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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出高第所料，约摸着大概刚刚五点钟吧，小羊圈来了一卡车日本人。胡同口，大槐树下，都设了临时的岗位，倒仿佛胡同里有一连游击队似的。
三个进了六号，五个进了祁家。
祁老人有了双重的准备——几年的折磨与昨晚的会商——决定硬碰硬的对付日本人。他的眼直看着他们，语声相当的高，表示出他已不再客气谦恭；客气谦恭并没救了天佑，小文，小崔们的命。
四个人在四处分头审问瑞宣，韵梅，天佑太太，和祁老人。这样审问后，他们比较了一下他们的纪录，而后把大家集合在一处，从头儿考问。祁老人的眼神告诉了瑞宣们，他自己愿意作代言人。日本人问一句，老人毫不迟疑的回答一句。日本人问到：“你们知道他愿意作特务？”“知道！”祁老人回答。
“为什么他要去当特务？”
“因为他没出息！”
“怎么？”
“甘心去作伤天害理的事，还不是没出息？”
天佑太太和韵梅听老人这样回答，都攥着一把汗。可是，日本人的态度仿佛倒软和了一点。他们都看着祁老人，半天没再问什么。老人的白发，高身量，与铁硬的言语，好象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尊严，使他们不好再开口。
两个日本人嘀咕了几句，其中的一个匆忙的走出去。不大的工夫，他走回来，带着一号的日本老太婆。瑞宣心里亮了一下，他就疑心她，所以每次她用话探他，他老留着神，不肯向她多说多道。可是，不久，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
日本人逐一的指着祁家的人，问老太婆几句话，老太婆必恭必敬的作简单的回答。虽然他们说的是日本话，瑞宣听不懂，可是由老太婆的神气，与他们的反应，他看清楚，她是给祁家的人说好话呢。
问完了老太婆，他们又盘问了瑞宣几句。他回答的和他们已记录下的完全一致。他们无可奈何的往外走。老太婆极恭敬的跟在他们的后面，仅在到了院中，她才抓着机会看了瑞宣一眼，微微的一点头。瑞宣明白她的意思，也只微一点头，而没敢说什么。
日本人走后，祁老人仿佛后怕起来，坐在炕沿上，两手发颤。
韵梅为安慰老人，勉强笑着说：“这大概就没事了吧？”老人楞了半天才说出来：“让他们再来！反正我已经活够了，干吗还怕死呢！教他们再来，我等着他们的！”又楞了一会儿，他摇着头说：“一个人没出息呀，能闹得鸡犬不安！我，你，大家，都错了，都不该那么善待老二！”
“虽然这么说呀，一家人到底是一家人，难道因为他没出息，就不要他了吗？”韵梅还勉强笑着说。“不信，他明天出了狱，回来，咱们还不是得给他饭吃！”
老人没再说什么，歪在了炕上。
高第被日本人带走。她回答不出为什么要离开北平，为什么要走而不办出境的手续。
跟着他们走，她的心反倒安静下来。她对自己说：“既逃不出北平去，不下狱也等于下狱；那么，到狱里去仿佛倒更妥当一点。假若日本人强迫我作特务，我，我便点头——给钱先生作点事！他们要杀我呢，也好；反正活着也是受罪！”这么想好，她不单镇定，而且几乎有点快活。
来到狱中，日本人马上教她和招弟对质，她们所说的完全与以前的口供相合。而后，他们把姐妹俩带到前门车站去表演上次相遇的情形，她们几乎连一步都没走错，通通与口供相符。车站相遇这一场算是毫无破绽。
可是，他们不能释放了高第，因为她还没解释清楚她为什么要逃出北平，他们以为那绝对不能出于她的自动，而一定有什么背景——比如：城外有什么秘密的机关，专招收北平的青年。他们，所以，必须关起她来。慢慢的，细细的，把那个背景审问出来。
假若因为一两个人的无聊，也能造成一段杀人流血的历史，这回事便是个好的例证。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举行了整饬风纪运动，要彻底肃清不可靠的中国人。晓荷与瑞丰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无聊无耻会发生这么大的作用，可是多少个青年的鲜血都因此而流在暗室里！凡是瑞丰所供出的特务，都人不知鬼不觉的丧了命。而后，特务与特务之间又乘此机会互相检举，倾轧，于是有一大批人被囚在暗室里。
招弟，在和姐姐对质后，仍然被禁在暗室。她解释得很好：“我教高第回家，不是私自放了她，而是想也把她介绍进来，作特务。”可是，日本人不接受这个解释。他们以为她应当马上向上方报告，不应私自拿主意，放高第回家。假若高第没有回家，而从别处跑出北平去呢，怎么办？招弟无言答对。
最难以处置的倒是晓荷与瑞丰。日本人调查他们俩的过去经历，他们俩，一点不错，是百分之百的顺民。日本人特由天津调来两位有权威的“支那通”，教他们鉴定这两个活宝。结果是：在相貌，言谈举止，嗜好，志愿，心理，各项中，晓荷的平均分数是九十八；瑞丰稍差一点，九十二！据两位支那通说：能得到平均分数八十分的就可以作第一等的顺民；晓荷与瑞丰应当是超等！
日本人是崇拜权威的，按照两位支那通的报告，他们理应马上重用晓荷与瑞丰。可是，他们到底还有点不放心，只好再细细的调查。他们每天要审问晓荷与瑞丰三次；越审问，他们越觉得他们俩可爱，可也越有点摸不清头脑。
晓荷的鞠躬，说话（模仿着日本人说中国话的语调与用字），与种种小身段，使日本人惊异：他们占领了北平才这么三四年，会居然产生了这样的中日合璧的人物。他们问他：“大赤包死在狱里，你有没有一点反感？”他的回答是那么自然，天真，使日本人不知怎办才好。他深深鞠了一躬说：“你们给我个官儿作呢，就是把大赤包的骨头挖出来，再鞭打一顿，我也不动心；有了官儿作，我会再娶个顶漂亮的，年轻的，太太！你们要是不给我事情作呢，没办法，我总得想念大赤包！”
“你要作什么官呢？”他们问。
“越大越好，不管什么官！”
他们彼此相视，谁也没办法。他们喜欢汉奸，也卑视汉奸，他们可是不知是喜爱晓荷好，还是卑视他好！他几乎是个超人，弄得日本人没了办法。他们提审瑞丰：“你愿意干什么？”
“我？”瑞丰摸着小干脸，说：“愿意当特务。”“为什么？”
“好弄钱！”
是的，瑞丰的言谈，风度，的确没有晓荷的那么成熟，得体。可是，他的天真与爽直，也使日本人受了感动。说真的，日本人来侵略中国，哪一个不是为弄钱呢？他们没法再抬起手来掌瑞丰的嘴！他也是一个什么超人！
为试探他，他们答应下教他作特务。他噎了好几口气才说出来：“那好极了！”
回到狱室，他欢喜得似乎发了狂。见着给他送饭的，和从门外走过的，他都眉飞色舞的告诉他们：“看见过这种事儿没有？我进来坐狱，一共只挨过两个嘴巴，猛孤丁的，大变戏法，我当上了特务！我，嘁，嗯，有点福分！等着瞧吧，从这儿一出去，腰里掖着手枪，喝，钞票塞满了口袋哟！”
日本人们只能干咽唾沫，想不出主意，如何处置他。他们不能再给他施刑，那对不起两位支那通的报告。他们不能真用他作特务，因为他的嘴是一座小广播电台。他们囚着他，光多费一些饭食；放了他，又不大妥当。
于是，晓荷与瑞丰便平安无事的在狱里度着他们的无聊的生活。山洪巨浪冲破了石堤，毁灭了村庄，淹死了牛马，拔出了老树，而不能打碎了一点渣滓！
73
当大赤包入狱的时候，欧洲的大战已经开始。北平的报纸，都显出啼笑皆非，不知怎样报导西方的血光炮影才好。看到德军的所向无敌，日本人与汉奸们都感到狂喜，愿意用最大的铅字，替战魔宣传。可是，德军的闪电袭击与胜利，又恰好使日本人自愧无能，没有一下子灭亡了中国的本事。他们不能不替德国作宣传，又似乎不好意思给别人摇旗呐喊，而减低了自家的威风。
北平的一般人，可是，并没怎么十分注意这些事。他们听惯了谣言，所以不轻易相信伪报纸的消息。再说，假若他们相信了那些消息，他们便没有了希望：德国征服了欧洲，日本人征服了亚洲，他们自然就永远为奴，没有翻身之日。为给自己一点希望，他们把那些消息当作了谣言。这就是说，他们不相信德国能征服欧洲，也不相信日本人能灭亡了中国。
还有，他们的切身的问题，也使他们无暇去高瞻远瞩的去关心与分析世界问题。他们须活着。可是，他们没有了煤，没有了粮。他们自己的肚子的饥鸣，与儿女们的悲啼，比一切都更重要，都须最先解决。饥与寒是世界上最大的事，因为它们的后面紧随着死亡。
德军攻下华沙，德军占领丹麦，英法军失败……消息一串串的传来，仿佛战神，和大赤包一样，已经发了疯。但是，北平人们的眼却看着四处的麦秋。他们切盼有个好的收成，可以吃到新的面粉。
华北的新麦收下来了，可是北平人不单没见到新麦，也看不见了一切杂粮。
日本人一道命令，北平所有的面粉厂与米厂都停了工，大小的粮店都停止交易。存粮一律交出，新粮候命领取。面粉厂的机器停止了活动，粮店的大椭圆形的笸箩都底儿朝天放起来。北平变成了无粮的城。
天津，石家庄，保定，却建立了极大的粮库，囤积起粮食，作长期战争的准备。
小羊圈里最有办法的人，李四大爷，竟自没有了办法。在几十年的忧患中，不管是总统代替了皇帝，还是由洋人或军阀占领了北平，他始终能由一个什么隙缝中找到粮食；不单为自己充饥，也尽可能的帮助别人。今天，他没有了办法。他亲自去看过了：面粉厂里已鸦雀无声，粮店的大笸箩底子朝了天，打烧饼的熄了灶，卖馄饨与面条的歇了工。平日，他老把坏消息报告给邻居们，不是要使大家心中不安，而是为教大家有个准备。今天，他低着头回了家，没敢警告街坊四邻，因为他只看到了患难，而毫无帮助大家的办法。日本人使老者的智慧与善心都化为无用。
祁老人发了脾气。听到断粮的消息，他亲自去检看米缸与面坛子。他希望看到有三个月的存粮——他的一成不变的预防危患的办法。可是，他发现坛子与缸中的东西只够再吃十来天的。他冒了火，责备韵梅为什么不遵行他的老规矩。韵梅有可以为自己辩护的理由：粮食早已一天比一天贵，一天比一天更难买到，她没有那么多的钱，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去购买存粮。可是，她不便向老人声辩。她是旧式的贤妇，不肯为洗刷自己，而招老人更生气。
天佑太太知道其中的底细，知道老人冤屈了韵梅。可是她也没敢出声。她只想起丈夫的惨死，而咒诅自己：“我没有一点用处，为什么不教我死了呢，也好给大家省一口粮啊！”
连小顺儿和妞子似乎都感到了大难临头。他们随着老人去看坛子与缸，而后跑到枣树下低声的嘀咕：“没了粮！没了粮！”
孙七因在粮店作活，打听到更多的消息，也就更恐慌。他打听明白：以后每家粮店都没有了自由交易，而改为向日本人领取杂粮，领到多少，便磨多少面粉，而后以一定的价钱，与规定的时间，凭粮证卖给住户们。这样，粮店已不是作生意，而是替日本人作分配粮食的义务机关。这样，除了领到粮的时候，粮店的人们便没有任何事可作，所以每家都须裁人；有十个伙计的，只留下一两个便够用了。听到这个，孙七的心凉了半截！别的铺户已经都裁过人了，现在又添上了粮店。他怎么活下去呢？铺户越多裁人，他的生意就越少啊！
回到家中，他想痛痛快快的对程长顺发发牢骚，大骂日本人一顿。可是，他没敢扯着嗓子乱骂，他晓得对门有两家日本人。他挤咕着近视眼，低声的咒诅，希望既不至于被日本人们听见，又能得到长顺的同情。
可是，长顺已结了婚，而且不久就可以作父亲，（太太已有了孕）已经不象先前那么爱生气，爱管闲事，和爱说话了。他还是恨日本人，真的，但是不象从前那样一提日本人便咬牙，便想逃出北平去当兵了。现在，他似乎把养活外婆与妻子当作第一件事，而把国家大事放在其次了。有时候，他甚至须故意忘记了日本人，才好婆婆妈妈的由日常生活中找到一点生趣。
在作完了那一批烂纸破布的军服以后，他摸清了点“小市”上的规矩与情形，于是就拿丁约翰分给他的一点钱作资本，置办了一副挑担，变成个“打鼓儿的”。
这个生意不大好作。第一，打鼓儿的必须有眼睛；看见一件东西，要马上能断定它的好坏，与有没有出路。有眼睛的，能买到“俏”——也许用烂纸的价钱买到善本的图书，或用破铜的价钱买到个古铜器。反之，没眼睛的，便只能买到目所共睹的东西，当然也就没有俏头。第二，必须极留神。万一因贪利而买到贼赃，就马上有吃官司的可能；巡警与侦探专会由打鼓儿的手中起赃，而法律上并不保护他们——拿不到犯人，便扣起打鼓儿的来。这在以前是如此，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更是如此。第三，必须心狠。打鼓儿的与放账的一样，都是吃穷人的。卖东西的越急于用钱，打鼓儿的便越咬牙出价。用最低的价钱买入，以最高的价钱卖出，是每个打鼓儿的所必遵行的；没有狠心趁早儿不用干这一行。第四，必须吃苦受累。每天，要很早的起来，去赶早市。然后，挑着担子去串小胡同，敲打着小鼓唤醒穷人的注意。走许多条胡同，也许只作一号生意，也许完全落了空；但是，腿脚不动，买卖不来，绝对不能偷懒。
在选择这个营业的时候，外婆与长顺很费了一番思索与计议。长顺知道自己没有什么眼力。他只认识破布烂纸，而打鼓儿的须能鉴定一切。其次，他晓得自己的心不狠毒；他自己是穷人，不能去实行“不杀穷人没饭吃”的理论。可是，他也看出来，经验不是由一天得来的，老不敢去试一试，他便永远得不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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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他的确知道自己不怕跑腿受累。过去的沿街叫唱留声机，与赶早市收买破烂，都是跑腿的事情，他愿继续这么办。再说，尽管天天要跑路，可是游游荡荡的，也自有它的自由。腿是自己的，愿往哪里去，便往哪里去；愿几时出发或停止，便几时出发或停止。他有完全的自由。这个，恐怕就是这营业的最大的诱惑力。
至于自己的心不毒辣，他以为，倒不算一件要紧的事。他愿意公平交易。能公平，生意必多，他还能挣上饭吃。
外婆最不放心的是怕长顺买了贼赃，吃上罣误官司。长顺立誓不贪便宜，一定极留神——他会把卖东西的人的相貌，年纪，地点，都用个小纸本记下来，以便有根可寻；即使不幸真买到赃物，也不至于吃官司。
他置备了挑担与小鼓。
最初，他只买旧报纸与旧瓶子什么的，这些几乎都有一定的价钱，他不会吃亏。拿到市上去卖，这些东西也有定价；赚的不多，可是有一定的赚头。他须卖相当大的力气，挑来挑去这些破烂而沉重的东西，他可是不敢惜力：他已是个有了家室的人，必须负责养活他的老婆。
小崔太太（现在是小程太太了），在马老太太的手下，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