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妫幻媾纳闼钠樱沼谕瓿闪苏獠砍ご�150分钟（另一版本为70分钟）的电视纪录片，并且轮番在8个国际电影节参展。1993年，吴文光的《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还获得以著名国际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命名的大奖。
北京，这个两度由异族进入又两度由农民革命占领而成为首都的城市，今天成为中国艺术自由人的摇篮实属必然。流浪北京的价值就是因为在这儿文化人能够做点事。我的一位朋友，当年在北京和广州之间抉择去向时，很清醒地看到〃要挣钱，须往南，要成事，得往北〃。历代中央政府所在地都集中了相对多数的文化人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人的生活较有保障，这就使首都文化人之间的交流比地方活跃，有利于艺术创作所需的灵感激发。特别是在今天大陆南方和外省快速进入市场经济商品社会，文化人原有的安定感受到冲击，更显出北京由于国家对文化的最后保障的优势。若干年后，或许南方由于经济发展到富足程度，出现〃文艺复兴〃，但至少在目前，北京几乎是大陆文化的最后一块福地。至今北京给我的感觉仍是闲人多、闲聊多、闲事多。这就很象那个世界艺术之都巴黎了。
来自台湾的《新新闻》周刊记者谢金蓉曾经跟我说过〃北京象巴黎〃，意思是说北京有许多名胜古迹，有小胡同钻，又有那么多搞艺术的。我不知道谢小姐是否去过巴黎，反正这辈子我不知道有谁能出钱让我去一趟，但巴黎在我的知识积累中是有卢浮宫、塞那河畔、埃菲尔铁塔以及圣母院什么的。我觉得是有那么点意思，于是找出收藏的1993年7月9日的《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巴黎咖啡馆与文化闲人》，一看果然如此。这是周永良先生的出访见闻，摘抄如下──
巴黎人干别的事恐怕不行，但跟搞艺术沾边的，他们有极高的天赋，这多少得感谢巴黎满街的咖啡馆和整日泡在里面的巴黎文化闲人们。正如一位哲人所说〃闲暇生艺术〃嘛，巴黎的咖啡馆实在是孕育法国文化的温床。我的一位研究法国文学的朋友如是说。
初闻这一说法不以为然，待访法归来，我颇有同感了。巴黎多闲人。在巴黎，无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一张张独脚的小圆桌组成的露天咖啡座，在彩色缤纷的阳伞下，闲人们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叫上一杯咖啡或其它什么，一泡就是一天半日。尤其是巴黎的文人，他们对咖啡更是情有独钟，特别崇拜血液循环原理的发现者哈维博士的一句话：〃这种具有刺激性醒脑的玩艺，实在是智慧和灵感的源泉〃。
在圣日耳曼大道上，座落着两家最负盛名的文艺咖啡馆：马高及科罗尔咖啡馆。巴黎无数的文学家艺术家都喜爱在那儿聚会。尤其是存在主义者更奉此地为圣地，因为萨特的存在主义就是在这两间小小的咖啡馆中谈出来的。
此文读后我的感觉是巴黎与北京神似，喝咖啡北京人不行，但喝啤酒绝对没问题。圆明园艺术村的鹿林先生就喜欢以酒当茶待客。北京的艺术家不走｜穴不下海的就这么闲适。当然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更多地是在家中品茶聊天。
93年秋天，因为我的一篇稿子被收在台湾出版的《诚品阅读》杂志人文特刊上，我得到该杂志总编辑郑至慧和主编王瑞香两位女士寄来的名为《艺术村》的特刊。该刊内容全是世界各地的艺术村，其中介绍了巴黎两大老牌艺术村〃洗衣舫〃和〃蜂巢〃，版权所有是黄小燕，文字相当漂亮。忍不住又要摘抄──
试着用一个艺术家的观点，将巴黎PARIS这五个字母拆开来，再演绎成五个法文单字，如此，我们很可能得到一些讯息：Paradis 天堂；Art 艺术；Rencontre 相遇； Inspiration 灵感；及Songe 梦想。
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在这里相会、驻留甚至安家，许多知名的艺术家如毕卡索、杰克梅第、莫迪尼亚尼、夏尔卡……，总迫切地在巴黎成名享誉。
这里就象一个无限扩展的自由空间，它纳含了各个画派、流行，也背衬了许多宣言的成立、组织、进行，正如巴黎西郊的新凯旋门建立完成时，在大拱门下，由设计所立的九种文字（包含中文）的纪念碑上的唯一一首短诗所言：〃设想，一个敞开的立方体，一个面向世界的窗口，它是希望的象征，未来，人们将在此自由相会。〃是的，艺术家们来到巴黎，爱上这里，进而想停留在此，唯一的办法就是寻找一个空间创作、思考、生活。除了艺术家自己想尽办法自理生灭之外，法国文化部也积极地配合艺术创版权所有的成长人口，在各地建造工作室让艺术家们能在此安心工作，更甚者，除了工作室还附建艺术家的家，为了可以留住艺术家在法国长久停驻、创作，直到老死。
巴黎市政府于一九七七年开始积极地优待艺术家，建造遍布于巴黎及巴黎郊区的艺术家工作室，成立艺术村。在塞纳河右岸，沼泽区心脏地带也建立国际艺术城，并为六十五岁以上的老艺术家寻找工作室及住宅。据称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完全免费提供艺术家工作场所，但至目前为止，艺术家们仍需要负担一半租金，另一半由巴黎市政府补助。
至于申请条件，则只要是画家、雕塑家、版画家，是居住在法国，而且有并入社会保险体制内即可。它于每年的春季、秋季各接受一次审查，由专业之当代艺术人员及文化事业（例如美术馆）之负责人组成评审团。国际艺术城有较严格的规定，艺术家居住在此必需最少两个月，至多一年；而艺术村则是艺术家永久栖息之处。
这么看来，北京巴黎虽说神似，差距却还不小。北京是由于首都加计划经济体制而形成文化优势的，文化部、中国文联、作协所属的各专业文艺团体、各协会驻会人士的生活条件比巴黎要安定而有保障，但在市场经济和户籍松动的情况下，如何对待涌进京城的艺术家，中央政府和北京市府则没有自觉。大陆除了北京，还有上海、广州两个城市有可能成为艺术之都，但上海居住条件太差，广州则容易使人分心，只有北京，有条件成为又一个世界艺术之都。套用黄小燕对巴黎的描述，如果〃艺术家们来到北京，爱上这里，进而想停留在此〃，而文化部和北京市政府〃建造工作室让艺术家们能在此安心工作，更甚者，除了工作室还附建艺术家的家，为了可以留住艺术家在北京长久停驻、创作，直到老死〃，该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图景，北京在世界的眼中，又该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城市。
我一厢情愿地勾勒了关于北京的乌托邦、桃花源，我知道不会有人上当的。北京的艺术自由人还要继续〃自己想尽办法自理生灭〃，除了糊口之外，他们得自己去解决画具、乐器、工作室、排练演出场地、拍摄机器胶片道具。有意思的是，许多作品的前卫性恰好来自艺术家的贫困，例如王小帅导演的故事片《冬春的日子》，现在评价黑白画面很有味道，摄影很成功，实际上是没有钱买彩色胶片；该片还请两位年青画家出任主演，用画家演画家，让非职业演员出演，实际上也和片酬支付问题有关。也许当年波兰实验戏剧导演耶日·格洛托夫斯基的〃贫困戏剧〃是有条件而故意把戏剧的化妆、服装、布景、灯光等舍弃不用，只靠演员的表演和演员与观众的交流，但牟森的实验戏剧活动却真的是因为贫困才弄成我看到的样子的。不过，对于前卫艺术来说，能够坚持到今天，一个重要原因也和这〃贫困〃有关，正如当年人们评论格洛托夫斯基的剧院，〃它也许是唯一的、经济拮据反而不是坏事的先锋派剧院。对该剧院来说，它不会因为借口资金短缺而束手无策，从而使各种戏剧实验无可奈何地被予以取消。〃所以我相信，不管未来是黑暗还是光明，自由艺术家们的前卫艺术工作肯定会一直进行下去的。
第二章 圆明园画家村 （1）
1990年，一位电视界人士给了我一盘录像带《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
1991年，一位北大博士告诉我，圆明园兴起了一个艺术村，那里有一群流浪画家……
1992年春，一位来自外地的美术朋友说，他租了一间小屋，地点就在圆明园艺术村……
一种挡不住的诱惑，驱使我走向圆明园艺术村。
挡不住的诱惑
第一次到福缘门村（即艺术村），是1992年4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群营养不良面有菜色的画家。他们没有抱怨生活的贫困，对自己的〃三无〃（无户口、无公职、无家庭）处境也只字不提。他们以每天能填饱肚子能画画为满足。
他们寻求快乐，快乐来自于酒和女人。
他们列出了一周中的喝酒名目：星期一为生日而喝；星期二为离婚纪念日而喝；星期三为感冒好了而喝；星期四为希望而喝；星期五为客人来喝；星期六为女朋友来喝；星期日则为休息而狂喝。
对女人，他们用的是最直截的语言、最本能的行动。他们令人对时空产生一种恍惚：社会是进化到了共产主义还是回到了远古的原始部落？画家们称自己是未被异化的人，并自我宣传道：画家对女人最温柔。
（）
艺术村还有件奇怪的事：我在小珂家看见的小黄狗，几天后又出现在伊灵家。我问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告诉我，这条小黄狗谁也不知是从哪儿来的，它特别喜欢画家，村里每个画家的家它都去过。小黄狗使画家们再次为自己的善良所感动。
他们喝着生水，住在没有邮局、没有公用电话的村里。他们拒绝自己的父母前来看望，有一位画家为自己给父亲画了一张线路图后悔不已。对于来访的人，他们一概要验明正身。
现在地球也不过是一个村庄。
敏感的记者们还是来了。
1992年5月2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报道──《圆明园废墟上的艺术村落》。
27日早晨，就有两个解放军战士，拿着中青报，前来找〃郭村长〃报名，两个解放军准备一退役就来艺术村画画。画家们哭笑不得，说他们自己还没有找到组织呢，他们决不敢弄成有组织的模样。
又有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某市美术家协会主席要来艺术村，画家们说：〃好，咱们终于可以有组织啦！〃
画家们对艺术村的闻名于世忧喜参半。喜的是知名度越高，画商慕名而来的就越多；忧的是农民快疯了，拚命想从画家们身上发家致富，房租一涨再涨，做一个把４根木条钉在一起的画框，村里的木工要收7元钱；政府的人也常来光顾，说画家们的一举一动均在他们眼皮底下。福缘门村村长找到画家们：听说咱村又有村长了，我怎么不知道……
果然，画商来了── 一个60多岁的退休女教师。女教师被在台湾的弟弟接出去观光之后，眼界大开。在台湾、在美国，人们都谈到了圆明园艺术村，于是，她回到大陆，想来艺术村一试，充当国外画商与艺术村的纽带和桥梁。
其实，早在女画商之前就有人无偿地为画家们做过善事。他就是在村里与画家们比邻的高山。高山是西安人，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三年级学生，因嫌学生宿舍吵，来村里租房住。一天，他偶然认识了村里的画家鹿林，立即被鹿林的画所吸引，以后他又看到了伊灵、岳敏君、魏林等人的画，尤其被画家们这种自由洒脱的生活方式、为艺术而吃苦的精神所吸引，决定为圆明园艺术村举行一次亮相似的画展。他发挥自己能言善侃、极有煽动力的优势，紧锣密鼓地张罗了一星期，终于使一个由朋友赞助的画展出台了。1992年5月19日至21日，〃92新时期六人画展〃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参展版权所有都来自圆明园艺术村，他们是鹿林、伊灵、魏林、魏野、岳敏君、杨绍斌。
画展没有卖掉一幅画。
这次画展没有公开打出圆明园艺术村旗号，但一个月之后在北京音乐厅画廊举办的画展则命名为〃圆明园艺术家伊灵、红波、李益、梁伟四人画展〃。音乐厅画廊经理听说画家们来自艺术村，顿生恻隐之心，每天少收80元场租费，一个星期的展览为画家们省下了560元钱，另外画框、玻璃都未收租用费。然而，他们还是支付不起昂贵的宣传费用，有家电视台主动提出为他们在晚间新闻中播出，但要劳务费150元。
看画展的人廖廖无几。
为期一个星期的画展结束了，结局与〃六人画展〃命运相同。6 月24日，展览结束的前一天，我去了北京音乐厅画廊。冷冷清清的画廊除了４位画家在场，别无他人。红波躺在画廊宽大的窗台上不停地唱粤语歌，一向有理智的〃郭村长〃伊灵也情绪低落，说着：〃画家没救，艺术村要完啦！原指望外国人会来看画展，但外国人也指望不上了。〃据来自江苏盐城进京办画展的朋友说：有些驻京的外国人一天能收到60份画展的请柬。
作画难，卖画更难！但艺术村仍不断地有画家来找房子。据我这次艺术村采访时的〃向导〃徐一晖统计，村里的画家已有42人（截止92年5月底）。
徐一晖，江苏连云港人，南京艺术学院毕业。85年开始搞现代艺术。自由职业者，住艺术村。曾为香港《中国时报周刊》拍摄艺术村照片，拍照过程中，与村里许多画家建立了友谊。对于我的多次打扰，他从来都是欣然从命。
一天，我和徐一晖在去一个画家家途中，遇到一位手提一只烧鸡的陌生人，陌生人问我们认不认识一位住在村里的画家，徐一晖说：〃哟，不巧，他今天进城办事去了……这样吧，你从他的窗子里翻进去，坐在屋里等，晚上他会回来的。〃陌生人离去后，我问徐一晖，为什么要别人翻窗子。徐一晖说：〃进屋等人等得才定心，这样烧鸡也就不会飞走啦！〃傍晚，我们走得腹内空空，徐一晖提议去今天进城办事的那位画家家吃晚饭，我没有去。回到家里，吃着有鸡有鱼的晚餐，我这才猛然想到徐一晖为什么想去有烧鸡的画家家……
下次再去艺术村时，我手里提了只烧鸡。徐一晖想赚钱，想让我帮他找女朋友，这些我都没门儿，烧鸡却是小事一桩。面无血色的徐一晖看见烧鸡，眼睛发亮了。并要拎到鹿林家去一块儿吃。这时黄瓯来，手里拿着一棵包菜、四根葱、一袋香肠，请我们去他们那儿吃午饭，徐一晖指指烧鸡：〃你看看这是什么！我们有烧鸡！你们还是过来一道吃吧。〃
黄瓯回家叫上同屋的叶友，加上我、徐一晖和他来玩的弟弟，共５人浩浩荡荡地朝鹿林家开进。路上，遇到张红波，大家邀请他也来，他一听有烧鸡，想了想说：〃看你们这模样，又得喝酒。我要赶画，一喝完酒我没法画画了，不去不去。〃 鹿林和他的女朋友婕看见烧鸡，立即张罗做饭，大家提议因为人多鸡得切得小小的，最好象鸡丁那么小。鹿林听完建议开始认真地剁鸡，但鹿林的狗麦克围着鹿林转着圈流着口水，鹿林挑了一小块鸡皮扔给麦克，麦克立即叼起鸡皮往院子里跑去。不一会儿，院子里搭起了一个用板子辅成的饭桌。鹿林又派人去请来大伙。我们一共８人，在酸辣泡菜、香肠、凉拌黄瓜、凉拌西红柿前就座。这时，我突然发现麦克还在将嘴里的鸡皮放下又叼起、叼起再放下，我问鹿林这狗怎么啦，鹿林说：〃它舍不得吃呢！〃
开吃前，有人问喝酒吧，鹿林说：〃不喝，就这么吃起来吧。〃切得小小的一盘烧鸡是最后端上桌的。大家吃得都很客气，或许是长期饥饿使大家的胃缩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