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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来了一些人。我第一个注意到的是一个叫做博非的下士。我刚才已经提到过他，他就是那个和我顶嘴的人。有的人叫他“博肥”，不过，他很不欣赏这个绰号。这次，他又多嘴了：“老天，这些人还真不急着去送死呢！”护士兵提醒他，嘴巴这么缺德的人是要倒霉的，结果真的被他说中了。我蛮喜欢博非的。我们常在一起打牌。他五个月以后就出事了，倒不是在炮弹乱飞的埃纳省，而是在后方的一个工地，死在一架起重机的“怪手”下。出事前，他正在翻阅一本黄历。我们的上尉知道这件事以后，发表了一篇悼词，还警戒大家不但说话要小心，连阅读的书也要谨慎加以选择。
‘黄昏宾果’（2）
听我这样说，你一定感到不快—— 很久以前，玛蒂尔德对跟战争有关的事已经不会感到不快了。 我在讲述这个可怕的下午，居然还有心情开玩笑—— 她明白战争包藏着无尽的卑鄙、虚荣与肮脏。 可是我们看够了，也受够了，我们的同情心已经麻木了—— 无边的战场上，长满了虚伪的野草和嘲讽的毒花。 如果我们不拿自己的苦难来开开玩笑，那我们都活不下去了—— 因为只有凡事嘲讽，才能挑战苦难。 请你原谅我的不得已，请你了解我的苦处—— 她完全了解。可是老天啊，请他赶快讲下去。 艾斯普兰萨猛咳了一阵，咳声中带着嘶嘶叫声，好像刀片刮在什么东西上一样。咳完后，终于继续说了下去。 那五个死刑犯是走来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由一队骑兵护送。骑兵也都戴着天蓝色的臂章。领队的军官个子矮小，急着想离开。他在路上遇到了塞内加尔兵。黑人士兵很不情愿地让到路的两旁，让他们过去。在两排不太客气的目光注视下走过，他跟他的下属都感到很不自在。他对我说：“这些黑佬一定以为我们是宪兵，还好没对我们怎样。” 我们双方把犯人的名单对照了一遍。他要我查证每个人的身份，确定一切都合乎规章。他要我在他的犯人名单上签名，注明日期时间，表示交接完毕。战争教会我不要随便在文件上签名，谁知道这些文件以后会落在哪个机关的官僚手中。但他是我的上级，而且中尉医官声明，他的任务只是照料犯人的伤口，此外与他无关。我只有乖乖签了名。骑兵领队满意地上了马，要我此后多保重。其他骑兵跟在他身后也上了路，他们口中呼出的气形成一团白雾。 我下令让犯人松绑。他们分散开来，在旧梁上或者倒塌的墙垣上坐着休息。有人给了他们一些水和饼干。他们各自安静地留在自己的角落，几天没洗澡，又脏又冷。 我一直保留着指挥官交给我的犯人打字名单。名单就在这儿，在我的浴袍的口袋里。一会儿，我会把名单和别的东西都交给你。你在名单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全名。但是旧习难改，我还是用他们战时的绰号称呼他们比较方便。 五个人中最年长的一个三十七岁，是个住在巴黎巴士底一带的木匠。大家有时叫他“巴士多”，但是更常叫他“爱斯基摩”，因为他年轻时曾到北美洲闯天下。我们在村庄废墟里等待时，我没有跟他多聊。他脚上穿着一双德国大兵的军靴，我看到了觉得很奇怪，他们居然没命令他脱下来。他告诉我：“他们就是这样把我抓来的。我要求换靴子，可是他们不理我。”我也觉得奇怪的是，他并非本土保卫军的正规兵。他告诉我，因为他是从美洲回来服役的，所以比别人晚了三年。无论如何，现在军队缺员，连年龄比他大的人也难逃被征召的命运。我对他说：“哎，你这样做真是太不聪明了。”他反驳我说他什么也没做，完全是个意外，判他死刑根本莫名其妙。他这样说的时候，眼睛牢牢地盯着我。 第二个人三十一岁，是个被降级的下士，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叫他“六分钱”。他郑重声明他故意朝自己射了一枪，如有必要，他会再来一遍。他无视我的级别，称我为“吃饱饭没事做的杀人犯”。他是巴黎郊外的一个焊接工，也是工会的激进分子。他发着烧，伤口的疼痛使得他连续几天都无法入睡。中尉医官替他们一个个清洗伤口更换绷带时，我一直跟在他后面。五个人之中，“六分钱”的伤势最惨不忍睹。帮他治疗包扎后，中尉医官对我说：“算他运气好，有这场大雪。如果是夏天，伤口的坏疽早要了他的命，还等到现在！” 另一个来自马赛，二十六岁，是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绰号叫做“普通法”。他脸色苍白，筋疲力尽。因为名单上没有注明，我问他平时从事什么职业。他回答说：“我没有职业。我是个移民的可怜孩子，在我的军人身份证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如果我根本不是法国人的话，你们有什么权利杀我？”他接过我请他抽的烟，接着说：“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好人。你能等多久就等多久，千万不要急着枪毙我们。总统一定会大赦我们。”他的眼睛湿润，非常黑。我可以从他眼中看出来，他其实也不抱任何希望了。我告诉他，我们不是来枪毙任何人的，只要他跟我们的人在一起，就不用害怕。他听了我的话以后，似乎安心多了。 出于本能，“普通法”总是待在一个从多尔多涅省来的高大汉子身旁，一个大约三十岁的农人，沉默寡言，可是把什么都看在眼里。他没有一个真正的绰号。“爱斯基摩”和“六分钱”后来告诉我，在营地和换防时，他们偶尔会遇见他。他以孤独出名。虽然他接到包裹时，会像大家一样分给其他人，可是他把希望和沮丧都留给自己。很多次在作战的时候，他都表现得很灵活，但也只是为了存活下去而已，没什么特别的。谈到他的时候，大家就用“那个人”来称呼。没有人听过他有其他的绰号。 我试着跟“那个人”说话。他听我说，可是眼睛不看我。我告诉他我老家离多尔多涅省不远，我请他抽烟。他对我没兴趣，对香烟也没兴趣。当我离开他身边时，我注意到“普通法”一等我走开，就立刻用脚把地上的一个东西踢到他身边去。“那个人”用没受伤的左手把东西捡起来，看了一眼，又丢回去。几分钟后，我们就离开那个村落了，可是在离开前，我特别回到他坐的地方，看看那究竟是什么东西。那是大英帝国军队制服上的一颗纽扣，上面有一头加拿大驯鹿的图案，周围印着英文和法文的“纽芬兰”。我心中很高兴，虽然你听起来一定觉得很无聊，可是不用他告诉我，从他用左手捡东西来看，就猜得出来他一定是个左撇子。我猜不出的是，他捡起脏纽扣后，那有点惊讶又若有所思的眼神，究竟在想什么。可是不用我说，他自己也猜出来了一些事情，一些他因为太骄傲或太谨慎而不愿意问人的事情。
‘黄昏宾果’（3）
你的未婚夫“矢车菊”，单独留在一边。他喜欢站着，走来走去，喃喃自语。有一次，他抓了一把雪，在手中揉成一个雪球，向我掷来。降职下士“六分钱”对我说：“中士，别理他。有时候他头脑不管用。” 我们让“矢车菊”坐下。医官在帮他治疗时，“矢车菊”把头转过去，故意不看自己的伤口，可是他脸上带着微笑说：“我很高兴要回家了。” 玛蒂尔德忍着没哭，只是问玛奈克究竟不想看到什么。她要知道玛奈克到底受了什么伤。 这时，艾斯普兰萨告诉她，玛奈克的右手被切断了，但那是几个星期以前的事，现在他已经不再痛苦了。 玛蒂尔德把眼睛闭起来，眼皮紧合，用力抓紧椅子的扶手，摇着头，一方面驱逐脑海中的一个影像，另一方面则是拒绝接受命运所做的安排。然后，她沉默很久，低下头，眼睛看着地面。地上铺着砾石，水泥缝间长着小黄花。她记得，不列敦角别墅阳台的石板缝间，也长着这样的小黄花。 过了一阵子，玛蒂尔德做个手势，表示她好过些了，让艾斯普兰萨继续说下去。 军医和护士兵做完医疗工作后，就离开村落了。当他们坐上救护车时，我问军医，“矢车菊”究竟是不是装疯卖傻。他回答：“我也不知道。”又加上一句：“装疯卖傻又有什么用？我们又能怎么样？”他眼睛下有着黑眼圈，我看得出来，他对自己在战场上所做的工作很沮丧，特别是治疗这些就要被枪毙的人。他还不满三十岁，姓圣迪尼，是科西嘉岛人。我后来知道，他两天后也战死了，死在一场发生在巩布勒一带的轰炸里。 我按照命令，叫兵士把犯人的手又绑在背后。我实在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必要。他们全都没力气，我们人又那么多，谁也跑不了。不过这样也好。他们不能动其他脑筋，我们就不会被逼着朝他们开枪。 我们向布查维纳防区走去。犯人排成一排，每个人分别有两名士兵在左右押队。我们要护送他们抵达的战壕有个编号，可是在战争时，战壕就跟兵士一样，每个都有绰号，这样我们记得较清楚。我们要去的这个战壕叫做“黄昏宾果”，为什么这样叫，我也不明白。 我们在被炮弹打得坑坑洼洼的路上走了两公里，一路上没看到一栋房子，没看到一棵树，除了雪以外，什么都不剩。在接近战壕口处，一个士兵正在跟炮兵谈天，一边在等待我们，要为我们带路。 战壕里弯弯曲曲的小路好像永远走不完。我们在泥泞地里非常困难地行走着，可是，犯人比我们还痛苦。我们必须随时扶他们一把。“六分钱”下士跌到一个水坑里，我们把他扶起来后，他什么抱怨的话也没说。就像那个在村庄里跟我说过话的骑兵队长一样，我对自己的任务感到非常羞愧： 把五个兵士带到前线，五个凄惨可怜的自己人，走过长长的、狭窄的战壕，让所有的守卫士兵注视着我们，他们贴身靠在两边的护墙上，让出一条路给我们通过。冬日的天空中挂着一轮圆圆的红日，散发出没有热量的光芒，照射在我们的阵线上，积雪的平原上，也照射在德军弯弯曲曲的黑色壕沟上。到处一片寂静，透着一种古怪的气氛，是我在战时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远处偶尔传来喁喁声，要大家小心不要绊到电话线，因为不管我们走到哪里，这条电话线是我们跟外界的惟一联系。 在离“黄昏宾果”还有半公里远时，我们走到了一条地下通道和第二线战壕的十字路口。那个战壕的绰号是“歌剧院广场”。一堆士兵正忙着做工，他们之中站着一个上尉在等候我们。他军帽下还戴了一顶羊毛风雪帽，穿着一件长毛皮大衣，从脖子一直拖到军靴的靴尖。惟一露出来的只有一个尖尖的鼻子，苦涩的嘴巴，充满敌意的眼睛。跟我一样，他的营长转达了宪兵队的命令。营长自己不愿意做这种差事，却叫他来执行这件任务。他非常火大。 在一个装了电话的角落里，他把我拉到一旁，命令旁边的下士去别的地方喘口气歇息。 他把怒气一股脑儿地发泄在我身上：“艾斯普兰萨，你是少了根筋还是怎么啦？你不能想个办法在路上给这些可怜虫松绑吗？”我故意装傻。他又继续：“然后撇过头去，让他们赶快逃走。再不然，踢他们屁股一脚，叫他们跑得快些！”我回答：“那我现在不是吃不完兜着走吗？你不想惹祸上身，我的指挥官更不希望有任何麻烦。我接到的命令是把这五个被军事法庭定罪的士兵交给你。至于你要把他们怎么样，我也不想知道，否则他们当初会告诉我。” 他更愤怒了：“啊，你说他们没告诉你？那好，我不但不是个故弄玄虚的人，而且我要你知道事情的真相！今天晚上，他们双手反绑在背后，而我们要把他们丢到‘宾果’铁丝网的另一边，让他们留在荒地上冻死饿死，或被对面的人射得浑身是洞。你听到了吗？这是他们给我的命令！中士！也许我应该改称你‘宪兵司令’？这就是他们给我的该死命令！你听过这种天方夜谭吗？” 他用拳头用力捶在放电话装备的长板凳上，把电话旁边的半壶酒震翻了。酒慢慢地流到板凳上，然后一滴一滴地流在地上。我看着滴在地上的酒，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我听说过军方如何处分被判死刑的可怜士兵，那是很久以前，大概是一九一五年年初吧。可是，战时谣言满天飞，所以我也并未完全相信。
‘黄昏宾果’（4）
上尉发了一顿脾气后，突然平静下来。他在一张行军床沿坐下，开始解释给我听。他们大队去年夏天进攻时，遇到万般困难，牺牲了很多兵士，可是几个星期以来，他们这个战区好像对战争失去了兴趣一样，敌我双方有种心照不宣的协议，就是两方都保持低姿态，不轻举妄动。他接着说：“我们并没有互相示好，我们只是彼此漠视而已。大家都需要养精蓄锐，有时候，整天听不到一次枪声。炮兵绝不乱开炮，敌我的战壕距离实在太近了。去年十月打仗时，他们开炮，结果打死了自己人，我们开炮，结果也打死了自己人。”他用悲伤的眼神看着我，叹了一口气：“我们的士兵等着后天换防。现在，你又给我们带来这种大麻烦。” 我们离开那个角落后，他很简短地盘问了一下五个犯人。事实上，他并不想认识他们，也不愿意让部下知道他们是谁。盘问完以后，他立刻对我说：“简直比我想像的还要糟糕。有一个是挑拨是非的，另一个头脑有问题，第三个除了哭只会哀求。舒舒服服坐在扶手椅中的总司令如果想借此杀鸡儆猴，那他可做到了。我的部下看到这种情形，会个个恶心地吐个不停，至于对面的德国佬，他们则会捧腹大笑。” 这个上尉其实还不坏。他的本名叫做法福里，可是大家都叫他“坏嘴巴”，因为他说起话来用字相当粗俗。他建议我最好把犯人带到他的棚屋里，这样大家不至于看到他们而影响情绪。他叫部下将犯人松绑，并且陪伴那些需要上厕所的人到茅房去。 过了一会儿，他把负责指挥“黄昏宾果”的中尉找来了，并且轻声细语地把应该做的事告诉了中尉。这个姓艾斯坦建的中尉大概二十六七岁左右，看起来跟他的长官一样，对自己的任务相当不快。他特别觉得“矢车菊”的遭遇不可置信，这次轮到他想跟“矢车菊”谈谈。谈话以后，他只能摇着头说：“老天爷，天下还有这种事。”小姐，说真的，那天我遇上的每个人，都觉得老天无眼，居然让这种事发生在人间，发生在这条战壕里。 我们就在他的棚屋里，生了一个小火炉取暖，等待黑夜的降临。很显然地，他们对敌人没什么戒心，不怕炉火的光被当作攻击的目标，对面也一样，可看见几处袅袅升起的灰烟。 我跟博非留在犯人身边，手下的其他人留在外面守门。“六分钱”留在炉火旁，想把衣服烤干。“普通法”睡着了。“矢车菊”对我整整说了半个小时，说的都是你的事情。他一直重复赞美你的种种，说了又说，毫无秩序和组织，可是滔滔不绝的言辞里夹杂着真情实话，从他的描述中，我可以想像你的青春，你清澈的双眸，还有你对他的爱恋。他很高兴，他觉得一定会再见到你，大家在为你们准备婚礼。他写了一封信给你，虽然不是他亲笔写的。就在那个棚屋里，在烛光和电石灯光下，他写了最后一封信给你。 我要声明的是，让犯人有机会给他们的亲人寄最后一封信并不是我想到的，而是艾斯坦建中尉的主意。他稍后带着一个小兵到棚屋来，给犯人送晚饭。“矢车菊”