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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也不是从黑格尔哲学内部来反对黑格尔，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他是从胡塞尔和笛卡儿出发来批驳黑格尔的某些观点。至于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也并未成为黑格尔的信徒，他对于黑格尔哲学某种程度的认可，是站在马克思对其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换言之，无论是在早期还是晚期，萨特从来不是一个完全的黑格尔主义者。作者大概也感到自己的说法缺乏充足的根据，他说，这种萨特战败于黑格尔的说法，也许只是一个寓言。我认为这种说法确实只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寓言。
该书在“尾声”部分讨论了萨特晚年的最后一桩公案。按照波伏瓦所说，萨特去世前不久发表的那个与贝利•；列维的长篇谈话，是贝利•；列维“逼供”的结果，是对老人的“拐骗”，是利用萨特年老体衰、思维跟不上来的弱点，逼迫萨特放弃自己的思想。而贝利•；列维和萨特养女阿莱特则辩解说，他们没有那样做；萨特完全是自主发表自己的思想。
贝尔纳也认为萨特是自主发表自己思想的；这个同贝利•；列维的谈话招致包括波伏瓦在内的萨特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是必然的，因为萨特“自毁长城”，在最后一次谈话中完全否定了自己思想的基础，而转向一种全新的思想。令人感到惊诧的是，贝尔纳说，让萨特产生这一转变的是一个叫勒维纳斯的人。20世纪30年代初，萨特开始接触胡塞尔现象学时，曾读过勒维纳斯一本介绍胡塞尔的书。在他去柏林直接研读胡塞尔著作后，勒维纳斯的书对他就没有什么作用了。贝尔纳承认，将近半个世纪，“这两个同时代的人再也没有半点接触，不管是直接的接触还是通过文章，好像他们是生活在两个星球上一样。”（《萨特的世纪》，第798页）
既然如此，萨特是怎样受勒维纳斯的影响呢？贝尔纳说，是由于贝利•；列维。据说贝利•；列维有一段时间经常去勒维纳斯那里，同对方谈萨特；第二天又和萨特谈勒维纳斯，给他读对方的某些书；他成为这两个哲学家之间的桥梁。这样，萨特就成了勒维纳斯的信徒。
第四部 继续（1980…2005）萨特的世纪（3）
在我看来，贝尔纳这一说法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毫无根据，纯属想当然。他对勒维纳斯可以说是推崇得过头了。他本人也去见过勒维纳斯，并向对方说，萨特成了其信徒。勒维纳斯的反应是，根本不相信贝尔纳的话：“我肯定不会对令人尊敬的、杰出的法国哲学家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不敢……我不会冒这种风险……”（《萨特的世纪》，第797页）我想，勒维纳斯本人的感受更合乎事实一些。
实际上，就萨特最后一次谈话看，尽管他有一些新的提法和观点，其基本内容仍然是萨特本人的，与他过去一贯的思想并无根本区别。萨特的朋友和同事（包括波伏瓦）显然过于强调了这个谈话不同于以往的地方。他们之所以反感和气愤，可能更多的是贝利•；列维在这个谈话中傲慢不逊的态度。
《萨特的世纪》有一个贯穿全书的基本思想：存在着两个萨特，早期萨特和后期萨特；一般地说，早期萨特是好的，强调人的自由，强调人的个性，晚期萨特则变坏了，不断地犯错误，变成了专制的萨特。萨特自己是怎样看的？一方面，他承认，自己一生有一个转折点，这就是二战；在此前后他的思想有一个根本变化， 由孤独的个人转向“介入”社会，由个人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否认这种变化造成前后的对立，他说：“我的思想是发展的，但并没有断裂。”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萨特还是两个萨特来描述这一变化过程，萨特的意思应该是，既是一个萨特，也是两个萨特；说是一个，因为他的思想是有延续性和承绪性的；说是两个，因为他的思想确实有根本变化；而这种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的情况，归根结底，是与他生活的时代、世纪紧密相联系的，因此很难说前期和后期，到底哪一个萨特好，哪一个萨特坏。
贝尔纳大约也发现自己这种划分过于武断和绝对，所以他另有一些修正自己观点的说法：“这是不是说，他在斯大林时期和后来的毛派时期，没有干好事，只不过是让他的名字和他的权威蒙受了世纪的耻辱，成了20世纪最大的盲目行为的受害者呢？显然不是的。在这一方面，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就在这同一个时期，我们也可以列举很多情形，说明萨特还是伟大的、宽厚的、清醒的，他是小人物和处在社会底层人们的朋友，热爱正义和权利，热爱自由和友好。”（《萨特的世纪》，第555页）
他还说：“总而言之，各种情况混在一块儿，交织在一起。我们不能说有一条清清楚楚的时间上的线，把萨特分成了两个人，一个是‘好’的，无可指摘；另一个是‘坏’的，迷失了方向，十分可悲，不断地犯错误，并引导着时代和他一块儿犯错误。……这两个时期是有交叉的。前后两个时期紧紧地胶合在一起。好像两个萨特在不停地互相腐蚀、互相传染、互相控制。早期萨特身上的一些特点，预示了后期的萨特会是什么样的人。……年轻的萨特、彻底反叛的萨特、不合群的萨特仍然活着，尽管生命不是很顽强，但他仍然在专制主义的萨特心中活着。”（《萨特的世纪》，第558—559页）
显然，贝尔纳这些修正性的说法要比他那判然分明的“两个萨特说”深刻得多，虽然其中关于后期萨特是专制主义的判断仍然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处于新世纪之初，当我们试图把握这个动荡多变的世界时，我们感到了萨特的份量。
相对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取得的辉煌成就，人类在对自身的研究上显得大为不足。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的战争在发生，还有那么多的危机在此起彼伏，还有那么多的社会问题使人束手无策……说到底，这个世界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还具有那么大的盲目性，还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
战争与和平，暴力与博爱，道德与实践，集体犯罪与承担责任，个体自由与社会发展……每当遇到这些矛盾焦点时，每当需要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时，我们往往会想：“萨特会怎样想呢？他会怎样做呢？”倾注一生心力探求人的生存和自由问题，探求如何解决人在根本上的自由与人在实际境况中的不自由这个永恒的难题，萨特的思索必定继续给我们以深刻启示。人们可以不赞同他的这种或那种观点，但无法忽视他作为一个大思想者的存在。
由于萨特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中的独特立场，当年他不仅遭到右翼的反对，也被他的左翼朋友所不理解，使自己处于十分孤立的状况。他寻求双方和平共存的努力，在当时的形势下就像堂吉诃德同风车的搏斗。萨特去世后许多年，阿拉法特和拉宾终于坐在一起，寻求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永久和平的解决办法，并为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此后虽然巴以之间的和平再遭重创，但最终的解决仍然只能是双方的和平共处，而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当人们回想起萨特一生为此所作的努力，不能不叹服他的坚执和远见卓识。
诸如此类。时间过得越是久长，当年萨特那些不被人理解的判断、选择和行动，就越是显示出它们的生命力和深刻意义。一个孤独的思想者的命运大抵如此。
正如萨特自己所说，一个作家死后，他的生命或作品就一分为二。一个是仍对现在的社会和人们直接起作用的。一个是不再对社会直接起作用，而是化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21世纪，前一个萨特的成分会越来越少，而后一个萨特，会越来越明显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时，他影响我们的方式，就像伏尔泰和卢梭，就像巴尔扎克和雨果。
对于一个结束于20世纪后期的生命，我们要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最后判明它的地位和意义。因此，现在就对萨特盖棺论定，时间还早了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个传记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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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萨特那积淀为人类精神文明总体的东西是不会过时的，它作为一种普遍观念将存活于21世纪、22世纪甚至更为长久。一切都远远没有结束。这就像埃菲尔铁塔，即使它不再是一个气象台，不再是一个电视塔，作为法国和巴黎的象征，它永远具有意义。
萨特是20世纪法国思想文化的埃菲尔铁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