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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匮乏的情况下，一个人对所有的他人来说，是一个非人的人；而所有的他人对这个人来说，也都是非人的人。他们彼此之间不可能人性地对待；这意思是：根本就没有另外的人性这回事。如果把人与人之间共通的东西称之为人性的话，所谓的人性就是这种非人性的人性。实际上它是因匮乏而造成的一种物质否定性，一种惰性结构，已经被我们内在化，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至于消除匮乏的前景，萨特在一般意义上不否认人类有可能生活在一个没有匮乏的世界里，通过技术进步和社会变化可能达到这一点。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必然的，而只是一种或然性。他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即持续不断的累积式的进步持怀疑态度。萨特看不到这样一种前景：人类在不远的将来，劳动产品丰富到足以彻底消除匮乏阴影的程度。他丝毫看不到这样的迹象。他认为目前还找不到一种消除匮乏的可能性。在萨特看来，一旦匮乏消除，我们作为人的特性也就消失了；这种特性既然是历史性的，那么历史的现实特性同样会消失。也就是说，到那时，人已经不复为人，人类历史已经终结或告一段落。至于新的人类（如果还可以称为人的话）和历史是什么，那已经不属于他思考的范围。
萨特强调匮乏，将它视为人类历史的根本关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匮乏只是使人类历史成为可能的基础，而不是实在性的基础。作为历史发展的实在性基础，是处于匮乏状态的个体的实践活动。我们说个体生活在匮乏的环境里，这种说法还是抽象的。在每一个社会中，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必然被社会的统治者或社会制度惯例选择为牺牲者；根据匮乏的总体情况，需要清除的多余人口的规模也可以确定。但在这个阶级内部，对每一个个体而言，他们的命运仍然具有某种非规定性：他们既可能成为幸存者，也可能确定地成为被清除的多余成员。
出于生存的需要，任何一个个体都会力求成为幸存者，这也是他必须以劳动为人生第一要义的根本原因，劳动就是人对匮乏造成的威胁之超越。他所生产的物品在同人的关系中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们是匮乏的；另一方面，它们又是一种在场的实在的存在，他生产它们、拥有它们、消费它们，等等。在此过程中，他朝着自己的目标超越它们所代表的匮乏，他的实践是对匮乏的否定，是一种积极的获得。制造一件工具或一种消费对象，就是用否定之否定来消除匮乏。所以个体的劳动（同时是社会的劳动）放松了匮乏造成的紧张。
另一方面，他的这种超越活动同时也让匮乏得以实现或继续起作用，通过社会环境、通过他人转而反对自己。实际上，在匮乏的环境里，即使社会某个成员对其他人的情况毫不知情，甚至意识不到对方的存在，他和其他所有的人仍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匮乏，任何一个人在任何地方消费某个产品都等于在此处剥夺了他获得和消费同类物品的机会。因此，每一个人都对他的生活构成威胁，每一个人都可能从物质上来消灭他的第一需要。他对其他任何一个人的关系也是一样。
人的劳动是在匮乏的情况下，用一种对匮乏的特殊否定来满足人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匮乏仍然是一个根本关系，正因为个体和群体处于匮乏之中，它们才有资格同匮乏作斗争，为的是摧毁匮乏。从这个意义上说，匮乏既是一种消极的否定的统一，又是人类关系中的某种契机，它经常被超越，部分被摧毁，但总能获得再生。有了匮乏，才有对匮乏的超越；有了对匮乏的超越，匮乏才由可能的紧张变为现实。这两个相对而相依的方面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
萨特采用辩证法对人类社会进行研究，他的辩证法的根本特征或基本概念是总体化。他说：“如果某个作为一种真理的东西应该可能在人学中存在的话，那么，它必须是变化的，它必须成为总体化的。不言而喻，这个双重的要求规定了自黑格尔以来被叫做‘辩证法’的这个存在和认识（或理解）的运动。”（《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版，第2页）
辩证法要求真理的变化性，这应该是好理解的，意义自明，无须多言。而辩证法要求真理成为总体化的，则不那么好理解。对此，一种通常的观点是，将总体化理解为一种确定的整体性；真理成了整体性的真理，即关于整个世界的真理，或整个世界普遍存在的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不是指在一种总体化的过程或努力中不断形成的真理。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真理“变化”的要求也就落空了。
当萨特说，辩证法是总体化的，他的意思并非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指辩证法外在地观察、研究一个统一体或某种总体性。萨特在批判美国社会学方法论时指出：“对于辩证的总体化的运动，人们用一些事实上的总体来取而代之，这自然导致对辩证法和历史的拒斥，其原因在于辩证法首先只是一个形成过程中的统一体的真正运动，而不是对一个已经形成的统一体的研究，即使这种研究是‘功能性的’和‘动态的’。” （《辩证理性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版，第60页，译文有更动）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辩证理性批判（3）
在萨特看来；辩证法的起源是被自己的物质性所支配的人的实践；辩证法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实践和异化中获得的体验（实际上每个人都在这样做），又是一种重新构成的人类历史和构成方法，它可以让人们把握正在进行中的总体化过程。 总而言之，辩证法应该是身处总体化过程中的人的思想，而且这思想自身也是总体化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萨特所说的总体化只是就个人而言，因此是成问题的。实际上，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从来没有将个体的人孤立地抽取出来加以研究；当他说到个体时，总是将个人与他人、群体、阶级、社会联系在一起。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批判研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个体生命和人类历史之间的根本一致性（或者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是‘它们的相互透视’。”“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类历史中同时地既是个体又是总体。”（《辩证理性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版，第204、192页，译文有更动）
他认为，那种抽象的人（man）是不存在的，只有通过其所属社会和驱动他们的历史运动来自我确定的人们（people）。辩证法应该来源于这些具体的人，而不是什么超个体的总体。
个人实践的总体化与阶级实践的总体化是否是互不相干、两回事情？萨特并不这样看。首先；个人和阶级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他说：辩证法的对象“就是在社会领域中的个别的人，是处于集体对象的和别的许多个别的人的环境里面的阶级之中的个别的人，就是由于劳动分工和剥削而被异化、物化、神秘化而又用了歪曲的工具手段同异化进行斗争——尽管也慢慢地获得一些进步——的个人。” （《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版，第98页）离开了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哪里有什么阶级？反过来也一样，不具有某种阶级属性的个人也是不存在的。萨特同时承认这两个方面，而不是顾此失彼。
其次，跟上述对萨特总体化思想的指责相反，萨特不但承认在个体总体化和社会总体化之间有着某种矛盾冲突，还承认社会总体化的结果对于个体的支配作用和规律。他说：“我完全同意，有一种社会事实的特定实在。这个实在正好意味着：关涉到这个实在的每一个个体总体化都会归于失败，被它所偏离，或者成为一种否定的总体化。重要的是，这些社会事实毕竟是集体的社会活动的产物。”“社会事实有它自身的结构和支配个体的规律，但在这里我仅仅看到，已活动过的物质对改变它的力量的回答。”（《思想纪游》）
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个人不会完全受制于社会事实及其规律。他明确说：“我们反对把异化的人同一个东西混为一谈，也反对把异化同支配着外部环境条件的物质规律混为一谈。我们肯定人的行为特殊性，因为人的行为虽然通过社会环境却同时保留着它自己的种种规定性，而且它在一定的条件基础上改造着世界。” （《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版，第69页）
他还说：“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人是他的产物的产物：通过人的劳动而自行创造出来的一个社会的各种结构，对每一个人规定了一开始的客观状况：人的真实性在于他的劳动和他的工资的性质。但是人的真实性又是在他经常以他的实践扬弃这种真实性的情况之下被规定的。” （《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版，第70页）
这两方面看似矛盾对立的观点，其实是一致的。上述那种观点指责萨特说，“萨特把社会实践、历史、实践的物质条件等等都归入纯粹惰性的必然性的类别”，而将自由仅仅归之于“个人实践活动”，是只看到了萨特所说的东西矛盾对立之处，而没有看到它们实质上的内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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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必然性并不就是必然性，自由也不仅仅是自由。萨特说：“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的生命深化到变成历史，它就必然在它的自由发展的深层上揭示自身为历史进程的严格的必然性，以便在更深的层次上重新发现自身是对这一必然性的自由，并且最后揭示自身是自由的必然。” （《辩证理性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版，第205页）
上述那种观点的一个基本立论是，萨特的总体化、辩证法是从个体出发。到底是从个体的人出发，还是从社会总体出发？我觉得这样提问本身就存在着对萨特思想的误解。萨特的辩证法既是从个体的人出发，又是从社会总体出发。萨特明确谈到他的辩证方法是探索性的，它告诉了人们新的东西，因为它同时既是逆溯的，又是前进的。所谓前进，就是由社会总体状况来解释个体的人，也可以说是从社会总体出发；所谓逆溯，就是由个体的人反过来理解他所在的社会总体，也可以说是从个体的人出发。萨特说，他的方法是在个体对象和时代之间不断丰富的“一往一来”，最终使得两者由死板的并列变成一种生动的矛盾。
实际上，一旦使用总体化这个概念，萨特就在个体的人和非个体的人类现实（如果一定要这样分的话）之间建立起一座不可摧毁的桥梁，因为总体化就是总起来规定某种东西，将总起来规定的东西截然分开并对立起来是毫无意义的。
《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出版后。有不少人非难它、批判它，也有不少人称赞它、同意它。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肯定了这部著作的影响之巨大。萨特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一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在西方思想史和哲学史上，任何一个研究者都无法忽视《辩证理性批判》这样一部重要著作的存在。它创立了一种构成的历史的人学，奠定了人学辩证法的基础。而萨特，这个从来不想成为哲学创造者的人，现在却成了这种辩证人学或人学辩证法的无可争议的创始人和缔造者。
萨特在写《方法问题》和《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时，确认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而他的哲学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一块飞地，即马克思主义自己产生后又抛弃了的地方。经过了一些年的继续探索，他的思想有了一些变化。现在他不再认为《辩证理性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在某些领域接近马克思主义，但它不是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
在70岁这一年，萨特总结说：“虽然我曾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我再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有一种解释人的方法，即认为人是其经济制度的产物──这是不符合我的信念的。我认为个人的自由是存在的，它必须构成真正革命的基础。”由于他的自由观念，他的哲学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哲学。它不可能忽略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有着联系，但不被它所包含。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把人的自由作为出发点。
另一方面，他又说，马克思主义有些主要方面是站得住脚的：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等。他认为，今天需要的是另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应该顾及马克思主义，以便能超越它，扬弃它，重新拿起它，把它包含在自己身上。为了达到社会主义，这是必要条件。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拒绝诺贝尔奖（1）
这一时期萨特在文学创作方面，完成了他的戏剧颠峰之作《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但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左派失败，戴高乐上台，……这一切，使萨特沉入写作之中以求得解脱；而他那玩命似的写作活动，反过来又加剧了他的紧张状态。最后，这些东西集中起来，导致了他身上的一场危机──身体的和精神的。
现在萨特在构思一个新剧本，他想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自己对于当前事件的态度，正像当年写《苍蝇》一样。这时，萨特感到自己在写作中出现反常现象：在构思剧本情节时，头脑中一片空白，几乎没有任何意识；随后出现幻听，不断有“启示录四骑士”几个字在耳旁响起，这是他小时候读过的一部小说的书名。他开始服用镇静剂。
由于同剧院经理订了合同，萨特不得不克服自己的反常状态，勉力支撑着把剧本写下去，但进展十分缓慢。他往往是一坐半天，在纸上写写画画，但几乎写不出一句像样子的话来。他既紧张又疲乏。一天，萨特同剧院经理贝里奥一起吃午饭，他本想把杯子放在桌子上，结果在离桌子还有很远的地方就小心翼翼地松了手，杯子落在地上摔得粉碎──他完全丧失了距离感。
贝里奥见状大惊，马上给专家医生约了个时间，让萨特去检查。医生给他开了药，嘱咐他不要喝酒、抽烟，要休息。萨特听了医生的话，但他不可能不继续工作。现在萨特完全变了一个人：脖子僵硬，脸色呆板，说话行动很不自然；以前那种生气勃勃、坚决果断的态度消失不见了；性情也十分反常，要么傻乎乎地一声不吭，要么突然大发脾气。波伏瓦再次带萨特去看医生。医生说，萨特有可能发作心脏病；他用脑过度，而感情用得更过度；他必须在精神上保持平衡，可以干一点工作，但不能与时间赛跑；如果继续这样干下去，恐怕活不过半年。
波伏瓦接着去找贝里奥，请她延长交剧本的时间。贝里奥同意了。波伏瓦告诉萨特这些事情，而他毫无表情，似乎什么都没有听见。不过以后他工作时间开始缩短，身体状况慢慢变好。1959年暑期，萨特和波伏瓦在罗马过了一个月。现在萨特的身体好多了，他正在给剧本结尾，这个剧本的名字是《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在波伏瓦看来，这个剧本是萨特戏剧中最好的一个。萨特自己也很满意，不过当他回想到自己的写作过程时，却充满着痛苦意识，所以他没有给《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以特别的评价。
《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彩排时萨特心情十分紧张。由于《涅克拉索夫》演出不太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