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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想，瑞宣不由的便想到老人的将来：老人是被日本人打怕了，从此就这么一声不响的活下去呢？还是被打得会懂得了什么叫作仇恨，而想报复呢？他不敢替老人决定什么。毒刑是会把人打老实了的，他不愿看老人就这么老老实实的认了输。报复吧？一个人有什么力量呢！他又不愿看老人白白的去牺牲——老人的一家子已快死净了！
对钱太太与钱大少爷的死，老人一来二去的都知道了。在他的梦中，他哭过，哭他的妻和子。醒着的时候，他没有落一个泪。他只咬着那未落净的牙，腮上的陷坑儿往里一嘬一嘬的动。他的眼会半天不眨巴的向远处看，好象要自杀和要杀人似的楞着。他什么也不说，而只这么楞着。瑞宣很怕看老人这么发呆。他不晓得怎样去安慰才好，因为他根本猜不到老人为什么这样发楞——是绝望，还是计划着报仇。
老人很喜欢听战事的消息，瑞宣是当然的报道者。这也使瑞宣很为难。他愿意把刚刚听来的消息，与他自己的意见，说给老人听；老人的理解是比祁老人和韵梅的高明得很多的。可是，只要消息不十分好，老人便不说什么，而又定着眼楞起来。他已不象先前那样婆婆妈妈的和朋友谈话了，而是在听了友人的话以后，他自己去咂摸滋味——他把心已然关在自己的腔子里。他好象有什么极应保守秘密的大计划，必须越少说话越好的锁在心里。瑞宣很为难，因为他不会撒谎，不会造假消息，而又不愿教老人时时的不高兴。他只能在不完全欺骗中，设法夸大那些好消息，以便使好坏平衡，而减少一些老人的苦痛。可是，一听到好消息，老人便要求喝一点酒，而酒是，在养病的时候，不应当喝的。
虽然钱诗人有了那么多的改变，并且时时使瑞宣为难，可是瑞宣仍然天天来看他，伺候他，陪着他说话儿。伺候钱诗人差不多成了瑞宣的一种含有宗教性的服务。有一天不来，他就有别种郁闷难过而外又加上些无可自恕的罪过似的。钱先生也不再注意冠晓荷。金三爷或瑞宣偶然提起冠家，他便闭上口不说什么，也不问什么。只有在他身上不大好受，或心里不甚得劲儿的时候，若赶上冠家大声的猜拳或拉着胡琴唱戏，他才说一声“讨厌”，而闭上眼装睡。瑞宣猜不透老先生的心里。老人是完全忘了以前的事呢？还是假装的忘记，以便不露痕迹的去报仇呢？真的，钱先生已经变成了一个谜！瑞宣当初之所以敬爱钱先生，就是因为老人的诚实，爽直，坦白，真有些诗人的气味。现在，他极怕老人变成个丧了胆的，连句带真感情的话也不敢说的人。不，老人不会变成那样的人，瑞宣心中盼望着。可是，等老人的身体完全康复了之后，他究竟要作些什么呢？一个谜！金三爷来的次数少一些了。看亲家的病一天比一天的好，又搭上冠家也没敢再过来寻衅，他觉得自己已尽了责任，也就不必常常的来了。
可是，每逢他来到，钱老人便特别的高兴。这使瑞宣几乎要有点嫉妒了。瑞宣晓得往日金三爷在钱老人的眼中，只是个还不坏的亲友，而不是怎样了不起的人物。虽然诗人的心中也许尽可能的消灭等级，把只要可以交往的人都看作朋友，一律平等，可是瑞宣晓得老人到底不能不略分一分友人的高低——他的确晓得往日金三爷并不这样受钱老人的欢迎。
瑞宣，当金三爷也来看病人的时候，很注意的听两位老人都说些什么，以便猜出钱老人特别喜欢金三爷的理由。他只有纳闷。金三爷的谈话和平日一样的简单，粗鲁，而且所说的都是些最平常的事，绝对没有启发心智或引人作深想的地方。
在庆祝保定陷落的第二天，瑞宣在钱家遇到了金三爷。这是个要变天气的日子，天上有些不会落雨，而只会遮住阳光的灰云，西风一阵阵的刮得很凉。树叶子纷纷的往下落。瑞宣穿上了件旧薄棉袍。金三爷却还只穿着又长又大的一件粗白布小褂，上面罩着件铜钮扣的青布大坎肩——已是三十年的东西了，青色已变成了暗黄，胸前全裂了口。在坎肩外边，他系了一条蓝布搭包。
钱诗人带着满身的伤，更容易感觉到天气的变化；他的浑身都酸疼。一见金三爷进来，他便说：“天气要变呀，风多么凉啊！”
“凉吗？我还出汗呢！”真的，金三爷的脑门上挂着不少很大的汗珠。从怀里摸出块象小包袱似的手绢，仿佛是擦别人的头似的，把自己的秃脑袋用力的擦了一番。随擦，他随向瑞宣打了个招呼。对瑞宣，他的态度已改变了好多，可是到底不能象对李四爷那么亲热。坐下，好大一会儿，他才问亲家：“好点吧？”
钱老人，似乎是故意求怜的，把身子蜷起来。声音也很可怜的，他说：“好了点！今天可又疼得厉害！要变天！”说罢，老人眨巴着眼等待安慰。
金三爷捏了捏红鼻头，声如洪钟似的：“也许要变天！一边养，一边也得忍！忍着疼，慢慢的就不疼了！”
在瑞宣看，金三爷的话简直说不说都没大关系。可是钱老人仿佛听到了最有意义的劝慰似的，连连的点头。瑞宣知道，当初金三爷是崇拜钱诗人，才把姑娘给了孟石的。现在，他看出来，钱诗人是崇拜金三爷了。为什么呢？他猜不出。
金三爷坐了有十分钟。钱老人说什么，他便顺口答音的回答一声“是”，或“不是”，或一句很简单而没有什么意思的短话。钱老人不说什么，他便也一声不响，呆呆的坐着。楞了好一大会儿，金三爷忽然立起来。“看看姑娘去。”他走了出去。在西屋，和钱少奶奶说了大概有两三句话，他找了个小板凳，在院中坐好，极深沉严肃的抽了一袋老关东叶子烟。当当的把烟袋锅在阶石上磕净，立起来，没进屋，只在窗外说了声：“走啦！再来！”
金三爷走后好半天，钱老人对瑞宣说：“在这年月，有金三爷的身体比有咱们这一肚子书强得太多了！三个读书的也比不上一个能打仗的！”
瑞宣明白了。原来老人羡慕金三爷的身体。为什么？老人要报仇！想到这儿，他不错眼珠的看着钱先生，看了足有两三分钟。是的，他看明白了：老人不但在模样上变了，他的整个的人也都变了。谁能想到不肯损伤一个蚂蚁的诗人，会羡慕起来，甚至是崇拜起来，武力与身体呢？看着老人陷下去的腮，与还有时候带出痴呆的眼神，瑞宣不敢保证老先生能够完全康复，去执行报仇的计划。可是，只要老人有这么个报仇的心思，也就够可敬的了。他觉得老人与中国一样的可敬。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便不能再因考虑军备的不足，而不去抗战。老人，在受了侮辱与毒刑之后，也不再因考虑身体精力如何，而不想去报复。在太平的年月，瑞宣是反对战争的。他不但反对国与国的武力冲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动武，他也认为是人类的野性未退的证据。现在，他可看清楚了：在他的反战思想的下面实在有个象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作基础。这个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躏，以至于灭亡。会引来灭亡的，不论是什么东西或道理，总是该及时矫正的。北平已经亡了，矫正是否来得及呢？瑞宣说不上来。他可是看出来，一个生活与趣味全都是田园诗样的钱先生现在居然不考虑一切，而只盼身体健壮，好去报仇，他没法不敬重老人的胆气。老人似乎不考虑什么来得及与来不及，而想一下子由饮酒栽花的隐士变成敢流血的战士。难道在国快亡了的时候，有血性的人不都应当如此么？
因为钦佩钱老人，他就更看不起自己。他的脑子一天到晚象陀螺一般的转动，可是连一件事也决定不了。他只好管自己叫作会思想的废物！
乘着钱先生闭上了眼，瑞宣轻轻的走出来。在院中，他看见钱少奶奶在洗衣服。她已有了三个多月的身孕。在孟石死去的时候，因为她的衣裳肥大，大家都没看出她有“身子”。在最近，她的“怀”开始显露出来。金三爷在前些天，把这件喜信告诉了亲家。钱先生自从回到家来，没有笑过一次，只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笑了笑，而且说了句金三爷没听明白的话：“生个会打仗的孩子吧！”瑞宣也听见了这句话，在当时也没悟出什么道理来。今天，看见钱少奶奶，他又想起来那句话，而且完全明白了其中的含义。钱少奶奶没有什么模样，可是眉眼都还端正，不难看。她没有剪发，不十分黑而很多的头发梳了两根松的辫子，系着白头绳。她不高，可是很结实，腰背直直的好象担得起一切的委屈似的。她不大爱说话，就是在非说不可的时候，她也往往用一点表情或一个手势代替了话。假若有人不晓得这个，而紧跟她说，并且要求她回答，她便红了脸而更说不出来。瑞宣不敢跟她多说话，而只指了指北屋，说了声：“又睡着了。”
她点了点头。
瑞宣每逢看见她，也就立刻看到孟石——他的好朋友。有好几次，他几乎问出来：“孟石呢？”为避免这个错误，他总是看着她的白辫梢，而且不敢和她多说话——免得自己说错了话，也免得教她为难。今天，他仍然不敢多说，可是多看了她两眼。他觉得她不仅是个年轻的可怜的寡妇，而也是负着极大的责任的一位母亲。她，他盼望，真的会给钱家和中国生个会报仇的娃娃！
一边这么乱想，一边走，不知不觉的他走进了家门。小顺儿的妈正责打小顺儿呢。她很爱孩子，也很肯管教孩子。她没受过什么学校教育，但从治家与教养小孩子来说，她比那受过学校教育，反对作贤妻良母，又不幸作了妻与母，而把家与孩子一齐活糟蹋了的妇女，高明得多了。她不准小孩子有坏习惯，从来不溺爱他们。她晓得责罚有时候是必要的。
（）
瑞宣不大爱管教小孩。他好象是儿女的朋友，而不是父亲。他总是那么婆婆妈妈的和他们玩耍和瞎扯。等到他不高兴的时候，孩子们也自然的会看出不对，而离他远远的。当韵梅管孩子的时候，他可是绝对守中立，不护着孩子，也不给她助威。他以为夫妻若因管教儿女而打起架来，就不但管不了儿女，而且把整个的家庭秩序完全破坏了。这最不上算。假若小顺儿的妈从丈夫那里得到管教儿女的“特权”，她可还另有困难，当她使用职权的时候。婆母是个明白人：当她管教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她的公平与坚决差不多是与韵梅相同的。可是现在她老了。她仍然愿意教孙辈所受的管束与昔年自己的儿子所受的一样多，一样好；但是，也不是怎的，她总以为儿媳妇的管法似乎太严厉，不合乎适可而止的中道。她本想不出声，可是声音仿佛没经她的同意便自己出去了。
即使幸而通过了祖母这一关，小顺儿们还会向太爷爷请救，而教妈妈的巴掌或苕帚疙疸落了空。在祁老人眼中，重孙儿孙女差不多就是小天使，永远不会有任何过错；即使有过错，他也要说：“孩子哪有不淘气的呢？”
祁老人与天佑太太而外，还有个瑞丰呢。他也许不甚高兴管闲事，但是赶上他高兴的时候，他会掩护看小顺儿与妞子，使他们不但挨不上打，而且教给他们怎样说谎扯皮的去逃避责罚。
现在，瑞宣刚走进街门，便听到了小顺儿的尖锐的，多半是为求救的，哭声。他知道韵梅最讨厌这种哭声，因为这不是哭，而是呼唤祖母与太爷爷出来干涉。果然，他刚走到枣树旁，南屋里的病人已坐起来，从窗上的玻璃往外看。看到了瑞宣，老太太把他叫住：“老大！别教小顺儿的妈老打孩子呀！这些日子啦，孩子们吃也吃不着，喝也喝不着，还一个劲儿的打，受得了吗！”
瑞宣心里说：“妈妈的话跟今天小顺儿的犯错儿挨打，差不多没关系！”可是，他连连的点头，往“战场”走去。他不喜欢跟病着的母亲辩论什么。
“战场”上，韵梅还瞪着大眼睛责备小顺儿，可是小顺儿已极安全的把脸藏在太爷爷的手掌里。他仍旧哭得很厉害，表示向妈妈挑战。
祁老人一面给重孙子擦泪，一面低声嘟囔着。他只能低声的，因为第一，祖公对孙媳妇不大好意思高声的斥责；第二，他准知道孙媳妇是讲理的人，决不会错打了孩子。“好乖孩子！”他嘟囔着：“不哭啦！多么好的孩子，还打哪？真！”瑞宣听出来：假若祖母是因为这一程子的饮食差一点，所以即使孩子犯了过也不该打；太爷爷便表示“多么好的孩子”，而根本不应当责打，不管“好”孩子淘多大的气！
小妞子见哥哥挨打，唯恐连累了自己，藏在了自以为很严密，而事实上等于不藏的，石榴盆后面，两个小眼卜哒卜哒的从盆沿上往外偷看。
瑞宣从祖父一直看到自己的小女儿，没说出什么来便走进屋里去。到屋里，他对自己说：“这就是亡国奴的家庭教育，只有泪，哭喊，不合理的袒护，而没有一点点硬气儿！钱老人盼望有个会打仗的孩子，这表明钱诗人——受过日本人的毒打以后——彻底的觉悟过来：会打仗的孩子是并不多见的，而须赶快的产生下来。可是，这是不是晚了一些呢？日本人，在占据着北平的时候，会允许中国人自由的教育小孩子，把他们都教育成敢打仗的战士吗？钱诗人的醒悟恐怕已经太迟了？”正这么自言自语的叨唠，小妞子忽然从外面跑进来，院中也没了声音。瑞宣晓得院中已然风平浪静，所以小妞子才开始活动。
小妞儿眼中带出点得意与狡猾混合起来的神气，对爸爸说：“哥，挨打！妞妞，藏！藏花盆后头！”说完，她露出一些顶可爱的小白牙，笑了。
瑞宣没法子对妞子说：“你狡猾，坏，和原始的人一样的狡猾，一样的坏！你怕危险，不义气！”他不能说，他知道妞子是在祖母和太爷爷的教养下由没有牙长到了满嘴都是顶可爱的小牙的年纪；她的油滑不是天生的，而是好几代的聪明教给她的！这好几代的聪明宁可失去他们的北平，也不教他们的小儿女受一巴掌的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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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冠先生交朋友似乎有个一定的方法。他永远对最新的朋友最亲热。这也许是因为有所求而交友的缘故。等到新劲儿一过去，热劲儿就也渐渐的消散，象晾凉了的馒头似的。
现在，蓝东阳是冠先生的宝贝。
即使我们知道冠先生对最新的朋友最亲热的原因，我们也无法不钦佩他的技巧。这技巧几乎不是努力学习的结果，而差不多全部都是天才的产物。冠先生的最见天才的地方就是“无聊”。只有把握到一切都无聊——无聊的啼笑，无聊的一问一答，无聊的露出牙来，无聊的眨巴眼睛，无聊的说地球是圆的，或烧饼是热的好吃……才能一见如故的，把一个初次见面的友人看成自己的亲手足一般，或者比亲手足还更亲热。也只有那在什么有用的事都可以不作，而什么白费时间的事都必须作的文化里，象在北平的文化里，无聊的天才才能如鱼得水的找到一切应用的工具。冠先生既是天才，又恰好是北平人。
相反的，蓝东阳是没有文化的，尽管他在北平住过了十几年。蓝先生的野心很大。因为野心大，所以他几乎忘了北平是文化区；虽然他大言不惭的自居为文化的工程师，可是从生活上与学识上，他都没注意到过文化的内容与问题。他所最关心的是怎样得到权利，妇女，金钱，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