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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附，“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所以，好些外族统治者，总有窃居人上的自卑心理。公元383年，苻坚在淝水之战前，他的弟弟苻融劝他：“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缕，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于是，如王猛，如崔浩，这些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做事，而且担任重职的大知识分子，都是竭力劝阻所辅佐的统治者不对南朝兴兵动武，其实质意义是护卫文明，不管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相反，在促成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战争上，倒是不遗余力地鼓吹，说穿了，不过让他们以蛮制蛮，互相残杀罢了。
所以跟少数民族皇帝进行这种迂回战，是一场如履薄冰的危险游戏。
王猛要高明些，因为“少贫贱，以贩畚为业”，与社会多接触，深谙世情。史称他“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自不参其神契，略不与交通，是以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为意”。超脱而又严谨，无欲加之慎重，这是他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原因。
崔浩虽然“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但这位出身名门的贵家子弟，养尊处优惯了，未免高傲自许，自我优越，行事随意，清高慢世。史称他“纤妍白皙，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于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己稽古过之”，而且历道武、明元、太武三帝，位列中枢，出谋划策，言听计从，不免得意，便少了一份应有的谨慎。
得意与忘形（3）
这两位政治家的幸与不幸，也就在这里分晓了。
苻坚得王猛，自比刘备得诸葛亮。“岁中五迁，权倾内外，宗戚旧臣，皆害其宠。尚书仇腾，长吏席宝，数谮毁之。（苻）坚大怒，黜腾、宝，尔后上下咸服，莫有敢言”。然后，“迁尚书令，太子太傅加散骑常侍，猛频表累让，坚竟不许。又转司徒，录尚书事，余如故，猛辞以无功不拜”。于是，“军还，以功进封清河郡侯，赐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马百匹，车十乘，猛上书固辞不受”。在政绩上，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一直到他病重的最后时刻，“坚亲临省病，问以后事。猛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宜渐除之。’”终其一生，以文明来遏制野蛮，给自己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拓跋焘对于崔浩的宠遇，不亚于苻坚对于王猛，但崔不像王那样拒谢，而坦然受之。魏帝曾“引（崔）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以赏谋谟之功。世祖从容谓浩曰：‘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信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又召新降高车渠帅数百人，赐酒食于前，世祖指浩而示之曰：‘汝曹视此人细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藏，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志，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令至此也。’”
一个人不怕得意，就怕得意以后的忘形。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政。尝荐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哪怕太子晃很不满意，他“固争而遣之”，别人替他担忧：“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果然，太子晃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世祖虽知其能，不免众议，出浩以公归第。”
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是一个利益集团的总代表。在他认为需要的时候，可以容纳非本集团的人，予以重任，甚至压制本集团的反抗，使其为自己效力。但是，这个被使用的人，忘记了是吃几碗干饭的，得意加之忘形，严重触犯了这个利益集团，还不知道利害的话，那就该死到临头了。
《晋书？阮籍传》：“（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看来，“得意忘形”这一词语，或由此而来。它本是对文人狂狷放浪的形容，并无恶意。不知为什么，后来这四个字就多用作贬义词了。可能文人很像一个太浅的瓶子，装不进多少得意，经常要溢出来，这就是忘乎所以。于是，最初用此词的一些赞赏的意思，便被彻底扬弃。现在，要说一个作家很得意，仅这两个字，还可能带有一点中性色彩；要说谁得意忘形的话，十之###，是被大家所不屑、不齿的小人，或者浅薄之徒了。
仔细分析，这个词含有两层意思：得意，是一种精神状态；而忘形，则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外在表现。得意，是自我心理上的满足，哪怕不得意的自以为得意，或别人管不着的暗中得意，与外界无碍。但忘形，或手舞足蹈，或情不自禁，或张扬卖弄，或无耻癫狂，影响到大家，就会遭到物议了。
如果崔浩清醒，那就赶紧收敛，还来得及。但他已经太忘形了，罔顾一切，就不可救药了。其实他提倡道教，攻讦佛教，已惹众怒。他阻止拓跋嗣南征刘宋，支持攻打蠕蠕和赫连昌部落，也使将领反感。他主张恢复门阀制度，与鲜卑贵族分庭抗礼，经营官僚姻亲集团把持权力，都是很不得人心的。这个陷入困境的崔浩，还自我感觉良好，在编撰北魏《国史》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北魏第一文臣，将拓跋氏这个野蛮民族的全部历史，包括秽行丑闻，恶风污俗，“务从实录，以彰直笔，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洋洋自得。且刻在大石碑上，立于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的通衢大道上，“往来见者咸以为笑，北人无不忿恚，相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
得意与忘形（4）
碧落黄泉，这个得意忘形的崔浩，路便走到头了。其实在作家中，也有类似的人物。还记得在“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即使坐在沙发上，也是四肢展开，呈“大”字形的张狂，眼睛抬得很高，凡人不理，谁也不在他的话下，连地球也看扁了。等到大难临头，灾祸迭生，风云莫测，吉凶未卜时，便魂飞魄散，六神无主，瑟缩发抖，惶惶然不可终日；请他坐在沙发上，也只敢欠着半边屁股。
得意与忘形之间，确实存在着一道最好不要逾越的界限。得意可以，但绝不要忘形。因为一旦忘乎所以，而又不知节制，失态丢人事小，遭忌惹祸事大，说不定还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要牢记的一点是：野蛮，固然是野蛮人的特性，但文明人有时野蛮起来，甚至比食人生番还起劲。
崔浩被抓了起来，装进一个木笼里，比后来戴高帽游街示众还惨，押送城南，置于地坑。“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溲者何物，屎也尿也！文明落在野蛮的报复狂手里，那种挖空心思的折磨凌辱，便可想而知的恐怖残暴了。《魏书》的作者，出于一种文化人的同情，不禁叹曰：“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得意忘形者，能不由此总结一点什么吗？
唐朝的“苦迭打”（1）
公元626年的夏天，唐高祖武德九年###的清晨，秦王李世民，在京师长安的皇宫北门，也就是太极宫的玄武门，发动了一次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武装叛乱。这一场唐朝的“苦迭打”，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样板”皇帝，正式登上“贞观之治”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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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迭打”，意即“政变”。为日文的外来语，由法文的“coupd’Etat”的音译过来。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一些好时髦、好洋货的知识分子，将它从东洋搬到中国来。和当下的中国文人一样，要不说上几个洋人的名字，或者，要不写出几句洋人的词语，就好像早晨起床以后没有刷牙，满嘴不自在的感觉一样，成了一种数典忘祖的病态。
“苦迭打”一词，到中国后，可能水土不服的缘故，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然而，阴魂不散，公元1966年，也是个夏天，整个中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民陷入集体无意识的歇斯底里之中，“文革”小报遍地开花，如火如荼，蔚为大观。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从来不曾有过如此出版之自由，随便一个阿猫阿狗，都可以办报出书，风头不让“两报一刊”。有一天，我从一份叫做《井冈山》的战斗快报上，看到当时的副统帅，在一次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这个久违了的词汇“苦迭打”，忽然跳入了眼睛，我吓了一跳。
那时，横扫一切的“革命派”，虽造反勇气无比高涨，但基本文化相当缺失。于是传了我这个牛鬼蛇神去。
问我，何谓“苦迭打”？
我说，即中文之“政变”。
又问，是他要“政变”别人，还是别人要“政变”他？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不敢回答，也不想回答，惟有咬紧牙关，三缄其口。尴尬地冷场三十秒以后，我听到头儿口中喷出一声“滚”，便马上抱头鼠窜而出。后来，这个贩自东洋的外来语，自打“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折戟沉沙以后，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中，也就跟着死定了。
话题还是回到唐代那次李世民的“苦迭打”上去。
大唐武德九年，六月里的这一天，都城长安的天气不错，可高祖李渊的心情却不好。尽管花红柳绿，碧水涟漪，一派怡人的仲春景色，泛舟宫内湖上的他，却没有平素里雄激素蓬勃，性冲动踊跃的样子。
这位老爷子，有点精神不振，有点情绪失常，还有一种大事不好的预感。
唐时京师的规模，现在的西安包括郊区再乘以十，恐怕都赶不上。因此，李渊在隋代大兴宫基础上扩建起来的太极宫，数倍于北京的紫禁城，当是可以肯定的。太极宫里的东海、西海、南海三池，以唐朝人的大气派，大手笔，大概比今天北京城里的后海、北海、中南海，要弘敞宽阔得多。然而，陛下的意乱心烦，让那些簇拥着他的女宠们，不知该怎样来哄老人家开心？
陪他乘船同游的裴寂、萧瑀、陈叔达等几位近臣，心里当然明细得很，正是他的三个儿子，老大李建成，老二李世民，老三李元吉，为权位之争，已经闹到乌天黑地，不可开交的地步，令他焦头烂额。而其中，最吃不准的，就是秦王。此时此刻的李世民，绝对是一座开始冒出通红岩浆的活火山，只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爆发？什么样子的爆发？是天摇地动？是翻山倒海？事情发展到这种无计可施，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三无境界，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一触即发，非炸不可的场面，因此，整个太极宫内，笼罩着一股不祥气氛。
李世民是个好皇帝，那是后话，但他夺得权位的手段，不敢恭维。
清人王夫之责疑：“况太宗之以夺大位为心，有不可示人之巨慝乎？”“慝”，就是邪恶。这位学者认为他“慝”得很。由于他的贞观之治，曾经是历史上令人憧憬的黄金时代，千年以来的中国人，通常都避而不谈他的这个“慝”。
然而，这场“苦迭打”，从玄武门对李建成射出第一箭开始，到最后将老爷子逼当太上皇为止，作为电视连续剧的每一出，每一个分镜头，无不充满了“慝”。这出他自编自导自演的大戏，足可以看到他蓄谋已久，处心积虑，全力以赴，使出浑身解数，为攫取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早就准备“蹀兄弟之血于国门”，无恶不作的。
唐朝的“苦迭打”（2）
所以，王夫之说，别以为他是什么好东西，当他“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之心无毫发之存者也”。这时候，做出如此禽兽不为的恶行，他的结论是，这位中国历史上的“样板”皇帝，“不可复列于人类矣。”（《读通鉴论》）
王夫之的结论告诉我们，再伟大的人，有其“伟小”的一面，“伟小”这个词汇是不存在的，它的意思却人人都能体会。知其伟大，识其“伟小”，大概就是我们阅读历史时，应该具有的最起码的辩证法了。
然而，成则为王败则寇，在中国，谁赢了，谁就嘴大，谁就有理。谁输了，谁就是臭狗屎，谁就会被踏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一部二十四史，从来都是胜利者的大嘴史，失败者的完蛋史。我的古代同行，那些中国文人们，也许本意想写出真实，也许内心想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可他们长有这份胆子吗？他们敢不视胜利者的眼色行事吗？领导画一个圈子在那里，打死他也不敢出格的。因为他们得靠皇帝老子赏饭吃，不知什么时候皇帝老子一不高兴，摸摸你的脑袋，捏捏你的脖子，怕是吃什么都不会香的了。
这样一来，文人们便努力放淡得无味的屁，尽量闭上说真话的嘴，于是，玄武门之变的负面部分，肮脏部分，黑暗部分，见不得天日的部分，也就王夫之所说的唐太宗的“慝”，在竭力讳言，拼命粉饰，乱加篡改，尽量湮没以后，后人从那些语焉不详的记载中，休想了解当时那场骨肉屠杀的真实历史。
历史，总是让你看他要你看的那些，所以，信史不如疑史。
不过，平心而论，李世民公元622年的武装政变，夺得帝位，对他个人而言，应该得到很高的评价。与他公元617年至627年的荡平群雄，建立唐朝；与他公元627年至649年的贞观之治，一统宇内，可视为他平生中并列的三大杰作。中国的历朝历代，宫廷政变，家常便饭，不可胜数，但达到李世民这次“苦迭打”完美水平者，找不出第二个。
李世民打江山，漂亮；治天下，漂亮；夺得帝位，也漂亮。
就政变，谈政变，你不能不佩服李世民之英明睿智，神武果断，坚定决绝，毫不“费尔泼赖”，一点也不拖泥带水的王者风度。综观这次“苦迭打”全部运作过程，那完美娴熟，毫无漏洞的韬略，那击中要害，攻势凌厉的战术，那策反御军，瓦解劲敌的阴谋，那重点消灭，下手无情的残忍，若不带王夫之的正义感，从政变学的技术角度来看，那父子三人，败倒在他名下，也是活该的。他太强了，不是一般的强，而那三位，一个是笨蛋，一个是混蛋，一个是老糊涂蛋，只好出局。
我不知道秦王府的谋士们，在策划这次政变时，事先做过政治预案没有？敌我双方要付出多大代价？但战果，当得上“多、快、好、省”四字。最少的流血，最小的成本，最短的时间，最佳的善后，几乎不到一个对时，基本结束战斗，太阳尚未完全落山，战场业已打扫干净。人不知鬼不觉之间，太极宫出现了新的主人。
整个长安城几乎没有被这场“苦迭打”惊动，因为这个城市太大了，加之那时没有手机，可发短信，没有网络，可传消息，也没有娱记和狗仔队，报导这次政变的一个重要诱因。李渊那两个宝贝儿子，竟联合起来给他们的老爹，戴上绿帽子。也许，这次“苦迭打”的起因，是个永远的谜，究竟这对难兄难弟，睡了他父亲若干太太中的哪几位，连史家都捂着嘴，摇着头，以一句“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来搪塞后人。
夜色朦胧中的上弦月，照例挂在城墙的角楼上，它发现谁也不觉得六月的这一天，在玄武门所发生的一切，对大唐王朝来说，意味着什么？平康里那厢的性服务行业，姐姐们照常开门接客，酒家胡开的西域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