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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维克多·雨果、爱弥尔·左拉等人都经历过流亡的颠簸，不能像大清国的“贤良”们居庙堂之高、享富贵之尊。像雨果，不仅写出了《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等世界文学名著，更致力于反对暴政；左拉，在他老来已经进入法兰西学院，成为所谓“不朽的人”的时候，为一个并不相识的人——德雷福斯呼吁，写作《我控诉》，而被迫流亡英国……这些大写的人，这些高尚的人生，岂是腊肉治理下的大清鹰犬能望其项背的？
法国的先贤祠不仅供奉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也供奉法国的民族英雄让·穆兰。1943年，曾任查尔努瓦卢省的省长，后积极组织地下抵抗的让·穆兰，被德军抓入监狱。在监狱中，他备受折磨，痛苦地死去。
我们的目光再从法国转移到英国的祠堂墓地。
西敏寺是英国历代君主加冕的地方，也埋葬了不少英国帝王和名人。这座教堂值得参观的地方很多，其中包括大祭台前英国君主加冕所用的宝座、埋葬了英王亨利七世和王后的豪华壮丽的教堂、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坟墓、圣爱德华的圣骨匣、纪念英国文人的所谓“诗人角”（Poets’Corner）和西敏寺博物馆等。诗人们能埋骨西敏寺，靠的是诗才；而王侯则往往凭借自己的地位和血统，哥尔德斯密斯曾嘲笑这类人的无能，说他们唯一“擅长的就是在西敏寺留下一座坟墓。”（见哥尔德斯密斯《世界公民》）“诗人角”里，有这些诗人们的墓石和雕像：乔叟、莎士比亚、德莱顿、拜伦、劳伦斯……据我所知，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在拜伦的诗歌中，自由也是他们曾经吟诵的。
北京贤良祠里的大清权贵，其中肯定不乏附庸风雅的诗人，他们甚至写得一手上好的书法，与腊肉们进行过诗歌吟唱。但是，朝廷中这些粉饰太平的诗歌，有哪一首流传到了今天？又有哪一首走向了世界？
因为他们的内心充满了黑暗、血腥与卑污，因为他们的膝盖是常跪下而头颅是常触地的，因为他们的奴性，他们不可能写出充满人文关怀和自由精神的力作。
看一个时代的魂魄和走向，不需要看别处，但看其祠堂里供奉的是哪种人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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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的谱系和选择性记忆
先看看《清史稿》里这些肉麻的吹捧。看着这些吹捧，你会感到辛亥革命仿佛并未发生，大清的腊肉和奴才们还活着似的：
吹捧康熙腊肉的——
康熙天生仁孝，智勇双全。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说是守成，实同开创啊。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在日理万机之余，研究学问，穷天人之际，是古今所没有的。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向往流连，至于今不能已。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啊，康熙盛世何其伟大啊！
吹捧雍正腊肉的——
清圣祖康熙政尚宽仁，世宗雍正以严明继之。评论者把他们比作汉代的文帝和景帝。只是文帝的兄弟之谊，似乎还不够深厚。然而淮南王骄横犯上，有自取之咎，不尽出于文帝之寡恩也。雍正帝研求治道，尤其忧患下吏之疲困。有近臣言州县收入进账多，应该减少其俸禄。雍正训斥：“你没有做过州县官，怎么知州县官的难处？”这话说得太好了，可谓了解行政的关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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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捧乾隆腊肉的——
乾隆正逢昌盛之时，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征讨四方的反叛者，繁荣文化，发展军备，使各方面都达到鼎盛。在位时间之长，同于康熙帝，而寿命则超过了他。自夏商周以后，未尝有也。只是到了老年有所松懈，受了奸臣的蒙蔽，使日月般的圣明受到损害，令人为之叹息。
吹捧大清国高级奴才的——
乾隆间要说高级官吏中的贤者，以尹继善与陈宏谋为最。尹继善宽和敏达，临事从容有余；陈宏谋劳心焦思，不分昼夜，百姓都很感激他们。陈宏谋学养深厚，每到一处都关心民风，这正是古代所谓大儒的风范。
……
马屁年年有，清史特别多。
这本《清史稿》由大清国遗老们编成，这些遗老多是当年大清国的中高级官吏，属于典型的既得利益者，民国革命后成了文史馆员，已不复当年威风，怀想往昔的美好岁月，当然屁股往哪边歪，笔墨往哪边写，是一清二楚的。
如果没有其他文明作比较，如果没有其他政体作比较的话，或许，这三根腊肉和这一堆奴才，也算得上明君、贤臣。然而坐标系
纪晓岚赫然矗立在那里，在他们的时代，世界文明又朝前跃进，而征服者的自卑和恐惧，掠夺者的贪婪与残暴，驱动他们必定会向前朝的百姓下残暴之手，制造一起起的文字狱和其他血案。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大清帝国如此黑暗、血腥、残暴，而当时为其歌功颂德的文字还不绝如缕——那你就必须明了：历史的话语权掌控在谁手上？
据说，文学弄臣、大清奴才纪晓岚，在乾隆腊肉的五十大寿时曾作了一副让腊肉欣赏的对联：
二万里河山，伊古以来，
未闻一朝一统二万里，
五十年圣寿，自今而往，
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
该联可以说是古今马屁绝联第一。比起大清电视剧中唱的“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气势宏大得多，马屁的分贝高得多！
如果专制的思想不探索清楚、分辨清楚、讨论清楚，邹容说的“一千年后，中国人也必为奴隶”的预言恐将成为现实，而奴隶主子们喝血的梦想也将得以成真。
大清奴才纪晓岚的梦想比邹容的预言又多出了八千多年；好一个“五十年圣寿，自今而往，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
萧森杀气来关外，沧海浮云变古今（1）
——对历史话语权、诠释权的争夺
1642年，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还未沦陷。大清正在东北边陲蓄势待发，准备给大明帝国以致命一击，其内部却发生了一桩言论和文字的罪案。这起文字狱多半为后世研究者忽略，是否是大清第一桩文字狱，凌沧洲目前尚不能下结论，但至少比广东僧人函可的案件早了好几年，而且以大清一位汉族文人人头落地而结案。
故事的起源是这样的，在大清与明帝国争夺东北期间，上升期的大清攻城掠地，一批汉族士人投降了大清，而大清又有效地笼络了他们。这其中，有范文程、沈文奎等人。孙应时也可能是这样的汉族士人，与沈文奎同时入值文馆。祝世昌，算是投降大清的明帝国军官，参与过大清攻打大凌河的战役。
祝世昌在1633年曾经奏请皇太极攻伐大明帝国，并为其出谋划策：
攻城当专用红衣炮，国中新旧三十余具，沈阳留四具，城守已足，其余都可随军。师行克城邑，当得练达谨慎之吏，不求小利，不贪财贿，乃能收集民心、保疆土，宜预选令从军备任使。用兵当兼奇正，轻兵先发，夺人畜，掠物资，然后整军挟红衣炮自大道徐进。
此处国中，指大清国。
这个时候的祝世昌，可以看做是大清忠心耿耿的好奴才。
然而在九年之后，不知是祝世昌良心未泯还是怎的，1642年，他上了一道奏折给皇太极，请求禁止俘获良家妇女卖入风月娱乐场所当三陪妓女。皇太极大怒，发下指示——
“世昌难道不知道我禁乐户？还要写这公开信？不过偏袒汉人，借机沽名钓誉而已。我想世昌身在我国，内心仍把明国作为故乡。”
一场狱案随即兴起。会审结果，判定祝世昌死罪。“其弟世荫同居，知其事，启心郎孙应时为其改疏稿，都得处死。礼部官员姜新、马光先见疏稿称善，当夺职坐罚”。皇太极命令杀掉孙应时，而假意宽大，把祝世昌、祝世荫流放。
孙应时何其不应时也！在大清国草创的宣传作坊，在大清国初期的文化宣传方面，孙也曾经和沈文奎等人共同为其出过谋，划过策。像范文程、沈文奎等都向主子提到过“多疑好杀，百姓离心。攻伐抢掠，百姓以为我们只是看重金帛子女。”这些高级奴才都向主子建议要有长远战略眼光，要立“大志”，变短期抢掠为“长期搜刮”。应该说，这些建议，在大清征服中土时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祝世昌、孙应时这几个人可能又或多或少没有彻底丧失人性，对于俘获汉家妇女卖到妓院这种事情，有一种人道心和同情心在起作用，因此促成了上书。
而野蛮的专制政体是不容许任何异议的声音的。之所以杀孙应时而保住了祝世昌的命，也说明了：一、专制政体是功利的，武将的用处比文人要大，刀剑的力量胜于口舌的力量，对武人宽大而严加惩处文人，算计上合理。君不见曹操杀杨修吗？二、知识分子的独立思维一定要泯灭，因为这对专制政体的危害远大于一场武装叛乱，所谓“破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任何独立的思想、人道的呼吁，都是对野蛮王权的公然挑战。
孙应时必须死，祝世昌必须受到惩罚。内部人都不能容忍异心，更何况是圈外人。
1642年的血案昭示着大清掌控整个中国，征服整个中国后的杀机，大清自己称为江山一统，而在凌沧洲看来，铁幕就要从东北向关内合围，血腥和黑夜将降临到本已苦难，本已昏暗的中国大地……
17世纪50年代左右，历史并不像历史纪年表述一个朝代的开篇那样尘埃落定，各地的抵抗还在进行，大清想统一天下的努力还必须进行一段时日。
在武力征服、镇压、屠杀的同时，对思想制高点的争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权的争夺，对历史的话语权、诠释权的争夺，一刻也没有停息。
1647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带的一本记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受了一年严刑折磨后，此人被流放沈阳。次年，又爆出毛重倬等人的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触犯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这几桩案件拉开了大清思想狱、文字狱的序幕。
萧森杀气来关外，沧海浮云变古今（2）
大学士刚林何许人也？这位清朝贵族对大清如此忠心而对言论如此敏感，对打压言论如此敬业卖力，似乎可以称得上是大清的忠臣孝子了，然而其下场竟然也是被杀，不由让人感到专制权力下并无完卵。这位刚林算是大清的一个文化人，姓瓜尔佳氏，早年被授予笔帖式的职位，掌管翻译汉文的事宜。1636年，此人被授予大学士之职。
在皇太极的扩张征服过程中，刚林多次奉命出使军前，宣扬皇太极的“威德”，让主子感到很满意。作为宣传方面的干将，大清的“肉喇叭”，刚林功不可没。1649年，刚林出任《太宗实录》的总裁。1651年，刚林因为在编辑《明史》的过程中发现缺少天启四年（1624年）到天启七年（1627年）的这几年的明朝实录，请求顺治下赦令悬赏求购；崇祯时期的事迹，如有野史、外传，也下令一并送来。刚林为了大清帝国的统一，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有没有傻子上当，有没有人中了刚林引蛇出洞之计，我不知道。
充当专制极权的“肉喇叭”的下场，通常也并不美妙。刚林在多尔衮死后获罪，罪名是党附多尔衮，并且擅自修改《太宗实录》，增加多尔衮的功绩。刚林被杀，家产也被查抄。
透过充满谎言和迷雾重重的《清史稿》，我们仍能捕捉思想镇压和文字屠杀大戏的蛛丝马迹。有时，思想镇压仅仅是为了思想控制；有时，思想镇压与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
1654年，大学士宁完我弹劾曾任吏部尚书的陈名夏，罪名有N多条，但核心是：陈名夏曾对大臣们说：“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
当此大清国专政时期，提出要“留发复衣冠”，不认同其文化风俗，当然是致命的叛逆之语。陈名夏在《清史稿》中被描述得很不堪，先是作为明朝兵部的官吏投降过李自成（《清史稿》没透露究竟为何投降），后又受到马士英、阮大铖的排挤，最后投靠了清廷。在清廷期间，官至弘文院大学士，晋升为少保，兼任太子太保等职。在宦海几度浮沉之后，面对清廷的审讯，陈名夏对宁完我的指控一一辩驳，抗辩不屈，唯独承认说过“留发复衣冠”的话，于是，陈名夏被皇帝下令处以绞死，家属流放盛京。
凌沧洲不知道这位历经变乱时代、宦海浮沉已久的陈名夏先生最后的心态，只能推测：在一个人的垂暮之年，在一个人看透沧桑尘事之后，在一个人人性未泯之时，他想起了他的故国家园，想起了自己死后的定位，于是带着他对异族文化的蔑视，决然走向刑场。
不然，何以解释陈名夏对其他罪行，如结党营私等都予以否定，独独承认这一条大罪？作为帝国高官，他应该比谁都清楚这是大清最重要的心理防线。还是其“留发复衣冠”的话有人对证，无法推卸？但他如果此时仍想苟活，完全还可以再做一番“是为了大清国稳定”的解释。历史并没有留下这样的记录……因此，或许可以这样推测，在一个人屈辱了一生，荣华了一生后，在一个人犯下许多无可追悔的错误后，才做出了这样一个一生中最重要的判断。
大学士宁完我何许人也？在努尔哈赤时代就已经投降了大清，是贝勒萨哈廉家的一个家奴而已。此人向大清统治者提出了很多建议，在他的奏言中，哪是大清国哪是别的国家分得很清楚：“我国‘笔帖式’，汉言‘书房’，朝廷安所用书房？……”这样一个家奴出身的文化宣传者，也曾出任《明史》的总裁，却用他卑鄙的一击将陈名夏送上了不归路。1665年，当宁大学士死后，康熙腊肉为了表扬这个“杀手”的效忠，赐他谥号“文毅”。雍正年间，更是录用了他的曾孙，还赐给住房、银两。
这种告发，在大清的官吏们看来是投资小见效快的产业，一个双手沾满言论罪血迹的人，不仅自己死得具备哀荣，而且泽被子孙，当真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有此典范，大清国的朝廷和知识分子能不日趋下流乎？卑鄙乎？
1655年，大清的铁幕已经基本将中土合围上了，尚有少数朝廷官员看不清言路已经封闭的趋势，跃跃然要做忠臣孝子，要对帝国的政治指手画脚一番，没料到碰了一鼻子灰，落了个流放荒凉，客死异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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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森杀气来关外，沧海浮云变古今（3）
这一年有两位朝中要员撞到了专制皇权的枪口上。一位名叫季开生，字天中，江南泰兴人，顺治六年进士，在帝国的兵部出任给事中。
1655年，乾清宫建成，朝廷拨款派内监往江南采购陈设器皿，民间传言是去扬州买女子，季开生上疏极谏。顺治发话了：“太祖、太宗制度，宫中从无汉女。我奉皇太后慈训，岂敢妄行，即太平后尚且不为，何况今日？我虽不德，每思效法贤圣主，朝夕焦劳。若买女子入宫，成何如主耶？”因此责备季开生肆意诬蔑，沽名钓誉，下狱到刑部判处杖刑，经赎买免杖刑，流放尚阳堡，不久死在流放地。1660年，天旱，在老季死去多年后，皇帝下诏罪己，假惺惺地下指示道：“季开生建言，原是为我考虑，准其复官归葬，荫庇他一个儿子入监读书。”人死了，还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