那样的坚定，快乐。他的不肯向敌人屈膝不只是逃避，而是一种操守。坚持着这操守，他便得到一点儿钱先生的刚毅之气。为操守而受苦，受刑，以至于被杀，都顶好任凭于它。他须为操守与苦难而打起精神活着，不应当再象个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